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北京的紫禁城笼罩在一片压抑之中。

    乾清宫东暖阁里，浓郁的药味几乎凝成实质，与檀香、墨香混合成一种奇异而沉重的气息。

    二十来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斜倚在铺着明黄锦缎的龙榻上，蜡黄的面色在烛光下更显憔悴。这位登基八年、夙夜忧勤的年轻君主，眼窝深陷，鬓角已见零星白发，看起来倒像四十许人。

    御案上，奏疏堆积如山，几乎每一份的封面上都写着触目惊心的字样——“急报”“灾情”“寇警”“请饷”……

    “咳咳……”一阵剧烈的咳嗽让崇祯瘦削的肩膀不住颤抖。侍立一旁的大太监王承恩连忙上前，端着一碗温热的参汤，小心翼翼地递到皇帝唇边。

    崇祯就着碗沿抿了一小口，随即摆摆手，将汤碗推开。他的目光落在最上面那份奏折上，那是陕西巡抚三日前送来的六百里加急。

    “陕西的旱情……究竟如何了？”皇帝的声音嘶哑，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

    首辅向前半步，躬身答道：“启禀陛下，陕西自去岁八月至今，整整七个月未降透雨。延安、榆林、庆阳三府尤为惨烈，赤地千里，麦苗尽皆枯死，井水干涸见底。臣接榆林卫急报，有饥民掘草根剥树皮为食，甚至有……”

    他顿了顿，偷眼觑看皇帝神色，才继续道：“甚至有易子而食之事。”

    崇祯闭上眼睛，胸口剧烈起伏。这些年，天灾就像附骨之蛆，死死缠着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帝国：陕西大旱、河南飞蝗、湖广洪涝、山东地震……一桩接着一桩，仿佛老天爷铁了心要亡他朱家江山。

    他沉默了许久，才艰难地吐出两个字：“流民呢？”

    “据陕西布政使司粗略估算，已有十余万流民拖家带口向东、向南迁徙。”

    首辅的声音越来越低，“河南、湖广诸府压力大增，开封、襄阳等地已出现流民聚集，恐生变乱。”

    崇祯没有睁眼，只是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榻沿。暖阁内静得可怕，只有铜壶滴漏规律的滴水声，和皇帝略显急促的呼吸声。

    “流寇呢？”他终于再问，这三个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兵部尚书杨嗣昌出列，展开手中的军报：“启奏陛下，李自成部三月破商州，入河南南阳府，沿途裹挟饥民，现号称二十万；张献忠在湖广与左良玉将军周旋，上月破房县，掳掠甚重；‘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等十三家流寇，现活动于豫楚交界，时分时合，难以剿除……”

    “够了！”崇祯突然暴怒，抓起孙传庭那份奏折狠狠摔在地上，“朕不想听这些！洪承畴，孙传庭都在干什么！朕给他总督军政之权，调拨精兵十万，许他便宜行事，一年了！斩获几何？流寇越剿越多！越剿越强！”

    奏折散开，白纸黑字散落一地。杨嗣昌连忙伏地：“陛下息怒！洪总督已尽力剿抚，然流寇狡诈，避实就虚，官军疲于奔命，粮饷又时常不济……”

    “借口！都是借口！”崇祯剧烈咳嗽起来，苍白的脸上泛起不正常的潮红。王承恩连忙为他抚背顺气，却被皇帝一把推开。

    暖阁里一片死寂。温体仁、杨嗣昌以及侍立的其他几位大臣——礼部尚书徐光启、户部尚书侯恂、工部尚书刘遵宪——个个低头屏息，没人敢在这时触霉头。

    其实谁都明白，大明朝已病入膏肓。只是这话，谁也不敢说出口。

    半晌，崇祯的咳嗽渐渐平息。他疲惫地挥挥手：“今日先到此吧。杨嗣昌，三日内给朕拿出个剿寇方略来。温体仁，拟旨申饬洪承畴，令其戴罪立功。退下。”

    “臣等遵旨。”众大臣如蒙大赦，躬身退出暖阁。

    走在长长的宫道上，温体仁和杨嗣昌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夕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在朱红宫墙上，形如鬼魅。

    “温相，陛下今日又没提辽饷的事。”杨嗣昌压低声音，目光警惕地扫视四周，“关宁军已欠饷四月，蓟镇欠饷三月，再拖下去，恐生兵变。”

    “提了又如何？”温体仁苦笑摇头，这位以圆滑着称，政斗第一的首辅此刻脸上也满是无奈，“国库早就空了。去年加征‘剿饷’‘练饷’，已是怨声载道，江南士绅联名上疏请免者不下百人。再征？怕是流民要变流寇，流寇要变反贼了。”

    在实际的历史上，崇祯八年大会剿前后，明廷主要军事长官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三人前后都在湖北和农民军展开大决战。全明星阵容，自然构成了明军最出色的战绩。

    崇祯八年春，这大过年的，一伙农民军把朱八八的凤阳老家给刨了，搞得那位崇祯气急败坏。扫兴至极的太庙战神朱由检只能成天去祖坟排位面前哭坟，说自己多么的不容易，希望八八泉下有知，别那么早带他走。

    事后，崇祯严厉追查责任。万方有罪，但是罪不归我。那么，根据背锅守恒定律，总得有一个人负责吧？

    虽然祖坟被刨了，可朕是无辜的啊！都是奸臣坏蛋干的，肯定和我没关系，那么就必须得有人死啊。你说对吧，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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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军进城的时候，还茫然不知所措的凤阳巡抚杨一鹏，成了第一个出气筒，处于死刑。巡按凤阳御史吴振缨遣戍，还忙着喝花酒的守灵太监杨泽畏同志，比较有觉悟，他自觉对不起皇上，帮皇上体面了。

