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明水师的到来，上杉清定是又惊又喜。

    要知道，以目前上杉家的整体水军实力，是很难确保各大海路贸易航线，以及拱卫治下领国沿海周边地区安全。这相当于是将一把胡椒面撒到一头烤全牛身上。

    尽管清定意识到自此前来造访若狭远敷郡小浜凑的大明水师提督李华梅极有可能没有大明朝廷的正式任命和官衔，但只要能协助自己打击横行于周边海域的倭寇，他还是愿意与其进行联手的。

    毕竟，清定深知先前与自己主动联系的胡宗宪可无法在大明朝廷当一棵官场常青树。一旦其后台严嵩、严世蕃父子倒台，那么他也会因此遭受牵连。

    尽管明世宗朱厚熜将胡宗宪称之为‘公忠体国’，严嵩、严世蕃父子视为心腹，清流视为干臣，就连他的下属也将其视为恩师。但其最后仍然落得个负罪自尽的悲惨结局。

    故而，清定就不打算通过胡宗宪与大明朝廷搭上线。

    为了显示自己并非有求于人的样子，以及不屑于与曾经攻灭的芦名家遗臣交谈，清定这才在与李华梅派来的使者白木行久交涉中态度较为强硬。

    不过，李华梅的舰队抵达上杉家治下领国的若狭也是一波三折。

    李华梅的舰队自从其父李成实（李成梁三弟）开始，就长期与横行大明沿海各省的倭寇交锋。

    其中，李华梅最为痛恨的便是盘踞在濑户内海西部的来岛村上家。

    李成实作为大明浙江行省下辖参将之一，曾率战船在追击袭扰浙江沿海地区的倭寇之时，被与倭寇勾结的来岛村上水军众袭击，最后力战而亡。

    而明朝的水师早就于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年至1449年）开始衰落，至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废驰到谷底。

    不仅沿海卫所空虚，舰队减少，舰船破损，卫所实际锐减，水师士气更是异常低落。

    起初，朱元璋在创立明朝后，就吸取元朝军户制度的优点，创立了明朝版本的“卫所军户制度”。但这里的“卫所”，虽然与女真地区的“卫所”名称相同，但是制度内容却完全不同。

    可以这么理解，将明朝疆域分为三层，最外层是奴儿干都司、乌斯藏都司和朵甘都司，在这三大自治区内，明朝不直接管理，而是当地部族自治，属于自治卫所。

    中层就是“卫所军户”地区，分布在明朝两京十三省的边缘，沿长城、河西走廊、横断山区排列，属于明朝直辖军区。例如辽东都司、山西行都司（大同），其下又设立广宁卫、大同卫等。

    内层就是两京十三省，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关内地区。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在全国各个军事要地设立“军卫”，至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

    明朝的“都司”，即为军区；而“卫”，即为军区内军队屯驻的地点，一卫通常驻军五千六百人（可以理解为五千六百个军户）。在卫下设千户所（额定一千一百二十户）、百户所（额定一百一十二户），首领称之为千总、百总。千户、百户中的“户”，就是军户，也就是在卫所内屯驻的人家。

    军户即为军人户口，既是军籍也是户籍，代代相传。

    明朝的军户来源有两个渠道，一、在元朝时期即为军户的人家；二、跟着老朱打天下的士兵。并不是所有军户都要当兵，在大部分卫所内，每三至八个军户才抽调一人进入常备兵，称作“正军”。如果在战时，比例会相应提高。正军免除所有差役，也就是不用为国家义务劳动。国家会分给正军一定的房屋、土地，每个月还发口粮。

    此外，明朝已经是火器时代，运输弹药、装填火器很麻烦。这时，正军需要一个助手，称作“在营余丁”，配合正军打仗。余丁就没有正军那么高的待遇了，只能免除他所在户口本中一名男丁的差役，其他人还得为国家义务劳动。

    对此种制度，朱元璋骄傲地说道：“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粒米。”

