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调整情绪，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这表情一出，周围差役都觉得后背发紧。
杨大人素来不是好脾气，别说番人，便是本地士绅挡了路，也照骂不误。今日却对一个落魄番人摆出这副神色。
这木匣里的东西，分量不轻。
杨宪转身吩咐：“把人带回衙门。给他饭吃，给他洗澡，找件干净衣裳。”
差役应声。
卖饼老汉急了：“大人，他还欠小老儿八张饼钱！”
杨宪看了他一眼：“记在本官账上。”
老汉马上跪谢：“大人青天！”
克番被差役围住，抱着木匣不撒手。
杨宪没有硬抢，只让商人告诉他：“本官会带你去见大明皇帝。路上若敢乱跑，木匣归官府，人归土里。”
商人没敢翻得那么狠，只说官府会护着他，让他老实些。
克番连连点头，嘴里又念起皇帝、京城、书、海图几个词。
杨宪听着这些破碎汉话，脸上多了几分得色。
回京不能空手。
如今，手里算是有东西了。
而且不是寻常东西，是一只金饭碗。
他回头看向心腹。
“备车。挑二十个可靠差役，今晚就走。”
心腹愣住：“大人，诏书才到，府里的事还没交接……”
“交给谁都行。”
杨宪把诏书塞进袖中。
“这个人，不能在山西多待一夜。”
心腹压低嗓子：“大人是怕消息走漏？”
杨宪没答。
他看向人群。
百姓还在伸长脖子看那番人，看那只木匣。今日东市这么多人，消息是捂不住的。
既然捂不住，那就让它传。
传得越热闹越好。
传到京城前，最好已经变成——山西参政杨宪奉旨回京，途中得海外奇人献海图、献异稻。
至于那株稻穗到底算不算祥瑞，杨宪现在不急着定。
皇上说它是祥瑞，它才是。
皇上说它是良种，它便是大明的良种。
聪明人献功，不能把话说死。
留三分空处，御前才好落笔。
杨宪抬脚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
“把那个商人也带上。”
商人刚想溜，听见这话，一副腿软的模样。
“大人，小人家里还有铺子……”
“铺子不会跑。”
杨宪看着他。
“你会番话，到了京城，说不定能在皇上面前露个脸。若翻译得好，赏赐少不了。若翻错……”
商人咽了口唾沫。
杨宪没往下说，但眼神狠厉起来。
商人赶紧改口：“小人愿为大人效力。”
杨宪满意地点头。
不远处，克番还在跟差役比划。
他指着东方，嘴里喊着“海”“大船”“皇帝”，又拍了拍自己的匣子，急得像怕别人听不懂。
杨宪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
马可波罗。
他记住这个名字了。
一个前朝到东方的番人，写本书就能让西边人惦记许多年。
那如今大明新朝，若也有一个番人把洪武皇帝写进书里呢？
万邦来朝，四海归心。
这八个字，放进奏本里，分量不轻。
杨宪转身催促：“快点准备，早点出发。”
他要赶在李善长、胡惟庸反应过来之前，把这份功劳，亲手送到朱元璋案前。
……
我叫克里斯托弗·琼斯。
当然，山西那位杨大人不爱听这么长的名字。
他听了三遍，脸上就写着两个字：麻烦。
于是我有了一个大明名字。
克番。
很粗。
粗得像船底刮下来的烂木片。
可我没有反驳。
一个抱着木匣、欠了八张饼钱、还想见大明皇帝的异乡人，没有资格挑名字。
能被官府记住，已经比被当成野人抓去游街强得多。
我从小就想来东方。
在我出生的城镇里，冬天很长，港口很臭，酒馆里的人吹牛不打草稿。
每到夜里，总有人捧着一杯劣酒，说自己见过东方的丝绸，见过比教堂还大的宫殿，见过能让一整条街都发香的香料。
他们说得越离谱，我越爱听。
后来，我第一次听见马可·波罗这个名字。
那时他已经死了四十年。
死人按理说不该再管活人的事，可马可·波罗偏偏管了。
他写下的游记，被商人传，被水手传，被贵族传，也被一群没见过东方的穷小子偷偷传。
那本书里的东方，富庶，辽阔，皇帝统治着数不清的城池。
有人说他夸张，有人说他撒谎。
我不在乎。
一个能让半个西方都惦记东方的人，哪怕真撒了谎，也撒得有本事。
