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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兴安岭，层林尽染，正是最美的季节。松树的绿、白桦的黄、枫叶的红交织在一起，像一块巨大的调色板铺在山峦之间。清晨的雾气在山谷里流淌，阳光穿过林间的缝隙，投下一道道金色的光柱。偶尔有鹿群从林间穿过，惊起一片飞鸟。
但对于合作社来说，这个季节最重要的不是景色，而是一个特殊的摄制组——黑龙江省电视台《龙江风采》栏目组，要来拍摄一部关于兴安岭猎人的纪录片。
摄制组是郭春海托关系请来的。他有个想法：合作社做了这么多年，从打猎到养殖，从运输到娱乐，有很多故事，也有很多经验。如果能拍成纪录片，不仅是对合作社的宣传，也是对兴安岭文化的记录。
但摄制组的导演老赵一开始并不看好这个题材。
“郭队长，不是我不愿意拍。”在合作社的会议室里，老赵推了推眼镜，“现在社会上对打猎有争议，环保组织说破坏生态，动物保护者说残忍。我们拍这种片子，容易挨骂。”
郭春海理解他的顾虑：“赵导，我们不是要拍那种血腥的打猎场面。我们要拍的是猎人的生活，是狩猎文化，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和谐？打猎怎么能和谐？”
“您先看看我们的养殖场，看看我们的狩猎方式，再下结论。”
摄制组在合作社待了三天，参观了养殖场、加工厂、运输公司，还跟着猎人们进了一次山。看到合作社的猎人不是滥杀，而是有选择、有节制地狩猎；看到合作社的养殖场在保护野生种群的同时，提供市场需求；看到猎人们不仅打猎，还植树造林，保护水源。
老赵的态度变了。
“有意思。”他搓着手，“这个角度好——从传统猎人向现代保护者的转变。可以拍，而且有深度。”
纪录片定名为《兴安岭的守护者》，计划拍六集，每集三十分钟。第一集讲猎人的传统生活，第二集讲合作社的诞生和发展，第三集讲养殖与保护的平衡，第四集讲猎人的家庭和情感，第五集讲国际合作和交流，第六集讲未来和传承。
拍摄开始了。第一站是狍子屯的老猎人托罗布家。
托罗布老爷子坐在自家的炕上，背后墙上挂着几张兽皮和几把猎刀。摄像机对着他，老爷子有点紧张，不停地抽着烟袋锅。
“老爷子，您从多大开始打猎？”老赵问。
“十六岁。”老爷子吐出一口烟，“跟我爹进的山。第一只猎物是只兔子，用弓箭射的。”
“那时候打猎为了什么？”
“为了活命。”老爷子说得很实在，“那时候穷，没粮食，不打猎就得饿死。一只兔子够全家吃两天，一只狍子够吃一个礼拜。”
“现在呢？现在还打猎吗？”
“打，但不一样了。”老爷子说，“现在合作社有养殖场，有加工厂，不缺吃的。打猎更多是为了传统，为了技艺不丢。而且现在有规矩，什么时候打，打什么，打多少，都有规定。不能乱来。”
“什么规矩？”
“春天不打怀崽的母兽，夏天不打幼崽，秋天打公不打母，冬天才能适当多打点。还有，遇到珍稀动物，不能打，要保护。”
老爷子讲得很详细，摄像机忠实地记录着。这些规矩，是几代猎人传下来的，不是写在纸上的法律，而是刻在心里的道德。
接下来拍摄猎人们进山。摄制组跟着郭春海、格帕欠、二愣子他们，进老黑山拍狩猎过程。
这次的目标是一只年老的黑熊。这头熊已经十五岁了，牙齿磨损严重，行动迟缓，在野外很难生存。而且它最近经常到屯子附近找吃的，威胁到人和牲畜的安全。林业部门批准了狩猎。
摄制组很紧张，特别是女主持人小周，一直躲在摄影师后面。
“别怕。”郭春海安慰她，“我们有准备，很安全。”
狩猎过程很平静。猎人们没有用枪，用的是麻醉枪。找到熊的洞穴后，用麻醉针打中它，等它昏迷后，用特制的笼子运回合作社的养殖场。
“为什么不杀了它？”小周问。
“它老了，但还能活几年。”郭春海说，“养在养殖场，可以供人参观，可以用于科学研究。杀了，就什么都没了。”
小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熊被运回养殖场，有专门的兽医给它检查身体，治疗牙病，安排合适的食物和住处。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切。
第二集拍合作社的发展。从最早的十几户猎人，到现在几百人的企业；从单纯打猎卖货，到养殖、加工、运输、娱乐多元化经营。摄制组拍了合作社的董事会，拍了财务室乌娜吉的工作，拍了运输公司的调度中心，拍了夜总会和游戏厅的经营。
老赵很感慨：“郭队长，你们这不是合作社，是个小社会了。”
