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日的早晨，红旗厂技术科办公室里充满了紧张而期待的气氛。陆文婷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三份文件：一份是省外经贸委出具的正式邀请函，红色抬头，黑色公章，中俄双语对照；一份是市科委拨付的三万五千元专项经费批文，上面明确写着“专款专用，接受审计”八个字；还有一份是今天刚收到的莫斯科电报，只有短短两行字：“彼得罗夫七月十五日CA910航班抵京。谢苗诺夫。”

    老周站在她身边，手里拿着个计算器，嘴里念念有词地算着账：“三万五，买两张北京到莫斯科的往返机票，经济舱，一张两千四，两张四千八。北京到省城的火车票，软卧一张一百二，两张二百四。专家在华期间住宿，按每天六十算，住十五天九百。吃饭每天五十，两人一天一百，十五天一千五。市内交通、资料印刷、参观考察，预算两千。这样算下来，一万零四百四十块，还剩两万四千五百六十。资料费那边，谢苗诺夫要三千美元，按现在汇率一比八点三，折合两万四千九百。咱们的钱，刚刚够。”

    “刚刚够，但一分余钱都没有了。”陆文婷放下电报，眉头微皱，“而且现在伊万诺夫博士来不了了，只有彼得罗夫工程师一个人来。机票、住宿、餐饮都能省一半，但技术交流的效果，也要打折扣。谢苗诺夫在电报里说，伊万诺夫突发心脏病，正在住院，至少需要休养三个月。彼得罗夫一个人来，只能讲化工工艺，钛合金那块，他不懂。”

    “那怎么办？咱们最看重的就是钛合金技术。化工工艺这块，红旗厂本来就有基础，苏联专家能带来的提升有限。”老周也着急了。

    “有总比没有好。”陆文婷拿起笔，在日历上标注着，“彼得罗夫是化工工艺专家，擅长稀土分离和提纯。这块正好是红旗厂的短板。父亲留下的技术里，稀土提纯的纯度一直卡在99.5%，上不去。如果彼得罗夫能帮我们突破到99.9%，那价值就不是三万五能衡量的。钛合金那块，只能等伊万诺夫康复后再说了。”

    “可资料费还要两万四千九呢。谢苗诺夫说要先付款，他才通过外交邮袋把资料寄过来。咱们账上就剩两万四千五百六，还差三百四。而且，钱都付了资料费，专家在华期间万一有个急用，咱们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陆文婷沉默了。这确实是个问题。三百四十块钱的缺口，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放在平时，从厂里其他开支里挤一挤也就出来了。但现在红旗厂的每一分钱都有用处，工人集资的二十万要付配套资金，市里的五十万扶持款要用于设备改造和生产启动，深圳的三百万要发工资、付欠款、维持运转。三万五的专项经费，已经是市科委特批的，不能挪用，不能超支。

    “资料费的事，我跟谢苗诺夫再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先付一半，等资料收到了再付另一半。或者，用红旗厂的产品抵账，咱们的稀土添加剂，在国际上也是有市场的。”陆文婷说着，但自己心里也没底。苏联现在物资短缺，卢布贬值，谢苗诺夫要美元，是硬通货。用产品抵账，他未必愿意。

    “文婷，还有个事。”老周压低声音，“市科委的批文上写着‘专款专用，接受审计’。这三万五，每一分钱花在哪里，都要有发票，有凭证。专家走了，咱们要写详细的经费使用报告，报市科委、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如果审计出问题，不光钱要追回，可能还要追责。这个压力，可不小。”

    “我明白。”陆文婷深吸一口气，“所以每一笔开支，我们都要精打细算，都要有据可查。机票要保留票根，住宿要有发票，吃饭要有收据，交通要有票证。老周，你辛苦一下，做一份详细的经费预算表，每一栏都填清楚。专家来了，每天的行程、花费，都要记录。这是政治任务，不能马虎。”

    “好，我这就去做。”老周转身要走，又想起什么，“对了，接待的事怎么安排？专家住哪儿？吃什么？谁陪同？翻译怎么办？彼得罗夫只会简单英语，咱们厂里，英语好的没几个。”

    “住宿安排在省外事办指定的宾馆，涉外宾馆，安全，正规，有发票。吃饭就在宾馆餐厅，或者厂食堂小灶，干净卫生。陪同人员，我亲自陪同，技术科的小王英语不错，当翻译。另外，市外事办会派一个工作人员，负责协调和安全。参观考察的路线，我已经拟好了，红旗厂实验室、省化工研究院、市稀土研究所，重点展示咱们的技术实力，也让专家看看中国的工业水平。”

    “文婷，你又要搞技术，又要当陪同，身体吃得消吗？这半个月，可是连轴转。”

