武所城的石板路上，傅鉴飞踩着露水从济仁堂后门走出，青灰色的长衫下摆扫过潮湿的石阶。他抬头望了望天色，东边的山峦刚显出鱼肚白，县公署门前那棵老樟树的枝丫却已经能看清轮廓了。傅鉴飞这几年都有个习惯，起早了，就沿着赤水河边走走。再回到家用餐，喝完泡好的绿茶，就开始翻阅医书。如果有病人，就开始看诊。有闲时，也一起研磨药材。桂生通常是在一旁帮忙分拣晒干的草药。
桂生一边分药，一边抬头问：“师父，我前几日听从广州回来的货郎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又成立政府了，还当上了“非常大总统”，说是要北伐，统一全国呢！”
傅鉴飞手上动作微顿，抬起头，若有所思：“哦？是有这么回事？我前阵子也听教会里的洋大夫提了一嘴，说南方那边又热闹起来了。孙中山总统不容易啊，是个有理想的革命党人，之前在南京也搞过临时政府，后来被袁世凯他们挤下去了。如今又在广州另起炉灶，看来这次有希望了。”
桂生好奇地凑近：“师父，那他这次怎么又当上总统了？还叫什么“非常大总统”？这名字听着怪新鲜的。”
傅鉴飞轻笑一声说：“这“非常大总统”嘛，听说是为了跟北边的那个北洋政府对着干。北边是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谁也不服谁，国会也名存实亡。孙中山在南方，依靠一些支持他的省份，像广东这些地方，重新组织政府，国会也重新开起来，选他当总统，因为不是原来那个合法国会选的，所以就叫“非常大总统”，意思是“权宜之计”，但也算名正言顺地跟北方分庭抗礼了。”
桂生眼睛一亮，又问：“那他当了这个总统，是要干啥大事？”
傅鉴飞放下药碾，认真说道：“哈哈，你问我啊。我又不是他的幕僚。他啊，眼下最要紧的，就是筹备北伐，要带兵打过长江去，把那些军阀赶跑，统一全国。为了这个，他最近在两广地区动作频频，听说发动了好几场军事行动，要把广西、广东这些地方先稳住、统一起来，好作为北伐的基地。两广要是能连成一片，兵源、粮饷、地利都占优势，北伐才有个盼头。”
桂生点头如捣蒜：“原来如此！师父懂得真多。您说这次孙中山能成事吗？咱们国家乱了这么多年，老百姓可都盼着能过上安生日子呢！”
傅鉴飞叹了口气，望向窗外远山，沉声说：“这事儿啊，难说。孙中山是有理想、有见识的，也懂得团结各方力量，可如今中国军阀割据，各怀鬼胎，真正为国为民的少，争权夺利的多。他身边虽然有不少志士，但手里兵权有限，要靠那些粤军、桂军去打天下，还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出力。再说了，北边那些大军阀，哪个不是手握重兵，盘根错节？北伐这条路，艰难着呢！”
桂生又问：“善涛哥就在广州啊，他会不会见到孙总统啊。”
傅鉴飞说：“你都想到天上去了啊，广州是大都市啊。孙总统是大人物啊。善涛是什么角色。”
桂生伸出舌头笑了下，若有所思，又问：“那……师父，您觉得咱们这小地方，离广州那么远，能受影响不？”
傅鉴飞微微一笑：“眼下嘛，影响自然是不大。别说咱们武所县城，就是福建，在历史上也是兵家不争之地啊，何况闽粤赣三省交界，山高皇帝远，一时半会儿也打不到这儿来。但这几年，交通也便利了，周围的兵马还是会路过的。这几年还会少吗？还有本地的那些民团，也不是经常打打杀杀。咱们“济仁堂”好好经营，给乡亲们看病抓药，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不过……”稍顿，语重心长地看着桂生，又说：“世道在变，咱们做医的，也要留心时局。多学些本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将来不管是天下太平还是乱世纷争，能救人就是大功德。”
桂生郑重点头：“师父教诲，桂生记住了！我会好好跟您学医，也多跟那些洋大夫学些新本事！”
傅鉴飞欣慰地笑：“嗯，好孩子。去，把那包金银花再晒晒，别潮了。天要热了，来抓清火药的人多着呢。”
桂生应了一声，转身去翻晒草药。药铺内，药碾声、草药翻动的沙沙声与远处隐约的蝉鸣交织。即使小山城，也在静静关注着远方那个即将掀起波澜的南方政府与它的“非常大总统”。
董婉清把绑好的药包放在竹蓝里，上面盖着昨天傅鉴飞写好的药方。董婉清给桂生说:”个是南街米店张大爷的药，给他送过去。” 桂生答应着，提起竹篮，匆匆离去。
董婉清又回到后院去了。林蕴芝也来到诊室。晨光透过雕花窗棂，在青砖地上投下两人斑驳的影子。
傅鉴飞取出那份《申报》铺在柜台上：你看看这个。
林蕴芝凑过来，发丝间的茉莉香气若有若无。她的目光扫过报纸，停在一则小消息上：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征集文稿讨论科学与民主她抬起头，眼睛里闪着光，老爷对这本杂志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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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李掌柜从汀州府回来，说这杂志在读书人中很流行。傅鉴飞指着另一版面上关于广州平民夜校的报道，还有这些新式学校，教的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算学、格致