“就是一个大家庭。”郭春海说，“大家都是股东，都是主人。赚了钱大家一起分，有困难大家一起扛。”
第三集拍养殖与保护的平衡。这是最有争议，也最有深度的一集。
摄制组采访了哈尔滨大学的动物学教授，采访了林业局的官员，采访了环保组织的代表，也采访了合作社的猎人和养殖场的技术员。
教授说：“兴安合作社的模式很有借鉴意义。通过人工养殖满足市场需求，减少对野生种群的捕猎压力。同时，养殖的收益可以反哺保护事业，形成良性循环。”
林业局的官员说：“我们支持这种模式。既保护了生态，又发展了经济，还传承了文化。”
环保组织的代表一开始有疑虑，但参观了养殖场后，态度缓和了：“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至少他们在尝试，在探索。”
猎人们说得更实在：“山是咱们的根，把根刨了，咱们也没饭吃。所以得保护，得有分寸。”
这集拍完后，老赵很兴奋：“这集播出去，肯定能引起讨论。有争议不怕，有讨论才有进步。”
第四集拍猎人的家庭和情感。这集很温馨，也让人感动。
摄制组拍了托罗布老爷子和孙子的互动。老爷子教孙子认动物脚印，教他用弹弓，给他讲山林里的故事。孙子听得很认真，眼睛里闪着光。
“爷爷，我长大了也要当猎人。”
“好，但得读书，得有文化。现在的猎人，不光要会打枪，还得懂科学，懂管理。”
拍了乌娜吉和郭春海的夫妻生活。两人一起做饭，一起辅导孩子作业，一起讨论合作社的事。镜头里，他们就像普通的夫妻，但又有不普通的故事。
拍了二愣子的转变。从混混到经理，从只想着自己到担起责任。二愣子对着镜头有点不好意思：“以前不懂事，给合作社添了不少麻烦。现在懂了，人活着不能光为自己，得为别人，为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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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拍了一些普通社员家庭。他们住上了新盖的砖瓦房，有了电视、洗衣机，孩子上了好学校，老人有了医疗保障。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第五集拍国际合作。摄制组跟着合作社的跨境运输队，去了俄国、蒙古、朝鲜。拍了与俄国商人伊万大叔的合作，拍了在蒙古草原上的狩猎，拍了在朝鲜挖人参的经历。
这些镜头很珍贵。在八十年代末，普通人很少有机会看到国外的真实情况。合作社的跨境贸易，打开了一扇窗。
第六集拍未来和传承。这集是展望，也是反思。
郭春海站在合作社新建的培训中心前，对着镜头说：“合作社走到今天，靠的是大家的努力。但未来怎么办？传给谁？怎么传？”
他讲了合作社的人才培养计划：送年轻人出去学习，请专家进来培训；建立师徒制度，老带新；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会打猎。但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许就不打了。但狩猎文化不能丢，保护自然的理念不能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种文化，这种理念，传下去。”
六集拍完，用了三个月。摄制组和合作社的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临走时，老赵握着郭春海的手：“郭队长，谢谢你们。这部片子，会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作品。”
“是我们谢谢您。”郭春海说，“是您帮我们记录，帮我们传播。”
纪录片制作了半年。第二年春天，在黑龙江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
播出前，合作社所有人都很紧张。不知道观众会怎么看，社会会怎么评价。
第一集播出那天晚上，合作社的大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大家围着那台二十四寸的彩色电视机，屏息静气地看。
片头是兴安岭的航拍镜头，云雾缭绕，林海茫茫。然后是托罗布老爷子沧桑的脸，他说：“我是猎人，我靠山吃饭，我也要护山养山……”
镜头切换，是合作社的养殖场，是猎人们进山，是财务室里的算盘声，是运输车队的滚滚车轮……