    然而，这个制度看起来很美好，但施行起来却有很大的弊端。

    普通农民租用地主的土地，向地主们交租；卫所军户种的是国家分配的土地，向卫所长官们缴税。这两者表面上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地主们多少受当地县太爷、知府的约束，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卫所长官们则是县太爷兼军队司令兼大地主，军政一体，一手遮天。所以，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有的长官没收军户土地，把人家从自耕农变成自己手下的佃农；有的长官吃空额，本来只有五千人，上报朝廷说有一万人，多出来的田地、粮饷全部装进自己的腰包；有的长官勾结当地土豪、士绅，把卫所的田地卖给他们耕种，牟取暴利。

    例如：正统六年（1441年），贵州二十卫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余亩，“良田为官豪所占”，“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

    正统九年（1444年），大宁都司官军都指挥佥事田礼等人“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顷有奇，递年不输子粒”；

    弘治年间，陕西榆林的卫所官员，“侵夺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盤踞自如，凡应纳屯粮，悉置诸度外”；“富豪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

    ······

    而辽东地区，则是军户制度的重灾区，因为这里只有军户，没有其他户口。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决定，因辽东地区“早寒、土旷、人稀，不欲建置劳民”，所以“但立卫，以兵戍之”。即朱元璋将整个辽东地区作为军区管理，不设管民机构。如果你的户籍在这里，那么你就只能是军户。

    以上种种，辽东军户大量逃亡，究竟严重到什么情况呢？

    据《全边略记》记载，正统八年（1443年），明朝锦衣卫指挥吴良去海西女真卫所巡视，看到在女真地主家种地的都是汉人。逃亡的辽东军户甚至还喊出了口号：“生于辽，不如走于胡。”

    到了另一个次元的大明万历年间，本来就如同负重骆驼一般的辽东军户，被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高淮乱辽”。

    其实这个事一开始跟高淮本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一个叫阎大经的千户给万历皇帝出了一个馊主意。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阎大经向万历皇帝建议：“辽东地方金银矿洞及马市方物，税课开采，有禆国用。”即辽东地区的宝贝多，应该让他们经常上交一些；同时，在辽东开矿，收取矿税。

    开矿收税，本是天经地义之事，看起来没什么不妥。但是，万历皇帝充分发扬创新精神，创造了两种税收管理新模式。

    第一，征税人员不是政府官员，而是由万历皇帝自行指定，大部分是太监。

    第二，收上来的税不进国库，而是进皇帝内库，也就是万历皇帝的私人存款账号。

    太监收税，皇帝私吞，真可谓是千年创新之举。

    万历皇帝派去辽东征税的太监叫高淮。之前，他隶属于尚膳监，负责管理皇帝的伙食。让一个管伙食的太监去当收税官，万历皇帝也真是心大。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初春，高公公率数百家丁，“自前屯起辽阳、镇江、金（州）、复（州）、海（州）、盖（州）一带大小城堡，无不迂回遍历。但有百金上下之家，尽行搜刮。得银不下十数万，闾阎一空”。

    简单翻译一下：高公公带着一群家丁，到辽东军区各城镇、堡垒进行地毯式搜刮，但凡有点儿钱的军户，他都以征税为名进行勒索。累计搜刮十几万两白银，军户们的钱财被掠夺一空。

    值得表扬的是，高公公还是很一视同仁的，他并不只针对辽东军，连大明藩属国之一的朝鲜也不放过——“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

    不仅如此，高公公还非常有上进心，没事就抢个功劳什么的——“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

    由于高公公的“精彩表现”，辽东军不时发生哗变。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因不堪高淮勒索，“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淮肉”；“致激众怒，歃血齐盟，欲挈家北投虏地”。

    到了万历三十六年六月，锦州、松山等地再次发生兵变。

    其实呢，高公公干的这点儿事，在李成梁眼中都只是小儿科罢了。

    万历十九年（1591年），明朝吏科都给事中侯先春，在实地调查辽东情况后，给万历写了一份标准的八股文报告，名为《安边二十四议疏》，其中写道：“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侮辱。稍不如意，尽行毁虏。马蹄经过，鸡犬一空。其丁军未必御虏，而先遭一强虏也。民谣有云：‘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

