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四，汕头峰亲自跑了一趟夏茅。
他进门的时候提了个黑色塑料袋，往茶几上一放，里面是用报纸裹着的两捆现金，外头拿皮筋箍的紧紧的。
汕头峰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拍在桌上，自己抽了一根叼嘴里，翘着二郎腿靠在沙发上。
“开春之后作坊还是得开一条线，过完年你来伍仙桥那边看看，我找了个新地方，比原来那个大一倍，年前年后这段时间市场缺口最大，好多烟贩子已经在催货了。”
我没急着表态。
作坊的事是赚钱，但林耀祖才跑了没几天，风头还没过，这时候扩产线风险太大，得缓缓。
“过完年再说。”
汕头峰也没多劝，他这人爽快，说完正事就开始东张西望找吃的。
红姐刚好买菜回来，听说汕头峰要留下吃饭，多炒了三个菜，一桌子摆了六盘。
汕头峰吃了三碗米饭，筷子没停过，嘴里塞着菜还在说话。
“阿彪那条手臂我给他卸了，三根肋骨也断了，送到医院第二天人就被转走了，去哪不知道。”他夹了块红烧排骨啃着，“我不后悔下手重，但这人要是没死，以后是个麻烦。”
红姐坐在旁边没插嘴，低头扒饭，但筷子慢了半拍，我知道她在听。
汕头峰走了之后，小东哥从越秀区回来，带了个消息。
“周建华请了三天病假，没去所里，待在家里没出门。”小东哥蹲在阳台上抽烟，声音压的低，“他楼下的邻居说这几天他家厨房的排烟管一直冒烟，不像是做饭，纸烧多了那个味儿。”
烧材料，跟林耀祖来往的那些东西，账目也好文件也好，他在给自己擦干净。
我靠在阳台门框上，没说话。
周建华这条线动不得，至少现在不是时候，他给了我花都的地址，救回了红姐和姐姐，这笔账我认，但他跟林耀祖合作了多久，手上过了多少脏东西，他自己心里清楚。
欠我的人情，总有用到的那天。
腊月二十五，红姐在卧室收拾行李。
一个旧皮箱，拉链有一边卡住了，她使劲拽了两下才拉开，箱子里叠着几件换洗衣服，角落塞了两条好烟、一瓶五粮液，还有几盒广州的莲蓉酥和鸡仔饼，用红色塑料袋装着。
我靠在门框上看她收拾。
她蹲在地上叠衣服，一件一件压平了放进去，动作拖的慢，平时十分钟能干完的事磨了快半个钟。
我没出声。
姐姐从客厅走过来，手上端着一碗银耳汤，探头往里看了一眼。
“红，你带个厚外套，湖南比广州冷多了，上次你回去冻感冒了忘了？”
红姐应了一声，从衣柜最里面翻出一件军绿色的棉服，叠好压进箱子底层。
姐姐凑过来跟我说，她过年不回老家了，跟苏以沫约好了留在广州守店，十三行那边年初一到年初三关门，但夏茅的店还开着，趁过年城中村人少，正好盘一次库存。
我从抽屉拿出一万现金递给她。
姐姐往后退了一步：“我不要，我又不是小孩子。”
“拿着，过年买件新衣服。”
“我卖衣服的我还要买衣服？”
我把钱塞进她围裙口袋里，她还想掏出来，我已经转身走了，身后姐姐跺了一下脚，嘴里嘟囔着什么，没追上来。
下午，我带红姐去菜市场。
年关的菜市场挤的水泄不通，到处是拎着大袋小袋的人，卖腊肉的摊子排了长队，油腻腻的案板上挂满了腊肠腊鸭，空气里全是盐和烟熏的味道。
红姐挑腊肉很认真，每一条都翻过来看颜色，捏一捏软硬，嫌这个太肥那个太柴，老板娘被她挑的直翻白眼，最后选了两条最满意的，讲价讲了五分钟，省了三块钱，她把找回来的零钱数了两遍才揣进口袋。
瓜子花生装了两大袋，糖果挑了好几种，橘子红纸和香烛也买了一堆，我两只手全提满了，她还在前面逛。
走到菜市场出口的时候，红姐突然站住了。
路边有个写春联的老头，铺了一张红纸在地上，毛笔蘸了墨汁现写，围了几个人在旁边看，老头写的不错，一笔一划端端正正的。
红姐蹲下来看了一会儿，挑了一幅对联，两个福字，又让老头用红纸写了个横批。
“家和万事兴。”
老头提笔写完，吹了吹墨，卷起来用皮筋一扎递给她，红姐掏钱的时候背对着我，付完钱转过身来，我看到她鼻头红了一截，眼圈也泛着潮气。
她把春联塞进我怀里：“回去贴门上。”
我点头，没问她为什么眼睛红。
晚饭提前了一天当团圆饭吃，红姐明天就走，今晚人凑的齐，索性热闹一回。
双哥那边的客厅大一些，把两张折叠桌拼在一起，勉强能坐下。
周静掌勺，红姐打下手，两个女人把厨房的灶台占的满满当当，油烟从抽油烟机的缝隙里往外冒，整层楼都是炒菜的味道。
浩哥带了两瓶米酒过来，瓶子上连标签都没有，说是从老家寄过来的土酒，劲儿大。
小东哥来的最早，进门先蹲地上逗小禾玩，小禾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棉衣，踩着前两天双哥组装好的那辆小三轮车满客厅转圈，双哥跟在后面怕她撞到桌角，弓着腰伸着两只手护着，生怕她撞到。
菜上齐的时候，楼下有人喊我名字。