    崇祯大帝的命令还没往下传，他就畏罪自杀了，也算对得起他这个“泽畏”了。要是我们大明的同志，都像杨公公这么一样有觉悟，崇祯就可以早几年上煤山观景台咯。而面对农民军，面对起义群众，崇祯更是痛恨至极。

    现在的两人相视默然。作为中枢重臣，他们比深居宫中的皇帝更清楚实际情况——那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烂摊子：

    财政崩溃：太仓银库去年底盘账，结余不足五万两。而仅九边军饷一项，一年就需四百万两。加征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每年能收上来二三百万两，但层层盘剥，真正到朝廷手中的不到一半。就这样，已经逼得北方数省百姓家破人亡，卖儿鬻女。

    军队腐化：卫所制早已名存实亡，军户逃亡十之七八。募兵制下，将领吃空饷成风，一个标营额定三千人，实际能有千人就属难得。杀良冒功更是常态——砍下无辜百姓的头颅，用石灰腌了，充作流寇首级请赏。即便是还能战的部队，如曹变蛟、左良玉等部，也渐渐骄横难制，听调不听宣。

    官僚腐败：从中央到地方，贪腐已成常态。考成法形同虚设，官员考评全看关系和贿赂。连崇祯自己都在一次震怒中感叹：“文官个个可杀！”但他杀了一个，换上来的一样贪。

    天灾连年：小冰河期气候异常到了顶峰，北方连年大旱，南方频发洪涝，黄河多次决口。粮食连年减产，米价飞涨，北京城一石米已涨至五两银子，是万历朝时的十倍。

    民变四起：从天启七年陕西王二起义开始，十年来民变如野火燎原。如今李自成、张献忠已成气候，攻城略地，建号称王。各地小股民变更是不计其数，按下葫芦浮起瓢。

    “或许……”杨嗣昌试探道，“该考虑与满洲暂时议和？先安外，再安内。集中全力剿灭流寇，再图恢复辽东。”

    温体仁像被烫到似的猛地抬头，压低声音厉声道：“慎言！这话你敢跟陛下说？当年袁崇焕就是说什么五年平辽，后来因为‘议和’二字被凌迟！陛下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你我提及此事，轻则罢官，重则……”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杨嗣昌长叹一声，不再言语。两人默默走到宫门口，暮色四合，远处的宫灯次第亮起，却照不亮这沉沉黑暗。

    临别时，温体仁忽然想起什么，低声道：“杨部堂，你听说陕北那个‘新家峁’了吗？”

    “略有耳闻。”杨嗣昌点头，“据说那里自治，安置流民，开荒种地，还按时上缴钱粮。延安知府赵彦的奏报里提过几次，评价尚可。”

    “不止如此。”温体仁若有所思，“上月赵彦密奏，流寇有一部数万余人欲攻延安府城，新家峁派出三千民兵助守，凭借火器之利，竟击退贼军，斩首数千余。其战力，恐不逊于边军精锐。”

    杨嗣昌眉头微皱：“有这等事？为何兵部未收到战报？”

    “赵彦不敢报。”温体仁冷笑，“你想，地方出现如此强横的民团，是功是过？报上去，朝廷是赏是罚？他赵彦夹在中间，只能含糊其辞。”

    “首辅的意思是……”

    “我在想，若各地都有这样的势力，或可助朝廷剿寇。许其团练之名，给些空头官职，令其自筹粮饷，保境安民，岂不比官军更得力？”

    杨嗣昌沉吟片刻，缓缓摇头：“只怕尾大不掉。今日助朝廷，明日就可能反朝廷。唐末藩镇之祸，殷鉴不远。况且，这等势力一旦坐大，朝廷再想收拾就难了。依下官之见，不如装作不知，任其自生自灭。”

    “也是。”温体仁叹息一声，“这世道，忠奸难辨了。罢了，此事容后再议。”

    两人拱手作别，各自登上轿子。温体仁的轿子经过棋盘街，掀开轿帘望去，往昔熙熙攘攘的街道如今冷清了许多。

    不少商铺关门歇业，行人稀疏，且大多面带菜色。偶尔有衣衫褴褛的乞丐蜷缩在墙角，被巡城的兵丁驱赶。

    北京城，这座帝国的心脏，也显出了衰败气象。

    让我们把视野拉高，如苍鹰般俯瞰崇祯八年暮春的大明疆域：

    北方：山海关外，皇太极的满洲八旗铁骑虎视眈眈。清军入塞，破长城，掠大同、宣府，兵锋直抵保定，掳掠人口牲畜数十万而归。关宁锦防线虽在，但已千疮百孔，全靠祖大寿、吴三桂等军阀勉力支撑。朝廷对关宁军又依赖又猜忌，关系微妙。多尔衮与岳托等领兵数万人渡河，招降林丹汗部众于额哲，林丹汗妻子和儿子归降，交出可汗印信，整个漠南蒙古纳入后金版图，大蒙古国的汗位至此断绝，大蒙古国灭亡。满清组建满八旗，兵力翻倍。

    西北：陕西、山西、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李自成虽已东去河南，但留下的饥民仍在死亡线上挣扎。官府加征“剿饷”如催命符，小股民变此起彼伏。延安、榆林一带，官府的统治已名存实亡，全靠一些地方豪强和新兴势力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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