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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士先生也明白，自己的这些话并不足以让王汉彰安心。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对着王汉彰，看着窗外。阳光从他身后照进来，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在地上，像一座山。他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

    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那笑容很温和，很真诚，带着几分神秘，几分得意。他开口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远东舰队的那批军火，今天下午就能够抵达大沽港。你去把那批军火运回来，尽早地把你的队伍武装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在这场乱局之中有自保的能力。有了枪，有了队伍，你才有说话的资格；没有枪，没有队伍，你就是砧板上的肉，只能任人宰割”

    他的声音很平稳，像是在陈述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实，可那平稳底下，分明藏着什么——是期许，是鼓励，也是一种隐隐的催促。

    听到这个消息，王汉彰勉强地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很浅，像是硬挤出来的，嘴角往上翘了翘，眼睛里却没有笑意。远东舰队的军火到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像是阴霾的天空里突然透出一道光。

    三百支李恩菲尔德步枪，两挺维克斯重机枪，还有配套的弹药，这些东西够他武装一支像样的队伍了。有了这些武器，剿匪大队的战斗力就有了保证。秤杆再带一批老弟兄过去当班排长，这支队伍就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但是，和何应钦的回应比起来，这个好消息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军火再多，也只是武器；队伍再强，也只是三百人。

    可日本人那边，是几十万军队，是飞机大炮，是军舰航母。三百人对几十万，那不是打仗，那是送死。何应钦这一签字，整个华北的天都要变了。自己这点家当，在这股洪流面前，能算什么呢？

    但不管怎么说，有好消息总比没有的好！他站起身来，郑重地点了点头，说：“好的，詹姆士先生，我今天下午就去大沽港接货。您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办好。”

    从戈登堂出来，王汉彰在车里坐了很久。车就停在戈登堂门口的路边，发动机已经熄了火，车窗半开着，微热的风从外面灌进来，带着海河上的水腥气和街道上的尘土味，还有远处飘来的咖啡香。

    他没有开走，也没有下车，只是靠在座椅上，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一尊雕塑，又像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人，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他的手搭在方向盘上，手指微微蜷着，指尖在方向盘的真皮套上轻轻摩挲着。那皮套是棕色的，用了好几年了，皮面磨得有些发亮，边缘处有些开裂，露出里面的木头。他的拇指在那道裂缝上来回蹭着，一下一下，像是在抚摸一道伤疤。

    他的目光透过挡风玻璃，看着戈登堂门口那两扇铁栅栏门，看着门口站岗的印度巡捕，看着偶尔进出的人。那铁栅栏门是黑色的，顶端削尖，像一排长矛，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印度巡捕裹着红色的大头巾，穿着蓝色的制服，腰里别着警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偶尔有汽车从里面开出来，他就立正敬礼，动作僵硬而机械。

    那些人穿着考究的西装，戴着礼帽，拄着手杖，脸上带着那种英国人特有的矜持和傲慢。他们走路的姿势是昂着头的，说话的腔调是慢条斯理的，眼神是居高临下的，都透着一种优越感，仿佛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仿佛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可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准确点来说，天津正在发生的事情，真的在这些英国人的掌控之中吗？

    他想起詹姆士先生刚才说话时的样子。那些话，那些关于“大英帝国的荣耀”的话，听起来是那么坚定，那么自信，那么不容置疑，像是刻在石头上的碑文，永远不会褪色。

    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那些话里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他一时说不清楚，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那些话像是空中楼阁，看着华丽，底下却是空的。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打火机打了两下才打着，火苗在风里摇晃着，他用手拢着，凑到烟头前，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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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带着尼古丁的辛辣，慢慢从鼻孔里喷出来。那烟雾在车厢里缭绕，升腾，散开，像一层薄薄的纱，遮住了他的脸。

    詹姆士先生的话，表面上是在给他吃定心丸，可实际上呢？那些话里透出来的，分明是一种无力感，一种虚张声势，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勉强。一个人只有在内心恐惧的时候，才会对外人说自己有多么的厉害！这是他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悟出来的道理。真正有底气的人，不需要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底气。

