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
灰白色的晨雾缠绕在枯死的杨树林间,像无数条湿漉漉的绷带。露水从枝头滴落,砸在枯叶上,发出轻微的、断断续续的声响。远处有乌鸦在叫,一声一声,拖得很长,像哭。
克里斯蒂亚诺·伊佩跪在泥地里。
他的膝盖陷进冰凉的泥浆,那种冷从骨头缝里往上钻,一直钻到心口。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麻绳勒进皮肉,又疼又麻。他的头发散乱,沾着泥水和露水,一缕一缕贴在脸上。
面前十米外,站着六个人。
六个士兵,穿着共和国陆军的深灰色军装,手里端着步枪。枪口对着他,黑洞洞的,像六只没有感情的眼睛。
更远处,站着一排人。
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有他认识的,有他不认识的。有曾经和他握过手的,有曾经在他公司门口排过队等药的。
现在他们都站在那里,看着他。
像看一条快死的狗。
克里斯蒂亚诺低下头。
他看见自己的手。那双曾经签过无数合同、握过无数只手的手,此刻苍白、发抖、沾满泥浆。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
那时候他还年轻。
那时候他的手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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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前9年,克里斯蒂亚诺·伊佩二十三岁,医学院毕业的那一天。
阳光很好。
是那种南方特有的、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像母亲的手一样的阳光。医学院的操场上挤满了人,穿黑色学士服的毕业生们站成一片,叽叽喳喳,像一群刚出笼的麻雀。
克里斯蒂亚诺站在人群里,看着台上那个白发苍苍的老院长。
老院长正在讲话,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孩子们,今天你们毕业了。从明天起,你们就是医生了。”
“医生是什么?是救人的。是用你们的手,去把那些快死的人,从鬼门关拉回来。”
“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不是怎么救人。”
他顿了顿。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怎么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操场上安静下来。
老院长继续说:
“你们将来会遇到很多诱惑。有钱的诱惑,有权的诱惑,有名利的诱惑。有人会给你们送钱,让你们开贵药、多开药。有人会给你们施压,让你们把病人当成数据、当成数字、当成生意。”
“那时候,你们会想:别人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
“别人都赚黑心钱,我为什么不能赚?”
“别人都昧良心,我为什么不能昧?”
老院长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脸。
“但我要告诉你们——因为你们是医生。”
“因为你们的病人,把命交给了你们。”
“因为他们信任你们。”
“这份信任,比任何钱都重。”
老院长说完,台下掌声雷动。
克里斯蒂亚诺也鼓掌,鼓得很用力。
他那时候想:我一定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医生。
一定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典礼结束后,他一个人站在操场上,看着那栋老旧的医学院大楼。
阳光照在他脸上,很暖。
他伸出手,对着阳光,张开五指。
那双手很干净。
没有泥,没有血,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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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前5年,克里斯蒂亚诺二十七岁,仁德医药公司成立的那一天。
公司不大。
只有三间房,七个人,两台旧机器。
但名字很大。
仁德。
仁者爱人,德者立身。
合伙人问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他说:因为我要做一个有良心的药厂。
合伙人笑了。
他也笑了。
那时候他是真心的。
真的想做良心药。
真的想救更多的人。
公司开张那天,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那条尘土飞扬的小街。
街上有人推着板车经过,车上装着青菜。有人在路边摆摊,卖针头线脑。有孩子跑过,追着一只野狗。
他看着那些普通人,忽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以后这些人病了,可以买到便宜的药了。
以后这些人不用因为没钱而等死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风吹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他深吸一口气。
觉得未来,都是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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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前1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拿到大订单的那一天。
三百箱抗生素,给北境的一家军队医院。
那是他们接过的最大的单子。
全公司加班加点,连轴转了七天七夜。机器没停过,人也没停过。困了就趴桌子上睡一会儿,醒了继续干。
出库那天,克里斯蒂亚诺亲自站在仓库门口,看着那些箱子一箱一箱搬上车。
他问质量主管:这批药,都检查过了吗?
