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水河总在清晨时分泛起乳白的雾气，蜿蜒穿过闽西连绵的群山。湘水湾就卧在江水拐弯的地方，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青瓦木墙的房屋层层叠叠，像是粘在山壁上的燕巢。

    董敬胜的尸首从美溪被送回来时，已经被雨水泡得不成样子。

    刘青娣记得那天，族里的叔公拄着拐杖站在她家院子里，声音又干又涩：“敬胜媳妇，人死不能复生，你可要挺住。承云还小，你怀里还有一个，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

    她没哭，只是死死攥着衣角，直到指甲陷进掌心，留下四个月牙形的血印。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还在肚子里，躲在门后，不敢出声。

    董敬胜下葬后的第七天，刘青娣终于一个人爬上了屋后的小阁楼。那里堆放着敬胜生前的一些杂物，她在一个破旧的木箱前蹲下，手指沿着箱底摸索，终于触到一块松动的木板。她轻轻撬开它，手伸进黑暗的夹层，触到了那些冰凉、坚硬的东西。

    一共八十七块银元，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这是敬胜留下的全部家底，是他一次次冒着风险往返于潮汕与闽西之间，贩卖土纸、茶叶积攒下来的，还有一些地租积累起来的。他常说：“这些银元，是留给承云读书的。”

    现在，它们成了这个家活下去的唯一依靠。

    日子像湘水湾的溪水，表面平静，底下却暗流涌动。

    敬胜去世后的第二年春天，刘青娣第一次动了那些银元。那天夜里，她取出一枚，放在灶台的灰烬里滚了又滚，直到它失去了原有的光泽，看起来像是被岁月侵蚀多年的旧币。天未亮，她就背着竹篓，步行二十里山路，到了邻镇的集市。

    集市上人多眼杂，她找到一个相熟的杂货店老板，低声说要换些铜板。老板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那枚被故意做旧的银元，什么也没问，按市价兑给了她一千二百个铜板。沉甸甸的铜钱装在她的布袋里，压得她肩膀生疼。

    她用这些钱买了米、盐，还有一小块布，准备给承云做件新衣——孩子的袖子已经短了一大截。

    回程的山路上，她走得很慢，不时回头张望，生怕有人跟踪。湘水湾太小了，小到谁家多吃一顿肉，第二天全村都会知道。一个寡妇，若是突然有了来路不明的钱，不知会惹来多少闲言碎语，可能还会带来其他要命的风险。

    “敬胜家的，日子还过得去吗？”路上遇到同村的妇人，总是这样问。

    “勉强糊口吧，多亏姑姑接济。”她总是这样回答。

    董婉清是敬胜的姑姑，很多年前从武所搬迁到了汀州城里。敬胜的姑丈是汀州人，是在武所开药铺，家境尚可。每隔两三个月，她会托人捎来一些钱粮，虽不多，却足够一家人吃上十天半月。这份恩情，刘青娣铭记在心。

    但她从不敢完全依赖这份接济。乱世之中，谁家都不宽裕。

    那是一九三三年的初夏，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闽西一带拉锯作战，时局动荡。村里时常有队伍经过，有时是红军，有时是国军，有时甚至是土匪。每到这时，家家户户紧闭门窗，女人和孩子躲进地窖或后山的山洞。

    刘青娣也不例外。她在家中后院挖了一个地窖，里面存放着一些粮食和那包珍贵的银元。每当有军队过境，她就带着两个孩子和少许干粮躲进去，一待就是大半天。

    有一次，一支国民党部队在村里驻扎了三天，征用了几乎所有能吃的牲畜和粮食。刘青娣家唯一的一头猪也被牵走了，只换来了几张几乎无法流通的纸币。

    那天晚上，承云饿得直哭，承露也小声啜泣。刘青娣摸着黑下到地窖，又取出一块银元。第二天，她绕道三十里，去了更远的集镇，换了一些铜板，也换回了粮食和一块腊肉。

    那晚，孩子们吃上了几个月来第一顿有肉的晚饭。承云懂事地夹了一块肉放到母亲碗里：“阿妈，你吃。”

    刘青娣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家里的十几亩地，原本是敬胜在时买下的，靠租给佃农耕种收些租子过活。敬胜去世后，佃农见家中无男丁，开始拖欠租粮。刘青娣一个妇人，又带着两个孩子，无力与之争执。

    “请个长工吧。”族里的三叔公建议，“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地荒了。”

    湘水湾一带，请长工不是易事。壮劳力要么自己家有地，要么早已被大户人家雇去。况且，雇一个陌生男子住进家中，对于一个寡妇来说，难免惹人闲话。

    就在这时，哑巴出现了。

    他原本是流落到湘水湾的乞丐，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姓什么，叫什么。只因不能说话，大家都叫他“哑巴”。村头的林寡妇可怜他，让他在自家柴房住下，帮着干些杂活换口饭吃。