    可以说，李成梁在主政辽东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家丁军队到了哪里，就在民家白吃、白住、白睡，睡的时候还要拉上良家妇女。民家敢不从，他们就杀人、烧房子。这些人哪里是在防御胡虏，他们本身就是一群胡虏。民谣唱道：鞑虏过来抢，还能留条命；家丁过来抢，什么都不剩。

    这就叫逼良为娼。

    万历皇帝、收税太监、李成梁的所作所为，将大量辽东军户、基层士兵送给了努尔哈赤，是其劳动力、盔甲、武器的主要来源。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被女真掳掠的汉人，即为奴隶，也就是失去人身自由而任人驱使的群体，是很悲惨的。这么说倒不假，毕竟这些人不能随意外出，和平时期要干活，打仗的时候要保障后勤。

    但是反问一下，难道辽东军户在明朝时不是如此吗？

    况且，这些逃亡的人，相当一部分过得还是很不错的。还是根据侯先春所言：“迩岁以来，虏岁掠我人以万计，辄散处于板城而恩养之。给之妇，使生子女，给之牛马田土，使孳息耕种。待其心志无变易，而后用为奸细，用为响导。”

    在胡虏那边当奴隶，竟然可以发牲畜、发土地、发妹子，如果这种好事被河北那几万名为了进宫而自宫的候选太监们知道了，怕不是肠子都要悔青了，还不如去东北当奴隶呢，至少是个完整的人。

    更讽刺的是，因为这些逃亡军户熟悉明朝情况，痛恨压迫他们的各级军官，所以他们在跟随胡虏进犯的过程中，破坏力更大。“入犯之时，为之四散掳掠者，亦多明国人。有挖人地窖者；有指人粟谷之数而逼索之者；有呼雠人之名而焚其庐、掘其冢者，皆汉人也。”

    这些自愿逃跑、被掳掠的人口有多少呢？

    根据明朝巡按御史何尔健的统计，仅截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跑到女真地盘的汉人“无虑十万有余”。

    在努尔哈赤一统女真诸部后，建州女真就成为辽东军户逃亡的第一选择，他们给努尔哈赤带去大量的劳动力、盔甲、兵器。所以，万历皇帝才是努尔哈赤崛起的第一功臣。

    不，万历皇帝可不是臣，而是第一“功皇帝”。

    因李成实阵亡后，膝下仅有一女李华梅。其叔李成梁对李成实的死感到非常愧疚，便视如己出的进行抚养，而后让其统辖部分家丁，组建辽东镇水师，负责讨伐为祸大明沿海地区的倭寇。

    虽说白木行久奉李华梅之命前去出使上杉家一无所获，但李华梅对上杉家的情况下还是有所耳闻的。

    上杉家很早就以扶桑朝廷名代的身份与朝鲜进行了牙符贸易，并协助朝鲜迁移境内的恒居倭，使得朝鲜国王李峘（朝鲜明宗、朝鲜恭宪王）都因此对上杉家颇有好感。

    当李华梅从神余亲纲、白木行久等人处获知了上杉清定如今的身份，以及之前身为大明封疆大吏直浙总督的胡宗宪都派遣使者与上杉家进行联系后，也深知交涉一事只能自己亲至，否则将无法让自己麾下因台风受损的战船进行修补，以及无法获得大量的补给品，更无法对有着杀父之仇的来岛村上家进行复仇。

    于是，李华梅便将舰队托付给副将杨希恩，自己则是带着贴身侍女薛梨花（宋乙凤），以及一百名身着铁盔铁甲的家丁亲军，随上杉家谱代重臣神余亲纲一同前往上平寺城，去面见上杉清定。

    当然，与李华梅同行的这一百名家丁亲军还携带着三眼火铳、鲁密铳等火器，就连李华梅与薛梨花的身上也带着手铳，以防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