    “没事，我还年轻，扛得住。”陆文婷笑了笑，但笑容里带着疲惫，“老周，你去忙吧。我得给谢苗诺夫回电报，确认行程，商量资料费的事。另外，还得跟陈处长联系一下，请他协调市外事办，做好接待准备。时间不多了，五天，专家就要到了。”

    老周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陆文婷一个人。窗外的阳光很烈，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她拿起钢笔，铺开电报纸，开始拟电报稿。每一个字都要斟酌，既要表达诚意，又要守住底线。资料费可以付，但不能全付；技术交流要深入，但不能涉及军工机密；接待要热情，但不能超标。

    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工业现状：缺钱，缺技术，缺人才，但更缺的是自信和经验。面对苏联专家，面对德国技术，面对国际竞争，红旗厂像个小学生，既要虚心学习，又要保持自尊；既要打开大门，又要守护家门。这其中的平衡，很难把握，但不能不把握。

    陆文婷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最后定稿：

    “谢苗诺夫教授：来电收悉。彼得罗夫工程师七月十五日抵京，接待工作已安排。伊万诺夫博士病情令人关切，盼早日康复。资料费事宜，建议先付一千五百美元，待资料收到验收合格后付清余款。可用红旗厂稀土添加剂产品抵部分款项，质量保证，国际认可。盼复。陆文婷。”

    电报发出去，陆文婷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她知道，这封电报发出去，就意味着三万五千块钱的专项经费，正式启动了。这钱，是红旗厂的希望，是中国工业的希望，不能浪费，不能出错。

    希望，是沉重的。

    红旗厂机加工车间里，机器轰鸣，焊花四溅。齐铁军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和工人们一起，正在改造那台五十年代的老式车床。车床是沈阳机床厂1958年生产的，用了三十七年，精度下降，效率低下，但还能用。改造的方案是陆文婷设计的，加装数控系统，改成半自动化，精度能提高两级，效率能提高三倍。

    “齐厂长，这个导轨的磨损太严重了，得换。”老陈指着车床的导轨，上面有明显的凹痕，“我问了沈阳厂，新的导轨一套要八千，还得等三个月。咱们等不起。”

    “不能等，也等不起。”齐铁军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导轨，“老陈，咱们自己能不能加工？你是八级钳工，这种活，应该难不倒你。”

    “加工倒是能加工，但精度保证不了。车床导轨的平面度、直线度要求很高，误差不能超过百分之一毫米。咱们厂现有的设备，加工出来的精度最多千分之一，差一个数量级。”

    “千分之一就千分之一，先用着。等生产起来了，有钱了，再换好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设备开起来，把产品做出来。红旗厂等不了三个月，工人们等不了三个月。”

    “可精度不够，做出来的零件合格率就低，废品率高，成本就上去了。齐厂长，这是恶性循环。”

    “我知道是恶性循环，但咱们现在没得选。”齐铁军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老陈，你就按千分之一的精度做，能做多好做多好。合格率低，咱们就多花人工，多花时间，一个一个挑。废品率高，咱们就回收再利用，能用的用，不能用的当废铁卖。总之，车床必须改，生产线必须开。市里的五十万扶持款已经到账了，设备改造是第一位的，不能拖。”

    老陈看着齐铁军，这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头发白了，腰弯了，但眼里的光，还像三十年前一样，倔强，不服输。他知道，齐铁军说得对，红旗厂等不起了。德国人只给一个月时间，苏联专家马上就来了，合资公司等着设备开工，工人等着新产品下线。再等下去，红旗厂就真的完了。

    “行，齐厂长，我听你的。导轨我自己加工，精度尽量往高了做。数控系统那边，小张他们已经联系好了，天津的一家厂子，有日本淘汰的系统，改装一下能用，一套一万二。加上其他配件，整个改造下来，大概要三万。”

    “三万就三万，批了。”齐铁军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记下一笔，“设备改造一共五台，车床、铣床、磨床、钻床、冲床，总预算十五万。这是市里扶持款的第一笔开支，要花在刀刃上。老陈，你负责技术，我负责钱。咱们俩配合，半个月内，五台设备必须改造完成，生产线必须调试到位，下个月初，新产品必须下线。”

    “半个月？齐厂长，这时间太紧了。光是导轨加工，就得一星期。数控系统安装调试，又得一星期。五台设备，最少得一个月。”

    “那就加班，三班倒，人停机器不停。工人的加班费，我来想办法。老陈，红旗厂能不能活，就看这半个月了。设备改造好了，生产线开起来了，新产品下线了，咱们就有底气跟德国人谈，跟深圳人谈，跟市里要政策。设备改造不好，生产线开不起来，新产品出不来，那五十万扶持款，就是打水漂，红旗厂，就真没救了。”