我那时便想，我也要去东方。
我也要写一本书。
书名我都想好了。
《克里斯托弗·琼斯东方见闻录》。
后来我才明白，少年时取书名是一回事，真把脚踏上路，又是另一回事。
陆路很难走。
当年的丝绸之路还在，可那条路早不是马可·波罗年轻时的样子。城邦打仗，部族劫掠，驿站荒废，强盗比路标还多。
更麻烦的是，帖木儿帝国的势力横在中间，占领了一大片必经之路，商队每过一处关卡都要交税。
商队走一路，钱袋就瘪一路。
我听过一支商队老人讲过他经历的事。
走了不到三个月，死了两个人，丢了五匹马，最后连盐袋都被关卡士兵拆开检查。领队的商人坐在火边骂了一夜，骂到天亮，还是把钱交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换一条路？”
老人把一块硬饼塞进嘴里，嚼得很慢。
“年轻人，路不是想换就能换的。你以为海上没有收钱的人？”
他说得没错。
海路也不好走。
马可·波罗当年能从海上回到西方，不代表后来的人也能一路顺风。
海上丝绸之路没有一个皇帝独占，却被许多手分成了许多段。每一段都有港口，每个港口都有税吏，每个税吏都有亲戚。
你若带货，他们说要抽税。
你若不带货，他们说你可疑。
有个水手说得好。
“陆上有狼，海上有鲨。恶狼吃肉，鲨鱼也吃肉。差别只在你死得干不干。”
可我们这里的很多人还是想去东方。
谁都想绕过那些税，绕过那些关卡，绕过那些把路当祖产的贵人。
香料，丝绸，瓷器，宝石，还有黄金传说。
只要能打开新航路，哪怕只比旧路省一半钱，也能让无数商人跪下来亲你的靴子。
我就是在那时候上了船。
船主不是贵族，也不是王室派来的使者。
他是一个胆子比钱袋更鼓的商人，雇了水手，凑了货，买了一张不知转了几手的海图，便说要去东方。
我问他：“你去过吗？”
他回答得很痛快。
“没有。”
“那你凭什么相信这张图？”
“因为便宜。”
我当时就该下船。
可我没有。
我还是上了船。
大海很快给我们带来麻烦。
先是风向不对。
再是水手内斗。
后来遇上暴雨，桅杆断了一截，船舱进水，货物泡坏，船主抱着账本哭得比谁都惨。哭到后半夜，他被浪卷走了。
我们剩下的人靠破船漂了许多日。食物发霉，淡水见底，有人开始说胡话，说东方皇帝已经在海底等我们。
我没见到皇帝。
我见到了浡泥国的海岸。
那地方热，湿，树木长得野，港口里人来人往。有人说马来话，有人说爪哇话，有人说我半句也听不懂的语言。
我靠替人搬货、修缆绳、画粗图活了下来。
冒险家这三个字，听着体面。
真落难了，也就是一个会画海图的苦力。
我在浡泥国混了半年，学会了几句本地话，也学会了闭嘴。那里的米饭很多，鱼也多，人们对稻子寻常得很。田里一片片稻穗压下来，穗子长得吓人。
第一次看见时，我站在田埂上愣了许久。
我的家乡也种稻子，但穗子从没有长这么大的。
旁边的农夫还以为我没吃过饭，抓了一把稻谷给我看，叽里咕噜说了一通。
我听懂了两个词。
一年。
两熟。
这四个字，在当地人嘴里没什么分量，但却让我愣了很久。
我后来才知道，在大明，这东西也能砸开许多门。
我遇见那位大明海商，是在一个雨天。
他姓沈。
所以我一直叫他“沈”。
他听得懂一些我的语言，还是从色目商人那里学来的。第一次见面，他盯着我的头发看了半天。
“你这头发，天生的？”
我说：“天生的。”
他又问：“不是染的？”
我说：“不是。”
他摸着下巴想了想。
“可惜了，要是能染，大明勋贵家的公子哥儿保准抢着买。”
我那时还听不太懂大明话，只能看出他不是坏人。
后来我们熟了。
他请我吃饭，我帮他画海岸线和港口标记。
他出海多年，胆子不小，可做事谨慎。
他告诉我，大明如今不许私自下海，海禁严得很。若被官府抓住，货没了还是小事，人头落地才是大事。
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还来？”
沈老兄夹起一块鱼肉，放进嘴里，嚼完才答。
“家里人要吃饭。再说，禁令归禁令，海在那儿，总有人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