    三不管的那些混混儿，一天天的叫唤着杀七个，宰八个的，好像天底下没有他们不敢干的事，好像他们就是天津卫的主宰。可真要是遇上不要命的，他们立马就怂了，腿肚子转筋，脸都白了，连话都说不利索，能跑多快跑多快。那些在酒桌上吹牛逼的人，十个里面有九个是怂包。用一句成语来说，这叫做色厉内荏！表面上看着挺唬人，骨子里却是空的，风一吹就倒。

    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嚷嚷，不声不响就把事儿办了。

    王汉彰感觉，英国人现在就是这种状态。他们嘴上说着“大英帝国的荣耀”，说着“任何人都无法撼动”，好像他们的军舰还在世界各地游弋，好像他们的军队还是无敌的。

    可实际上呢？他们在远东只有一万人的部队，散布在从星家坡、马来亚、科伦坡、香港、上海、天津的广阔区域内，能调到华北来的，估计连一个团都凑不齐。

    号称无敌的远东舰队，实际上只有六艘破旧的巡洋舰，舰龄比他还大，锅炉都快烧穿了，连一艘像样的战列舰都没有。他们的陆军，上一次打大仗还是二十年前的事，现在还能不能打仗，都是个问题。

    他们能做什么？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们能做的，就是在租界里继续过他们的好日子，喝咖啡，抽雪茄，开舞会，打桥牌，假装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假装那些炮声、枪声、哭声，都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

    他们能做的，就是在谈判桌上拍几下桌子，在报纸上发几篇措辞强硬的声明，在领事馆里喝几杯茶，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真到了要动手的时候，他们会第一个跑。

    他把烟灰弹在车窗外，那灰白的粉末在风里飘散，很快就看不见了。他又吸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

    他想起詹姆士先生最后说的那些话——“我们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想要从华北这摊乱局中站稳脚跟，还是要靠自己！”

    这话说得对，说得太对了。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只有自己最牢靠。这个道理，他在老龙头锅伙儿的时候就明白了。那时候他刚入行，什么都不懂，跟着秤杆出去办事，差点让人打死。从那天起他就知道，在这世上，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

    可是，靠自己？自己有什么？三百人的队伍？三百支步枪？两挺重机枪？这点家当，在日本人面前算什么呢？日本人那边，是几十万军队，是飞机大炮，是军舰航母。三百人对几十万，那不是打仗，那是送死。何应钦这一签字，整个华北的天都要变了。自己这点家当，在这股洪流面前，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

    接下来的局势究竟如何发展，在迷雾没有被吹开之前，谁也不知道。也许日本人会趁虚而入，直接接管华北；也许他们会扶持一个傀儡政权，像在东北那样；也许他们会暂时按兵不动，等时机成熟再动手。不管怎样，变化是必然的，唯一不确定的，只是变化的程度和时间。

    与其在这里杞人忧天，还是先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好吧。该来的总会来，躲也躲不掉；不该来的，你担心也没用。与其在这儿瞎琢磨，不如先把能做的事做了。

    想到这，王汉彰将手中的烟蒂扔到了车窗外。那烟头在地上弹了一下，滚了两圈，冒出一缕青烟，然后熄灭了。他摇上车窗，发动了引擎，挂上挡，踩下油门，车子缓缓驶出停车位，朝着泰隆洋行的方向驶去。

    车子穿过英租界的街道，那些熟悉的街景从车窗外掠过。维多利亚路上的梧桐树还是那么茂盛，叶子绿得发亮；戈登堂对面的公园里，几个洋人太太正带着孩子玩耍，笑声隐隐约约传过来；利顺德大饭店门口停着几辆汽车，门童穿着红色的制服，正忙着帮客人开车门。一切还是那么平静，那么安详，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仿佛昨天那些消息都只是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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