质量主管说:都检查了,合格。
他点点头。
车开走了。
他看着那辆车的背影,消失在街道尽头。
忽然有点心慌。
不知道为什么。
但就是心慌。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想起老院长的话:你们的病人,把命交给了你们。
他想起那些药。
那些药,会送到医院,会用到士兵身上。
那些士兵,会把命交给那些药。
他忽然爬起来,穿上衣服,跑到公司。
他找到那批药的留样,亲自检查。
一遍。
两遍。
三遍。
确实合格。
他松了口气。
但那点心慌,一直没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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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3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节省成本”的那一年。
不是故意的。
是没办法。
原材料涨价了,人工涨价了,运输涨价了。但订单的价格没涨,反而压得更低了。
北境的军需官说:现在国家困难,你们体谅一下。
他体谅了。
但体谅完了,账算下来,亏。
合伙人找他:怎么办?
他说:再想想办法。
办法想出来了。
换辅料。
用一种便宜的替代原来的。
质量主管说:换了可能影响药效,但还在合格范围内。
他想了想。
合格范围内,那就换吧。
换了之后,成本降下来了,利润回来了。
第一批用新辅料的药出库那天,他又站在仓库门口。
看着那些箱子一箱一箱搬上车。
他忽然想起老院长的话。
心里有个声音说:你这样对吗?
另一个声音说:合格就行,怕什么?
他看着那些车开走。
那点心慌,又来了。
但这次,他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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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5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接到投诉的那一年。
是前线的一个军医写的。
信很短:
“贵公司供应的抗生素,有部分批次效果不佳。我这里有三个士兵,用了你们的药,伤口感染没控制住,截肢了。”
克里斯蒂亚诺看着那封信,手在抖。
他把质量主管叫来。
质量主管看了信,说:可能是运输过程中保存不当,不是咱们的问题。
他问:会不会是辅料的问题?
质量主管愣了一下。
然后说:应该不会。都是合格的。
他看着质量主管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以前没见过的东西。
是闪躲。
是心虚。
他说:把那批药的留样拿来,重新检查。
质量主管去了。
很久才回来。
手里拿着报告。
报告上写着:合格。
他看着那份报告,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那封信锁进抽屉里。
告诉自己:不是咱们的问题。
一定是运输的问题。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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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7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主动降低成本的那一年。
不是为了应付订单。
是为了多赚钱。
合伙人说: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咱们得想办法。
他说:什么办法?
合伙人说:还能有什么办法?把成本再降降。
他问:降到什么程度?
合伙人说:降到别人降不到的程度。
他沉默了。
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换更便宜的辅料。
意味着缩短生产周期。
意味着减少质检环节。
意味着……
他心里那个声音又响了:你这样对吗?
另一个声音更大:别人都这么干!你不干,你就死!
他选择了死那个声音。
那次之后,仁德医药公司开始“腾飞”。
订单越来越多,利润越来越高,厂房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
他成了“成功企业家”。
去开会,去领奖,去讲话,去和领导握手。
每次讲话,他都说:我们要做良心药,做老百姓吃得起的药。
台下掌声雷动。
他也鼓掌。
但他心里知道。
那些药,已经不是当年的药了。
那些药,只是“合格”。
仅仅是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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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10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导致士兵死亡的那一年。
不是直接死。
是间接。
前线送来一份报告:某批次的止血药,效果严重不达标,导致十七名士兵失血过多而亡。
那批药,是仁德生产的。
克里斯蒂亚诺看着那份报告,手抖得握不住纸。
他把质量主管叫来。
质量主管已经换了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干活麻利,嘴也甜。
小伙子看了报告,说:老板,这事咱们得压下去。
他问:怎么压?