    后来林寡妇病逝，哑巴无处可去，就在村口的破庙里安身。他力气大，干活勤快，谁家有重活累活，叫他帮忙，他从不推辞，只要管顿饭就行。

    刘青娣观察了他大半年，发现他虽不能言，却心地纯善，尤其喜欢孩子。有时承云、承露在村口玩耍，他会在不远处守着，防止他们靠近水塘或危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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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四年春天，刘青娣终于下定决心，请哑巴来做长工。

    “哑巴，你愿不愿意来我家干活？”一天傍晚，她在破庙前找到他，用手比划着，“管吃管住，一年再给你做两身新衣裳。”

    哑巴愣了一会儿，然后用力点头，眼睛里闪烁着感激的光。

    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议论。

    “一个寡妇，雇个男人住家里，像什么话！”

    “敬胜才走了两年，她就耐不住寂寞了？”

    “哑巴好歹是个男人，这孤男寡女的，难免出事”

    这些话传到刘青娣耳朵里，她只是抿紧嘴唇，继续做自己的事。她别无选择——要么饿死，要么面对流言蜚语。

    哑巴搬来的那天，刘青娣在灶房旁收拾出一个小房间，虽然简陋，但干净整洁。她严肃地比划着告诉他：“这里是你的房间，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进正屋，尤其是晚上。”

    哑巴重重地点头，用手语表示他明白。

    事实证明，刘青娣的选择是对的。哑巴不仅勤劳肯干，把十几亩地打理得井井有条，还会修葺房屋、喂养牲畜。他对待承云、承露如同自己的孩子，会给他们编草蚱蜢，做木陀螺，教他们辨认山里的野果和蘑菇。

    渐渐地，孩子们叫他“哑叔”，村里的闲言碎语也少了。

    时间如流水，转眼到了一九三五年。

    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汀江岸边结了一层薄冰。承云感染了风寒，高烧不退，咳嗽声撕心裂肺。刘青娣请来了乡里的郎中，开了几服药，不见好转。

    “这孩子病得不轻，得用好些的药。”郎中摇头说，“最好是去汀州城里的西药店买些西药，否则”

    刘青娣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她再次下到地窖，取出三块银元。这次，她决定亲自去一趟汀州城。

    从湘水湾到汀州，要走八十多里山路。刘青娣天不亮就出发，哑巴执意要陪她去。他比划着说：路上不安全，他可以保护她。

    一路上，两人默默无言。刘青娣走在前面，哑巴跟在后面，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山路崎岖，偶尔有乌鸦从枯树上飞起，发出凄厉的叫声。

    快到汀州城时，他们遇到了一队士兵——不是国民党军，也不是红军，红军早就走了。这些是地方民团。这些人比正规军更可恶，他们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站住！”一个满脸麻子的团丁拦住他们，“干什么的？”

    刘青娣心跳如鼓，强作镇定地回答：“老总，孩子病了，进城买药。”

    团丁上下打量她，目光落在她鼓囊囊的衣袋上：“买药？我看不像！搜身！”

    眼看团丁的手就要伸过来，哑巴突然冲上前，挡在刘青娣面前，咿咿呀呀地比划着。

    “妈的，原来是个哑巴！”团丁嫌恶地后退一步，“滚开！”

    另一个团丁却眯起眼睛：“这女人长得不错啊”

    刘青娣吓得浑身发抖。就在这时，远处传来马蹄声，一队骑兵疾驰而来。团丁们见状，立刻整队站好，不敢再放肆。

    骑兵队经过时，刘青娣看见他们的旗帜——是国民党军。为首的一个军官勒住马，看了看她和团丁，厉声问道：“怎么回事？”

    团丁头目赶紧赔笑：“长官，没什么，例行检查。”

    军官又看了看刘青娣和哑巴，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对团丁们喝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你们要是敢骚扰百姓，军法处置！”

    “是是是，不敢不敢”团丁们连声应道。

    军官又转向刘青娣，语气缓和了些：“大嫂，你们快走吧，天黑前就关城门了。”

    刘青娣连连道谢，拉着哑巴快步离开。走出一段路后，她回头看了一眼，那队骑兵已经远去，只留下滚滚烟尘。

    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这个世道，人命如草芥。若不是那队国军及时出现，她和哑巴不知会遭遇什么。

    在汀州城，她不仅买到了药，还去看望了姑姑董婉清。姑姑见她脸色憔悴，又塞给她一些钱，叮嘱她好好照顾孩子。

    回程的路上，天色已晚。山路漆黑，哑巴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松明，点燃后举在前面照亮。火光跳跃，在他的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影子。

    突然，刘青娣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哑巴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她。他的手粗糙而有力，臂膀结实——那是一个常年劳作的女人的手臂。

    那一瞬间的接触，让两人都愣住了。刘青娣慌忙站稳，哑巴也迅速收回手，脸上浮现出愧疚和不安。

    “没事”刘青娣低声说，不知是在安慰他，还是在安慰自己。

    那一晚，她失眠了。敬胜的面容在脑海中模糊不清，取而代之的是哑巴那双诚恳而隐忍的眼睛。

    承云的病在西药的作用下渐渐好转。但这次经历，让刘青娣与哑巴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们依然很少交流——一个不愿说，一个不能说。但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悄然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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