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寒风如刀，武所城东门桥头的榕树上，一颗头颅正悬挂在枝桠间。那头颅的面容扭曲，双眼圆睁，稀疏的胡须上结着血痂与霜花。围观的百姓低声议论着，没有人敢大声说话。

    “这就是潘顺荣啊……”一个老者低声叹息。

    “罪有应得！”旁边的青年咬牙道，声音里压抑着多年仇恨。

    陈余珊站在东门炮楼二层，透过窗棂看着桥头的景象，面无表情。这位闽省第三清剿指挥官昨夜设宴，亲手处决了这个祸乱武所十余年的枭雄。酒杯交错间，埋伏已久的士兵一拥而上，潘顺荣甚至来不及拔枪。临死前他盯着陈余珊，用嘶哑的声音说：“你今日杀我，明日也会有人杀你。”

    “我杀的是匪。”陈余珊冷冷回应。不再多话，直接扣下了扳机。

    那一声枪响，血溅厅堂。

    此刻陈余珊转身，看着桌上潘顺荣的遗物：一支德制驳壳枪，一只怀表，还有几封已发黄的信件。他拿起最上面的一封，日期是民国三十年五月——三年前那个改变了武所的夜晚。

    民国三十年五月三日，深夜。

    潘顺荣站在中山乡自卫队驻地的高处，望着县城方向。月光如水，照在他黝黑的脸庞上，那道从眉心斜划到左颊的伤疤泛着微光——那是民国二十三年与保安团交火留下的。

    “中队长，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副队长林阿旺低声报告。

    潘顺荣转身，目光扫过院子里聚集的二百多名士兵。这些人中有钟绍葵旧部，有江西来的亡命徒，也有本地跟着他多年的地痞。武器参差不齐，有的拿汉阳造，有的背土铳，只有他的亲信配着清一色的驳壳枪。

    “知道今晚要去做什么吗？”潘顺荣声音不高，却让院子里鸦雀无声。

    “抢县城！”有人喊道。

    潘顺荣摇摇头：“不是抢，是讨个公道。”他顿了顿，提高声调，“福州崽骑在我们武所人头上多少年了？警察局的、经征处的、公沽局的，一个个贪得无厌！今天又发来公文，要我们自卫队裁撤一半，粮饷减三成——这是要断咱们的活路！”

    人群骚动起来。这些人大都出身贫苦，跟着潘顺荣就是为了口饭吃。

    “银行里堆着法币，粮仓里屯着白米，他们宁可让钱发霉、米生虫，也不肯给咱们武所人活路！”潘顺荣越说越激动，“今夜，咱们就打开那些大门，拿回本属于我们的东西！”

    凌晨三点，队伍分三路出发。潘顺荣亲自率领主力，沿着中山溪的小路向县城摸去。黑暗中只有急促的脚步声和偶尔的鸟鸣。

    “队长，要是省里派兵来剿怎么办？”路上，亲信潘老四小声问。

    潘顺荣冷笑：“如今日本人打到福建门口，省里自顾不暇。再说了——”他拍了拍腰间的手枪，“咱们有枪有人，大不了上山，像当年那样。”

    “当年”这个词让潘顺荣陷入片刻恍惚。他想起第一次上山为匪，那是民国二十三年冬天，他刚被免职回家……

    民国二十三年冬，筠门岭山路。

    潘顺荣带着十来个弟兄埋伏在山道两侧。寒风吹得枯草作响，远处传来铃铛声——商队来了。

    “老大，看清楚了，是广东来的布匹商，五辆马车。”探子回来报告。

    “都记住，只抢货，不杀人。”潘顺荣嘱咐道。那时他刚被逐出保安队，心里憋着口气，却还守着底线。

    商队进入伏击圈时，潘顺荣朝天开了一枪。弟兄们一拥而上，商队的护卫象征性抵抗几下就跑了。整个过程不到一刻钟。

    “老大，车里有个女人！”有人喊道。

    潘顺荣走过去，看到马车里缩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吓得脸色惨白。她是商队老板的女儿。

    “放她走。”潘顺荣挥挥手。

    姑娘下车时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那天夜里，潘顺荣在临时落脚的山洞里清点战利品，那个姑娘的脸却反复出现在他眼前。他不是没见过女人，但那种眼神——恐惧中带着一丝好奇——让他心烦意乱。

    三天后，他派人把姑娘送回了广东，还塞给她十块银元。

    “老大，你这是……”手下不解。

    “咱们是土匪，不是畜生。”潘顺荣说完就后悔了，这话他自己都不太信。

    其实在那个年月，哪里分得清谁是兵谁是匪？民国二十二年，他还当过武西游击队队长，帮助苏维埃清匪反霸。再往前追溯，民国十九年他第一次参加赤卫队，在红军麾下打过土豪……

    “队长，县城到了。”林阿旺的声音把潘顺荣拉回现实。

    武所县城墙低矮，守夜警察早已被潘顺荣买通。三路人马在城西汇合时，天边刚泛起鱼肚白。

    “阿旺，你带五十人去警察局；老四，你攻经征处；我带主力去县政府和银行。”潘顺荣迅速部署，“记住，警察队长、经征处主任必须死，其他人投降不杀。银行的钱能拿多少拿多少，但账本要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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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呢？”有人问。