小伙子说:找关系,花钱,把责任推到运输队身上。
他看着小伙子。
那张年轻的脸上,全是精明。
没有愧疚。
没有害怕。
只有“怎么搞定”的算计。
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刚毕业那年,他也这么年轻过。
那时候他心里装的是老院长的话:你们的病人,把命交给了你们。
现在这个小伙子心里装的,是怎么推卸责任。
他忽然觉得很累。
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累。
他挥挥手。
小伙子出去了。
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份报告。
看着那十七个名字。
他一个都不认识。
但他知道,那些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有的有父母,有的有妻儿,有的有还没出生的孩子。
都死了。
因为他的药。
他闭上眼睛。
眼前浮现出那些年轻人的脸。
都看着他。
都问:为什么?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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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12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被告发的那一年。
是个小护士。
从前线回来的,截了一条腿,拄着拐杖,找到报社。
她说:我用的药是仁德的,根本没用。我的腿就是那样没的。
报社没敢发。
有人打了招呼。
但消息还是传出来了。
克里斯蒂亚诺收到风声,连夜找人去处理。
处理的方式很简单:给钱。
给那个小护士钱,让她闭嘴。
给报社钱,让他们不报。
给相关部门钱,让他们“严格审查”之后给出“合格”的结论。
钱花了,事平了。
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
窗外是高楼,是车流,是繁华的城市。
都是他的钱买的。
但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那些死去的士兵身上来的。
是从那些截肢的伤兵身上来的。
是从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身上来的。
他忽然想起老院长的话。
老院长说:因为你们的病人,把命交给了你们。
现在那些把命交给他的人,死了。
因为他的药。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手,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干净了。
上面沾着血。
看不见的血。
但能感觉到。
凉凉的,黏黏的,擦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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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15年,3月10日,雷诺伊尔的人找到他的那一天。
来的人穿便装,但一看就是军人。
肩膀很直,眼睛很冷。
他们拿出文件,放在他桌上。
是调查令。
他说:你们凭什么查我?
领头的人说:凭前线又死了人。凭那些人的药,是你家出的。
他说:我的药都是合格的!
领头的人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
不是愤怒。
是怜悯。
是那种看着快死的人,才会有的怜悯。
他说:你自己信吗?
他愣住了。
自己信吗?
那些药,合格吗?
也许合格。
也许只是“合格”。
仅仅是合格。
但对于那些用了药的人,合格不够。
他们需要的是“有效”。
是需要救命。
是需要活着。
他忽然想起那十七个名字。
想起那个截了腿的小护士。
想起那些送出去的“处理费”。
想起这些年,自己对自己说的那些话。
“别人都这么干。”
“合格就行。”
“不是咱们的问题。”
都是假的。
都是骗自己的。
他看着那个军人。
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军人说:跟我们走一趟吧。
他站起来。
跟着他们走出去。
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
那间办公室,那个落地窗,那把老板椅。
以后,不是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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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15年,3月18日,凌晨六时,刑场。
克里斯蒂亚诺跪在泥地里。
那些回忆,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从医学院毕业那天,到仁德公司成立那天,到第一次“节省成本”那天,到第一次被告发那天,到今天。
三十六年。
从二十三岁,到五十九岁。
从那个想做良心医生的年轻人,到这个跪在泥地里的死囚。
他想笑。
笑不出来。
他想哭。
哭不出来。
远处,有人开始念判决书。
声音很远,像隔着一层水。
“……克里斯蒂亚诺·伊佩,仁德医药公司总裁,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故意提供劣质药品,导致前线伤兵死亡人数达二百三十七人,致残人数达一千零九十二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危害公共安全罪、贪污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他听着那些数字。
二百三十七个死人。
一千零九十二个残废。
都是因为他。
都是因为那些“合格”的药。
他低下头。
泥地里,倒映着他的脸。
那张脸,和年轻时候已经不一样了。
老了,皱了,灰了。
眼睛里那种光,没了。
他忽然想起老院长最后那句话:
“这份信任,比任何钱都重。”
他辜负了那份信任。
他把那些把命交给他的人,卖给了利益。
他成了自己最恨的那种人。
身后有人喊:
“准备——”
他听见枪栓拉动的声音。
六支枪,同时上膛。
咔嚓。
很脆。
像某种东西断裂的声音。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
七岁那年,他发过一次誓。
那天他在村口看到一个老人,倒在路边,快死了。没人管他,都绕着走。
他跑过去,蹲下来,看着老人。
老人拉着他的手,说:孩子,以后要做个有良心的人。
他说:好。
老人死了。
他跪在那里,哭了很久。
后来他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做个有良心的人。
他做到了吗?