    老陈看着齐铁军，看着这个在红旗厂干了三十年的老厂长，看着他眼里的血丝，看着他手上的老茧，心里一酸。他知道，齐铁军说的是实话，也是狠话。红旗厂，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候了。

    “好，齐厂长，我干。三班倒就三班倒，人停机器不停。半个月，五台设备，我老陈就是不吃不睡，也给你改造出来。但工人的加班费，你可得说话算话。大家刚借了钱给厂里，不能再让大家白干活。”

    “放心，加班费一分不少。市里的扶持款，专款专用，设备改造十五万，原料采购二十万，新产品研发十万，剩下五万，就是预备费和加班费。这钱，谁也不能动，谁也不能挪用。我齐铁军在这儿发誓，这五十万，每一分都要花在红旗厂的生死存亡上，谁敢动歪心思，我第一个跟他拼命！”

    车间里的工人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看着齐铁军。这个平时话不多的老厂长，今天的话，像锤子一样，砸在每个人心上。五十万，是红旗厂的救命钱，是工人们的血汗钱，不能浪费，不能出错。

    “齐厂长，我们信你！干！”

    “干！半个月，五台设备！”

    “红旗厂，一定要活！”

    工人们齐声喊，声音在车间里回荡。齐铁军的眼睛红了，他转过身，擦了擦眼角，然后转回来，大声说：“好！那咱们就干！从现在起，机加工车间，三班倒，人停机器不停！技术科，跟班指导，解决技术难题！后勤科，保障伙食，保障安全！红旗厂的翻身仗，就从今天，从这台车床开始！咱们要让所有人看看，红旗厂，倒不了！红旗厂的工人，垮不了！”

    “倒不了！垮不了！”

    工人们的声音，像惊雷，像战鼓，在车间里炸响。老陈戴上手套，拿起工具，第一个走向那台老车床。火花溅起，机器轰鸣，红旗厂的设备改造，正式开始了。

    希望，是干出来的。

    深圳阳光酒店的会议室里，气氛再次紧张起来。赵红英和李律师坐在长条桌的一侧，对面是刘天华和他的法务团队。桌上摊着两份合同草案，一份是《合资经营合同》，一份是《设备租赁协议》。两份文件都很厚，条款密密麻麻，每一个字都可能藏着陷阱。

    “赵厂长，设备我已经让人运回化工厂了，环保整改也在进行中。现在，咱们该签合同了吧？”刘天华靠在椅子上，手里把玩着一支金笔，脸上挂着志在必得的笑容。

    “刘董事长，合同可以签，但条款要改。”赵红英翻开《设备租赁协议》，用笔指着其中一条，“这里写着，合资公司以每年五十万元的价格，向天华实业租赁化工厂的全部设备。这个价格，不合理。我们评估过了，那些设备，最年轻的用了八年，最老的用了十五年，折旧后总价值不超过一百万。年租金五十万，相当于五年就回本，这租金太高了。”

    “高吗？赵厂长，你这话就不对了。”刘天华的财务总监，那个姓陈的香港人开口了，“设备的价值，不能只看折旧，要看产出。那些设备，开足马力生产，一年产值至少五百万，利润至少一百万。五十万租金，只占利润的50%，很合理了。再说了，设备是我们天华实业的，我们愿意租给你们，是情分，不是本分。你们要是觉得贵，可以不租，自己买新的。一套新设备，没有三百万下不来吧？”

    “陈总监，账不是这么算的。”李律师推了推眼镜，不慌不忙地说，“设备租赁价格，应该参照市场行情，参照设备状况，参照使用年限。我们咨询了深圳几家设备租赁公司，同类型、同状况的设备，年租金在设备原值的8%到12%之间。按你们设备原值两百万算，年租金应该在十六万到二十四万之间。五十万，是市场价的两到三倍，这显然不合理。”

    “李律师，你这话就不对了。”刘天华接过话头，“设备租赁，不是简单的租用，还包括了技术支持、维护保养、升级改造。我们天华实业，有成熟的技术团队，有完善的维护体系，这些，都是要成本的。五十万租金，包含了这些服务，很公道了。再说了，合资公司成立后，设备的使用、维护、升级，都需要我们的人参与。这难道不是价值？”

    “刘董事长，技术支持、维护保养，这些可以单独计算费用，但不能打包在租金里，而且价格要合理。”赵红英冷静地说，“我的意见是，年租金二十万，技术支持费每年五万，维护保养费每年五万，加起来三十万。这是我们的底线。如果同意，我们就签。如果不同意，设备我们可以不要，合资公司重新采购设备。市里的扶持款已经到位了，五十万，足够买新设备了。”

    刘天华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没想到赵红英这么硬气，连设备都可以不要。市里的扶持款五十万，他是知道的，如果红旗厂真用这钱买新设备，那他的化工厂设备就成了废铁，租不出去，卖不掉，还要承担环保整改的费用。这笔账，不划算。

