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敲完，没有第四下。

    浩哥从木板上翻下来，动作极快，光脚落地没出声。

    小东哥已经贴在铁皮门边上，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根角铁，半米长，攥在手里刚好。

    双哥按住我的肩膀，把我往废纸板堆的后面推。

    门外没动静了，等了五分钟。

    浩哥侧身从门缝往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才把门拉开一条缝。

    地上放着一个塑料袋，系了死结，袋子里装着个圆的硬东西。

    小东哥用角铁挑开袋子。

    一个收音机。

    老式的，天线断了半截，调频旋钮磨的发亮。

    和五金店柜台上那个一模一样。

    收音机底部贴了一条医用胶布，胶布上写了四个字。

    留着有用。

    字迹很小，圆珠笔写的，用力不均匀，有两笔划破了胶布。

    浩哥蹲下来盯着那台收音机看了很久，没碰。

    小东哥出门沿着巷子两头跑了一趟，回来摇了摇头，人早走了。

    这一夜没人再睡。

    天亮之后我干了一件事。

    仓库角落堆着一批废旧电器，是那个收废品的朋友攒着准备拆铜线卖的。

    我在里面翻了二十分钟，翻出一台486。

    机箱上贴着个歪扭的标签，写着好的，大概是收来的时候测过能开机。

    显示器是十四寸的，后面很大，搬起来死沉。

    软驱有，3.5寸的口，我拿指头在里面掏了掏，没卡东西。

    插电，开机。

    风扇转起来的声音跟拖拉机发动了一样，屏幕上跳了一堆白字，DOS界面慢悠悠的爬了快两分钟才出来。

    第一张盘塞进去，咔嗒一声，软驱吃进去了，指示灯亮着，嗡嗡的转。

    读出来了。

    文件不大，txt格式，打开之后满屏的数字和代号。

    97年4月，汕尾甲子港，中转南澳，接货代号灰狗，结算金额187万。

    97年6月，甲子港，中转澄海，接货代号老鼠，结算金额224万。

    一条一条往下排，精确到每一批货从哪个港口出发，在哪里过一手，谁接的，结了多少钱，从97年一直到99年初，两年多，四十七条记录。

    最大的一笔，99年1月，结算金额一千一百万。

    接货代号铜锣。

    阿鬼花了一年多从水房体系里抠出来的东西，全在这了。

    第二张盘。

    分销网络图，准确说是一份表格，列了十一个节点，每个节点标了代号、负责片区、联络方式的编码规则。

    花都、从化、增城、番禺、南海、顺德，铺开去，广州周边一圈全盖住了。

    最小的一个节点标着花都末端，代号矮柜。

    第三张盘我塞进去，软驱转了。

    空的。

    我退出来重新插了一遍。

    还是空的。

    格式化过的，干干净净的，连个残留文件名都没有。

    反复读了三遍，确认，阿鬼贴了手写标签3，但里面什么都没装。

    浩哥在我背后站着看完了全程。

    他等我把软盘退出来，说了一句话。

    “第三张盘本来装的是青鱼的资料。”

    “阿鬼没找到青鱼，所以他来找你。”

    我把三张盘放回饼干盒里，盖上盖子。

    圣诞老人笑眯眯的，红帽子褪了色。

    凌晨一点我出去打电话。

    三元里的公用电话在一家网吧门口，网吧通宵营业，门口坐着两个抽烟的中学生，校服领子翻在外面，扣子少了两颗。

    拨陆队长的号，响了八声。

    他接电话的声音不对，哑的，闷的，平时他说话一个字一个字交代的清清楚楚，这回含混，声音是从嗓子深处挤出来的。

    “青鱼断联了。”

    我攥着话筒，指头箍在塑料壳上。

    “今天下午三点最后一次信号，之后电话关机，两条备用联络方式全部无响应，省厅启动了紧急预案。”

    下午三点，我在棠溪村五金店门口蹲着抽烟的时候，青鱼的信号断了。

    “省厅现在倾向于第一套方案，立刻收网，”陆队长的声音压着，但压不住底下那层东西，“青鱼断联意味着水房已经在清扫了，再拖，所有线都保不住。”

    他顿了一下。

    “你那边有没有新的东西？”

    我犹豫了三秒。

    把软盘的事说了，第一张，海路走私记录，两年四十七条，第二张，分销网络，十一个节点。

    第三张是空盘的事，我没提。

    “转交，立刻转交。”陆队长的语气里没有商量的余地。

    “可以，”我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电话那头的笔不敲了。

    “收网之前，把我身边的人全部带走，红姐、姐姐、小七、小禾、双哥、浩哥、小东哥，一个不能少。”