他看着泥地里自己的倒影。
那张脸在笑。
苦笑。
他做到了。
只是那个“良心”,不是他想的那种。
他成了一个“有良心”的商人。
只对钱有良心。
只对利润有良心。
只对自己有良心。
但对那些病人,对那些伤兵,对那些把命交给他的人——
他没有良心。
他成了屠龙者。
然后,他变成了恶龙。
远处传来一声令下:
“预备——”
他闭上眼睛。
眼前浮现出那个老人的脸。
那张苍老的、快死的脸。
拉着他的手,说:
“孩子,以后要做个有良心的人。”
他轻声说:
“爷爷,对不起。”
“我没做到。”
枪响了。
六声枪响,几乎同时。
克里斯蒂亚诺·伊佩的身体向前扑倒,倒在泥地里。
血从他身下漫开,和泥水混在一起,变成暗红色的、黏稠的东西。
他的眼睛睁着。
看着天空。
天已经亮了。
灰白色的云层后面,有阳光透出来。
很淡。
但确实在亮着。
远处,那些站着的人,开始散去。
脚步杂沓,渐渐远了。
最后只剩下乌鸦的叫声。
呱,呱,呱。
一声一声。
像在问:
值吗?
值吗?
值吗?
没有回答。
只有血,慢慢渗进泥里。
只有那双手,还伸着。
像要抓住什么。
抓什么呢?
不知道。
也许想抓住那个七岁的自己。
那个在村口发誓的孩子。
那个想做有良心的人的自己。
但抓不住了。
太远了。
太迟了。
血停了。
手不动了。
眼睛还睁着。
看着天。
看着那片灰白色的、有阳光透出来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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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时,圣辉城政务院,顶层办公室。
雷诺伊尔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放着一份报告。
那是克里斯蒂亚诺·伊佩的调查结果。
二百三十七个死人。
一千零九十二个残废。
八年。
他看着那些数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合上报告。
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阳光很好。
照在圣辉城的每一条街道上。
照在那些正在营业的店铺里。
照在那些正在走路的行人身上。
他看着那些人。
那些普通的人。
那些把命交给他的人。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克里斯蒂亚诺·伊佩,小时候也发过誓。
要做个有良心的人。
后来他忘了。
或者,他没忘。
他只是把“良心”的定义,改了。
改成了适合自己生存的样子。
雷诺伊尔站在窗前。
很久。
然后他转身,走回桌前。
坐下。
拿起笔。
在报告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
雷诺伊尔。
三个字。
很重。
重得像那些死人。
重得像那些残废。
重得像那个在泥地里睁着眼睛看着天的男人。
他放下笔。
看着窗外。
窗外,阳光正好。
他轻声说:
“做个有良心的人。”
“太难了。”
“但必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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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时,第七区,老科瓦的铁匠铺。
叮当声停了。
老科瓦放下锤子,走到门口,看着街上的广播。
广播里正在播报新闻:
“……仁德医药公司总裁克里斯蒂亚诺·伊佩,因提供劣质药品导致前线伤兵死伤,今日凌晨已被依法处决……”
老科瓦听着,脸上没有表情。
他想起自己的儿子。
伊戈尔。
死在龙域。
他不知道自己儿子有没有用过仁德的药。
但他知道,那些用了劣质药的人,死得更冤。
他转身,走回铺子里。
继续打铁。
叮当。
叮当。
叮当。
锤声一下一下,像心跳。
像那些还活着的人,还在跳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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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时,第七区小学。
放学铃响了。
小梅从教室里跑出来,跑到操场边的老槐树下。
她蹲下来,对着那块刻着“王婶的”石头说话。
“王婶,今天广播里说,有个坏蛋被枪毙了。”
“他卖假药,害死了很多人。”
“雷诺伊尔主席把他抓了。”
她顿了顿。
“王婶,你说,那个人,小时候是不是也发过誓,要做好人?”
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响。
没有回答。
她站起来。
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转身,跑向食堂。
那里,还有饭等着她。
---
(第六卷·繁星之下·第十六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