每一集播出，都引起热烈的讨论。观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电视台，有赞扬的，有批评的，有提建议的。
赞扬的说：“这才是真正的猎人，有担当，有智慧。”“合作社的模式好，值得推广。”“片子拍得真实，有温度。”
批评的说：“打猎就是残忍，再怎么美化也是残忍。”“养殖动物也是虐待。”“这是在为狩猎洗白。”
提建议的说：“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可以发展生态旅游，替代狩猎。”“应该加强法律监督。”
讨论很热烈，但总体是正面的。很多人通过这部纪录片，第一次了解了猎人的生活，了解了合作社的模式，了解了保护与发展可以兼顾。
纪录片的影响力超出了预期。不仅在黑龙江，在全国其他省市也引起了关注。中央电视台看到了，要求重播。一些外国媒体也感兴趣，来联系购买版权。
合作社的名声更响了。来找合作的人更多了，订单更多了，生意更好了。
但郭春海很清醒。他知道，名声是把双刃剑，可以带来利益，也可以带来压力。
果然，问题来了。
纪录片播出后，一些动物保护组织找上门来，要求合作社停止所有狩猎活动，关闭养殖场，转型做纯粹的生态保护。
“郭队长，你们的纪录片我们看了，很感动。”一个动物保护组织的代表说，“但你们还是在利用动物，还是在剥夺动物的自由。真正的保护，应该是让动物生活在野外，不受人类干扰。”
郭春海很耐心地解释：“我们理解你们的理念。但我们也要考虑现实。兴安岭有几十万人口，他们要吃饭，要生活。完全禁止狩猎，不现实。我们的模式，是在保护和利用之间找平衡。”
“那养殖场呢？那些动物被关在笼子里，失去了自由。”
“我们正在改进。”郭春海说，“新建的养殖场，是半开放式的，动物有很大的活动空间。而且我们在研究放归野外的可能性，条件成熟时，会放归一部分。”
谈话没有结果，但双方都保持了礼貌。郭春海知道，这种争论会长期存在，重要的是对话，不是对抗。
更大的压力来自政府。纪录片播出后，林业局、环保局、工商局都来检查，看合作社是不是真像片子里说的那样规范。
检查很严格，但合作社经得起检查。所有手续齐全，所有操作规范，所有记录完整。检查结束后，各部门都给了好评，还发了奖状。
但郭春海知道，这还不够。合作社要做行业的标杆，要做模式的引领者，就必须做得更好。
他做了几件事：第一，成立“兴安岭生态保护基金会”，每年从利润中拿出百分之五，用于植树造林、野生动物救助、环保宣传。第二，与哈尔滨大学合作，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研究中心”，开展科学研究。第三，开放合作社，接待社会各界参观，接受监督。
这些举措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动物保护组织虽然不完全赞同，但承认合作社在努力。政府也很支持，把合作社作为典型来推广。
纪录片的效应还在持续。很多地方来学习合作社的经验，想复制合作社的模式。郭春海很大方，把经验无偿分享。但他提醒：“每个地方情况不同，不能照搬。要结合本地实际，走自己的路。”
合作社自己也从纪录片中受益。通过拍摄，大家梳理了自己的发展历程，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
在年终总结会上，郭春海说：“纪录片的拍摄和播出，对我们是一次大考。我们考得还不错，但还有很多不足。我们要把压力变动力，把关注变鞭策，把合作社办得更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掌声很热烈。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和干劲。
夜深了，合作社的灯还亮着。会议室里，那台电视机还开着，正在重播《兴安岭的守护者》。
镜头里，托罗布老爷子在教孙子认草药；乌娜吉在财务室算账；二愣子在游戏厅招呼客人；运输车队在公路上奔驰；猎人们在山林里穿行……
这些画面，记录了一个时代，记录了一群人，记录了一种精神。
而这一切，还在继续。
合作社的故事，还在书写。
兴安岭的守护者们，还在前行。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山林依然翠绿，生活还在继续。
而郭春海知道，他们要做的，就是守护这片山林，守护这份传承，守护这个家园。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