我探头一看，何爷爷拄着拐杖站在楼道口，身后跟着小七。
小七头上的绷带还没拆，绑了一圈白纱布，在巷子的灯光下特别显眼。
“大哥哥！”小七仰着脑袋冲我挥手。
我下楼去接。
何爷爷走楼梯费劲，我搀着他一层一层往上挪，老人家腿脚不利索，每上一级台阶膝盖都在打颤，但嘴里一直说“不用扶不用扶”。
小七蹦蹦跳跳冲在前头，一进门就直奔红姐。
“漂亮姐姐！”
他抱住红姐的腿不撒手，脸蛋贴在红姐的膝盖上蹭来蹭去，红姐蹲下来捏他的脸，笑着说小七长高了。
小七咧开嘴，露出缺了门牙的豁口：“是大哥哥喂我吃饭喂的！”
这话说的不着边际，但所有人都笑了。
何爷爷从随身带的布袋子里掏出一个罐子，玻璃瓶装的，里面是自己腌的咸菜，黄褐色的萝卜干压的紧紧实实。
“昭阳，你拿着，自己腌的，不值什么钱。”
我接过来的时候老人的手覆上来，手指头干枯冰凉的，骨节粗大，攥着我的手用了很大的力气。
“你是好孩子。”
就这一句话。
我握着那罐咸菜，喉咙口堵了一下，没说出话来。
吃饭的时候挤了一桌子人，板凳不够用，小东哥搬了个啤酒箱坐在角落，筷子伸的老长夹最远那盘红烧鱼。
浩哥的米酒开了一瓶，倒出来清亮亮的，入嘴绵甜，但后劲猛。
双哥喝了两杯脸就红了，周静不让他再喝，他趁周静去厨房盛汤的空档又偷倒了半杯，被小东哥当场出卖。
“嫂子！双哥又喝了！”
双哥一筷子敲在小东哥手背上：“叛徒。”
小禾坐在周静腿上拍桌子要吃鸡腿，小七站在凳子上够不着菜，红姐就把菜一筷子一筷子夹到他碗里，小七吃的满嘴油，纱布上都蹭了一块油渍，何爷爷拿纸巾给他擦，擦完小七又蹭脏了。
闹到将近十一点，浩哥喝多了，歪在沙发上打呼噜，嘴巴半张着，口水流了一截。
双哥起身去给小禾洗澡，小东哥跟何爷爷坐在阳台上聊天。
人散了大半。
小七爷孙走的时候，我给他们拿了五千过年，何爷爷想拒绝被我硬塞了。
我跟红姐回到隔壁的屋子。
红姐洗了澡出来，穿的是我那件灰色旧T恤，肥大的衣服套在她身上晃荡，头发湿的，拿毛巾裹着，坐在床边一下一下的擦。
“昭阳。”
“嗯。”
她擦头发的动作停了。
“等我从湖南回来，有件事要跟你说。”
我正靠在床头翻一份报纸，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看她。
“什么事？”
她把毛巾从头上取下来，搭在膝盖上，手指头揪着毛巾的线头绕来绕去。
“回来再说，现在说不是时候。”
我盯着她的侧脸看了好一阵，她没回头，一直看着窗外的方向，城中村的楼群黑压压的挡在外面，什么风景都没有。
我没追问，红姐这个人，越逼越不开口。
我把她拉过来，她没抵抗，靠在我胸口，头发还是湿的，冰凉的贴在我脖子上，我从床头柜摸过吹风机，插上电，调了小档给她吹。
嗡嗡的声响盖住了所有的安静。
吹到一半的时候，我从柜子上的小圆镜里看到了她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轻，被吹风机的噪音完全淹没了，但我看清了她嘴型。
三个字。
对不起。
我装作没看见，继续给她吹头发。
腊月二十六，早上六点。
广州火车站外面已经挤满了人。
我开车送红姐过来，到了站前广场根本骑不动了。
到处是扛着蛇皮袋的打工人，编织袋堆的老高，人群有一下没一下往前涌，空气里是泡面味、汗味、还有劣质香烟的味道，混在一起，呛的人嗓子疼。
我将车停在路边，帮红姐把皮箱从后座卸下来。
“到了打个电话。”
红姐点头。
她背着旧皮箱站在进站口的铁栏杆旁边，围巾裹的严实，只露出半张脸。
人流从她两侧不断挤过去，她被推的往前踉跄了一步，又站稳了。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很奇怪，嘴角在笑，但眼睛不是，我一时说不上那是什么表情，不像是回家过年该有的轻松，倒是有什么东西在她心里撑着，撑到快要裂开了，但还在硬扛。
人潮把她裹了进去，她的后脑勺在人群里一晃一晃的，越来越矮，最后看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点了根烟。
广州火车站的广播在循环播报车次信息，声音嘶哑的喇叭把每一个字都拆碎了再拼回去，吵的头疼，我吸了两口烟，胸口闷闷的，说不上来什么感觉，不是难过，比难过更钝，感觉有块石头沉甸甸的压在肋骨底下，不疼，但就是沉。
广州火车站的喧嚣往身后退去，风灌进领口里，冷飕飕的。
红姐走之前那个回头的眼神，还有镜子里那三个字，一路上在脑子里转来转去，马路上的喇叭声和人声都盖不住。
我知道她有事瞒着我。
但我不知道，等她从湖南回来，要跟我说的那件事，会让我多久睡不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