林蕴芝的手指轻轻点在那篇报道上：我在东京时见过这样的学校。他们教女子识字、算账，甚至还有生理卫生课。她的声音低了下来，善贞妹子她们没有机会上上学
傅鉴飞摇头打断了她。
善贞只是依着自己给他教点认字，能够写自己的名字，看一些帐本。林蕴芝不仅能读能写，还会说几句英语和日语，拿着字典，还能看些柯林斯医师带来的医学书。
门口的风铃突然响起，一个穿着藏青色学生装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傅鉴飞认出这是县里新式学堂的黄老师，去年刚从福州师范毕业。
傅大夫，我爹的风湿又犯了，想请您去看看。黄老师摘下帽子，露出剪得极短的头发。
傅鉴飞点点头，示意林蕴芝去准备出诊的药箱，随口问道：黄老师近来可好？学堂里还太平？
勉强维持。黄老师叹了口气，保安队上月又加征了教育捐，说是要买枪保境安民。五个学生家里交不起，退学了。他的目光落在柜台上的报纸上，突然眼睛一亮，傅大夫也看《新青年》？
只是略有耳闻。傅鉴飞谨慎地回答。
黄老师却兴奋起来：我在福州时每期必读！陈独秀先生说得太好了，要救中国，必须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与科学！他压低声音，听说广州那边孙中山先生正在筹备北伐，要打倒军阀
黄老师！傅鉴飞厉声打断，慎言！他警惕地看了眼门外，几个挑担的农夫正好奇地往里张望。
黄老师讪讪地住了口，但眼中的热忱未减。这时林蕴芝提着药箱出来，黄老师看到她手中的听诊器，又来了精神：林夫人也用西洋医疗器械？
略懂皮毛。林蕴芝微笑着将听诊器放进药箱，比不得中医的望闻问切。
傅鉴飞注意到她说这话时嘴角微妙的弧度。上次给县太爷的姨太太看病，林蕴芝就是用这西洋玩意听出了心脏杂音，而他把脉半天只诊出个肝气郁结。
黄老师帮着傅鉴飞背起了药箱。路上，黄老师滔滔不绝地讲着福州见闻——电灯、电话、汽车，还有学生们组织的爱国会。傅鉴飞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掀起了波澜。他从十六岁继承父业经营济仁堂，二十年来守着这一方天地，以为熟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便是医者本分。可自从结识了柯林斯医师，加入了基督教，接触了那些闪着冷光的金属器械和精确到毫克的药片，他开始对自己笃信的一切产生了怀疑。
黄老先生的风湿是老毛病了，傅鉴飞开了桂枝附子汤，又取出几片西药阿托品结晶粉：疼得厉害时服半片，能缓解肌肉痉挛。
傅大夫也懂西医了？黄老先生惊讶地问。
略知一二。傅鉴飞含糊地回答，不自觉地想起柯林斯医师的话：傅，中医经验丰富，但缺乏科学依据。西医或许粗暴，但经过实验验证。
回程时经过县衙，墙上新贴了告示，一群人在围观。傅鉴飞走近一看，是《防疫布告》，说是部分地区爆发虎列拉疫情，政府发布防疫命令，要求清洁水源、隔离病患。
黄老师在旁边冷笑：鸦片禁不住，又来瘟疫了。
傅鉴飞没有接话，但心里明白，这个国家正处在巨大的漩涡中，各种灾害，灾难也不汤，新旧思想的碰撞已经无可避免地波及到了武所这个山区小县。
回到济仁堂已是晌午，桂生正在给一个农妇把脉。傅鉴飞注意到他手法生涩，显然心不在焉。等病人走后，桂生犹豫地开口：师傅，我想我想去福州读书。
傅鉴飞的手停在药碾上方：读书？
黄老师说福州有新式医学堂，教的是系统的西医知识。桂生的眼睛亮得惊人，我想学真正的人体解剖，学细菌学说，学外科手术
胡闹！董婉清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你师傅待你如子，教你医术，供你吃穿，你就是这样报答的？
桂生涨红了脸，却倔强地站着不动。傅鉴飞放下药碾，突然觉得无比疲惫。他知道桂生的心思，就像他年轻时也曾向往山外的世界。不同的是，他那时没有选择，而现在的年轻人面前突然出现了无数可能。
吃过午饭再说。他最终只说了这么一句。
午饭桌上的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董婉清不停地给桂生夹菜，仿佛这样就能留住他；林蕴芝则若有所思地搅动着汤匙；桂生低着头，扒饭的动作机械而急促。
傅鉴飞的思绪飘到了更远的地方。他想起了上个月从汀州府回来的商人带来的消息：上海的工人开始罢工；北京的学生在游行这些消息像一粒粒种子，落入他这片干涸已久的土地。
不经意间，徒弟桂生都长大了。也该考虑他的事情了。药铺还得招个学徒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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