    潘顺荣眯起眼睛：“杨树桐……留他活口，我有用处。”

    攻击在凌晨四点半开始。第一声枪响来自警察局方向，紧接着全城枪声大作。潘顺荣率队冲向县政府时，门口两个哨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缴了械。

    “潘队长，你这是……”值班的文书认得他。

    “让开，饶你不死。”潘顺荣大步流星往里走。

    县政府院内，县长杨树桐被枪声惊醒，正要打电话求援，电话线已被切断。妻子紧紧抓着他的胳膊：“老爷，是不是日本人打来了？”

    “不像……”杨树桐脸色惨白，“听枪声，像是内乱。”

    话音未落，房门被踹开。潘顺荣带人冲进来，枪口对着杨树桐。

    “潘顺荣！你好大的胆子！”杨树桐强作镇定。

    “杨县长，”潘顺荣咧嘴一笑，“委屈您和夫人跟我走一趟。”

    此时，城内各处战斗已近尾声。警察局里，队长陈世炤率众抵抗了半小时，最终被林阿旺用手榴弹炸死在办公室里。经征处主任躲在密室，被潘老四用烟熏出来，当场枪决。公沽局仓库被打开，囤积的粮食被一抢而空。

    银行是最后一个目标。当潘顺荣押着杨树桐夫妻赶到时，银行金库已被撬开。

    “队长，全是法币！”手下兴奋地报告。

    潘顺荣走过去，看着堆成小山的钞票，却没有太多喜悦。这些纸钞一日三贬，远不如银元实在。他吩咐道：“装八千元带走，剩下的分给弟兄们，再拿些散给外面的百姓——记住，要让全县都知道是咱们干的！”

    混乱中，有人开始放火。经征处的账本、公沽局的存根在火光中化为灰烬。潘顺荣看着冲天的火光，忽然想起民国十九年，他参加赤卫队时烧地主田契的场景。那时他十九岁，相信烧掉旧账本就能迎来新世界。

    “队长，总共十九个福州籍的官员毙命。”林阿旺来报告。

    “好。”潘顺荣面无表情，“把县长夫妻带上，撤。”

    出城时，天色大亮。一些胆大的百姓站在街边观望，有人甚至鼓掌。这些年福州籍官员在武所的横征暴敛，早已引起公愤。潘顺荣骑在马上，看着这些面孔，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

    “潘队长，你今日所为，与土匪何异？”马背上，杨树桐冷冷问道。

    潘顺荣转头看他：“杨县长，您每个月薪俸三百大洋，可知道武所百姓一家五口一年收入多少？不到三十大洋！你们这些官老爷，才是最大的土匪。”

    杨树桐哑口无言。

    队伍回到中山时已是傍晚。潘顺荣将杨树桐夫妻软禁在一处民宅，派专人看守。

    “一周后放他们回去。”潘顺荣吩咐道，“每日三餐按县长标准供应，不可怠慢。”

    “老大，为何不……”林阿旺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杀了他，省里必派大军围剿。留他活口，事情还有转圜余地。”潘顺荣说。其实还有一层原因他没说——杨树桐虽是福州人，但在武所三年，并未如前任那般贪腐。潘顺荣调查过，这位县长甚至私下减免过一些贫户的税赋。

    那一周里，潘顺荣白天应付各方势力的打探，夜晚常独自站在高处，望着县城方向。他知道省里不会善罢甘休，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果然，闽省政府闻讯震怒，立即派保安团进驻武所。团长傅柏翠放出话来：不剿灭潘顺荣，誓不回师。

    潘顺荣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成十余个小队分散在武所、上杭、蕉岭三县交界处。他自己带着二十个亲信，躲进了上峰村后山的密林——那里是他的家乡，一草一木都熟悉。

    “老大，这样躲到什么时候？”有天夜里，潘老四忍不住问。

    潘顺荣拨弄着篝火，火星飞溅：“等省里换县长，等傅柏翠调走，等新的时机。”

    “咱们能等到吗？”

    “等不到就打。”潘顺荣眼中寒光一闪，“当年钟绍葵几千人都没剿灭我，傅柏翠算什么东西？”

    提起钟绍葵，潘顺荣想起那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民国十九年，钟绍葵率救乡团围剿上峰时，他和教打师潘绣文一起叛变了赤卫队。那是他第一次背叛，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其实当年若跟着红军走到底……”潘顺荣喃喃自语。

    “老大说什么？”

    “没什么。”潘顺荣摇摇头，把那个念头压下去。人生没有如果，他潘顺荣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自己选的。

    躲藏的日子持续了半年。其间保安团数次进山围剿，都被潘顺荣利用地形击退。最危险的一次是在乌鸦泊，他们被两百多人包围，激战一昼夜才突围，潘老四中弹身亡。

    看着亲信死在怀中，潘顺荣第一次感到疲惫。这个三十出头的汉子，双手已沾满鲜血，夜里常被噩梦惊醒。梦中有时是钟绍葵，有时是那些被他杀死的福州官员，有时是那个广东布商女儿的眼睛。

    民国三十年冬，转机来了。黄清淮出任武所县长，与傅柏翠商量后，决定再次招安潘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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