    陆队长没吭声。

    我等着。

    网吧门口那两个中学生在比谁的烟圈吐的大，一个吐成椭圆的，另一个吹散了，骂了句脏话。

    “我尽量。”

    两个字。

    我挂了电话往回走，尽量和一定之间隔了多远，我说不清楚。

    但我知道一个当了十几年缉私的人在电话里说尽量而不是没问题，那中间隔的东西比一条人命还要复杂。

    回到仓库，浩哥没睡。

    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地上扔了七八个烟头，排成一排，间距差不多，好像在用这个数数。

    “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放手不干？”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

    台阶上的水泥凉的。

    “今天下午让小东哥去查了那张寻人启事上的电话。”

    我扭头看他。

    “号码是真的，接电话的是个女人，海丰话，说林远洲是她丈夫，三天前出了门没回来，小东哥多嘴问了一句家里几口人，那女人说有个两岁的女儿。”

    浩哥拿起地上的矿泉水瓶喝了一口，拧上盖子。

    “阿鬼要是水房的人，水房不用给他编老婆孩子，编那么细干嘛，要是不是水房的人……”

    他没把后半句说完。

    不用说，排水沟里那声闷响，沉的，钝的，我听了两天了，闭上眼就在耳朵里转。

    一个有老婆、有两岁女儿的人。

    第二天中午，双哥出去买盒饭。

    回来的时候他脸色不对，盒饭没买到，手里攥着一包花生米，进门先把仓库门从里面拴了。

    “皇冠，三元里大街上停着。”

    我和浩哥同时站起来。

    “秋姐从副驾下来，进了巷口那家凉茶铺买了两杯凉茶，上车走了，往立交桥方向开的，经过咱们这条巷子口的时候减了速。”

    双哥把花生米往桌上一搁。

    “没停，但减速了。”

    浩哥没废话，开始收拾东西。

    “走，现在走，不要固定地点了，改流动。”

    他把四个人分成两组，他带小东哥，我跟双哥。

    每天碰一次头，地点用暗语传，绝不在同一个地方过两夜。

    饼干盒我随身带，贴着肚皮，铁皮硌在腰带扣上面。

    分头之前小东哥把我拉到废纸板堆后面，塞给我一张纸条。

    花都区新华镇建设路28号。

    “第二张软盘上十一个节点，最末端的一个，花都片区分销的收尾点，”小东哥的声音很低，嘴唇几乎没动，“水房三天后那批海路货进广州，陆路接应走花都，最后一站就是这。”

    他看着我。

    “你要是真的替水房跑那趟活，这是你唯一能亲眼看到整条线怎么合拢的地方。”

    我把纸条折好塞进鞋垫底下。

    三天后，水房给我的任务，跟陆队长准备收网的时间，撞在一起了。

    口袋里装着两边的东西，水房的纸条，阿鬼的软盘。

    两根引线，每一根底下都连着炸药。

    我站在中间。

    当晚我在越秀区一个钟点房里给红姐打电话。

    “明天带着姐姐、小七和小禾离开大石，去苏以沫那边住几天。”

    红姐没马上答应。

    “为什么？”

    “想你离我近点。”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你说谎的时候鼻音会重，你知不知道？”

    我张了张嘴，没接上。

    红姐叹了口气，说好。

    挂电话之前话筒那头突然乱了，有个小的声音在抢电话，红姐在后面说“小心别摔了”，然后一个脸蛋贴到话筒上来。

    “大哥哥！”

    “嗯。”

    “我今天画了一幅画，画的是大哥哥和漂亮姐姐！”

    “好看吗？”

    “漂亮姐姐画的好看，大哥哥画的不太像，鼻子画歪了。”

    我笑了。

    “等见面了给我看。”

    “拉钩！”

    “拉钩。”

    挂了电话我在钟点房的床边坐着没动。

    床单有股洗衣粉的味道，廉价的那种，齁甜。

    窗外是越秀区的夜。

    远处有栋楼顶上的广告牌亮着，卖空调的，一个女人抱着双臂在笑。

    鼻子画歪了。

    七岁的小孩，爷爷不见了，半夜被送走，换了三个地方住，还能坐下来画画。

    画里的大哥哥鼻子画歪了，但旁边的漂亮姐姐画的好看。

    我把脸埋在手掌里。

    手机响了。

    不是红姐的号，也不是任何我认识的号。

    短信只有一行字，林远洲的女儿很像他，左脸也有一道印子。

    我盯着屏幕，血从头顶往脚底走。

    那道印子是胎记还是别的什么，短信没说。

    但发这条短信的人，去看过那个两岁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