    “赵厂长，你这是在威胁我？”

    “不是威胁，是谈判。”赵红英毫不退让，“刘董事长，合作要公平，要双赢。您想用设备套牢合资公司，这个算盘，打错了。红旗厂是困难，但不傻。我们有技术，有市场，有政策支持，缺的只是资金和时间。设备，我们可以买，可以租，但价格要合理。如果您的条件太苛刻，我们可以找别人合作，深圳这么大，设备租赁公司多的是。”

    刘天华盯着赵红英，看了很久。这个女人，比他想象的要难对付。软硬不吃，油盐不进，每一步都算得很准。他知道，他不能再逼了，再逼，合资可能真的黄了。化工厂的环保整改，需要合资公司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他在深圳的关系网，需要红旗厂的国企牌子；他的长远布局，需要红旗厂的技术和市场。不能因小失大。

    “行，赵厂长，你赢了。”刘天华妥协了，但眼里闪过一丝不甘，“年租金二十万，技术支持费五万，维护保养费五万，加起来三十万。但有个条件，技术支持费和维护保养费，要预付，一年一付。租金可以季度付。这是我的底线。”

    “可以。但技术支持要量化，要考核。每年完成多少项技术改造，解决多少技术难题，要有明确指标。维护保养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时间在95%以上，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四小时。这些，都要写进合同。”赵红英步步紧逼。

    “赵厂长，你这是不信任我啊。”

    “不是不信任，是规矩。亲兄弟，明算账。有了规矩，合作才能长久。”

    “行，都写进合同。那合资合同呢？什么时候签？”

    “合资合同要等红旗厂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上级批准。这是程序，不能省。但我们可以先签一个补充协议，把设备租赁的事定下来。等正式合同签了，补充协议自动生效。这样，您放心整改，我们放心合作。如何？”

    刘天华看着赵红英，突然笑了，笑得很无奈：“赵厂长，我算是服了你了。行，就按你说的。补充协议，今天签。合资合同，你们抓紧走程序。但我丑话说在前头，我只等一个月。一个月内，程序走不完，合同签不了，那咱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我刘天华，不等人。”

    “一个月，够了。”赵红英站起来，伸出手，“刘董事长，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刘天华握住赵红英的手，握得很紧，但心里，是冷的。

    他知道，这场合作，从一开始，他就没占到便宜。赵红英这个女人，不是来求他投资的，是来平等合作的。红旗厂，也不是他想象的破落户，是有技术、有人才、有骨气的硬骨头。这根骨头，不好啃，但啃下来，可能很有营养。

    送走刘天华，赵红英瘫坐在椅子上，浑身虚脱。这场谈判，又赢了，但赢得很累，很险。刘天华让步了，但眼里的不甘，她看得清楚。这种人，不会轻易服输，一定会在别的地方找回来。

    合资的路，还长着呢。

    “赵厂长，您真厉害。”李律师收起文件，由衷地说，“刘天华在深圳，是出了名的难缠，您居然能让他让步到这个程度。红旗厂有您这样的厂长，是福气。”

    “不是厉害，是没办法。”赵红英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红旗厂不能让人掐着脖子过日子。设备是生产的根本，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至少，租用的成本要合理。李律师，谢谢您。没有您，这场谈判，我们赢不了。”

    “应该的。赵厂长，您也注意身体。我看您脸色不好，是不是这几天没休息好？”

    “没事，撑得住。李律师，您先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坐会儿，静静。”

    李律师走了，会议室里只剩下赵红英一个人。窗外的深圳，华灯初上，霓虹闪烁。这个城市的夜晚，比白天更喧嚣，更浮躁，也更真实。但这一切，与红旗厂无关，与长春无关，与那片黑土地无关。

    赵红英拿起电话，拨通了长春的号码。

    “喂，老齐，是我。深圳这边，补充协议签了，设备租金谈到三十万，技术支持和服务都写进了合同。刘天华只给一个月时间，合资合同要抓紧。你那边，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传来机器的轰鸣声，还有齐铁军沙哑但兴奋的声音：“红英，设备改造开始了，三班倒，人停机器不停。市里的五十万到账了，工人们的干劲很足。苏联专家十五号就到，文婷在准备接待。红旗厂，活了！”

    “活了就好，活了就好。”赵红英的眼眶湿了，“老齐，你注意身体，别太拼。红旗厂不能没有你，咱们……不能没有你。”

    “我知道，你也是。红英，早点回来，红旗厂需要你，工人们需要你，我……需要你。”

    挂了电话，赵红英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但她知道，不能哭太久，不能倒下。红旗厂还在等着她，工人们还在等着她，齐铁军、陆文婷、沈雪梅，都在等着她。

    红旗厂，一定要站起来。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