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五十七年五月初六,天热起来了。
朱祁钰站在皇子所院子里,太阳晒得人发晕,她没动。院子里的槐花开了一树,白花花的,风一吹,落得到处都是。几个太监在扫,扫了又落,落了又扫。
十二个孩子站在她面前,大的八岁,小的六岁,站成两排。都穿着薄薄的夏衫,额头上带着汗,但没人动,没人说话。
朱祁钰一个一个看过去。
朱见澈站在最前头,六岁,脸圆圆的,眼睛亮亮的。上个月带他去摊贩区看了半天,回来日记写了三页,写那个卖菜的老头,写那个卖肉的壮汉,写那个修鞋的摊子。写得细,连老头手上几个茧子都数了。
朱见澜站在他旁边,六岁,瘦一点,眼睛还是那么亮。他的日记写得最长,五页,写的不是人,是事。那个卖肉的壮汉一斤肉赚多少钱,一天能卖多少,一个月能挣多少,他都算了。算完了还写了一句:“儿臣算了一下,他一个月挣的钱,不够买一匹好马。”
朱见淮站在第二排,七岁,虎头虎脑的。他的日记写得最短,两页,但画了一张图,画的是那个壮汉剁肉的刀。刀的形状,刀柄的长短,刀刃的弧度,都画出来了。旁边还写了一个字:“铁。”
朱见沐站在他旁边,七岁,安安静静的。日记写了三页,写的不是人也不是事,是感觉。他写那个摊贩区的味道,有菜的青气,有肉的腥气,有汗的酸气,有油炸糕的香气。最后写了一句:“儿臣觉得,那里的人,身上都有一种味道,是日子熬出来的。”
朱见洸站在第三排,六岁,白白净净的。日记写了两页,写的是一件事——他看见一个小贩的孩子,蹲在摊位边上啃窝窝头。那孩子跟他差不多大,脸黑黑的,手上全是土。他写:“儿臣想把自己的点心给他,但没敢。”
朱祁钰看到他这一页的时候,多看了两眼。
还有朱见洛,八岁,最大的那个。日记写了四页,写得很稳,像个小大人。他写那个摊贩区的布局,哪个摊位卖什么,哪个摊位人多,哪个摊位冷清。最后写了一句:“儿臣觉得,那里的人,不管生意好坏,都在认真活着。”
一个一个,她都记得。
看完了,她开口说:
“今儿个,再去一个地方。”
十二个人眼睛都亮了。
这回不是摊贩区,是码头。
马车走了半个时辰,到了城外的运河码头。车停了,她带着他们下车,走到河边。
河边停着几十条船,大大小小,有的装货,有的卸货,有的等着。船工们光着膀子,喊着号子,扛着麻袋,从船上下来,又上去。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
朱祁钰站在岸边,看着那些船。
然后她回头,对那十二个孩子说:
“去问。问他们从哪来,往哪去,船上装的什么,跑一趟能挣多少,累不累,怕不怕。”
十二个人散开了。
朱见澈走到一条小船跟前,船上一个老头正在收拾渔网。他站在边上,仰着头问:“老丈,您这船从哪来?”
老头低头一看,是个小孩,穿着细布衣裳,白白净净的,不知道是哪家的。他笑了笑,说:“从山东来,运粮的。”
朱见澈又问:“那您跑一趟要多久?”
老头说:“顺风七八天,不顺风得十几天。”
朱见澈点点头,又问:“累不累?”
老头笑了:“累,怎么不累。天天在船上晃,腿都是软的。但不跑不行,一家老小等着吃饭呢。”
朱见澈问完了,又跑到另一条船跟前。
朱见澜蹲在一条大船边上,看着船工们扛麻袋。他数着,一个人扛一袋,走上去,走下来,再扛一袋。他数了一炷香的功夫,数出来一个人一上午扛了五十多袋。
他跑到一个船工跟前,问:“大叔,您这一袋有多重?”
船工放下麻袋,擦了擦汗,说:“一百斤。”
朱见澜算了算,又问:“那您一天能扛多少?”
船工说:“多的时候三四百袋,少的时候一两百袋。”
朱见澜点点头,又问:“那您挣多少?”
船工笑了:“按袋算,一袋两文钱。自己算。”
朱见澜算了算,眼睛瞪大了。
朱见淮没问人,盯着那些船看。他看船的形状,看帆的样子,看绳子的绑法。看了一会儿,跑到一条船边上,蹲下来看船底。船底包着铁皮,锈迹斑斑的。他伸手摸了摸,又凑近看了看。
朱见沐站在岸边,闭着眼睛。他闻着河水的味道,鱼腥味,汗味,木头味,绳子的麻味,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沉沉的味道。他闻了很久,睁开眼睛,眼睛里有点东西。
朱见洸跑到一个小孩跟前。那孩子跟他差不多大,坐在船头,光着脚,脸黑黑的。他蹲下来,问:“你叫什么?”
那孩子看着他,不说话。
他又问:“你每天在船上干什么?”
那孩子还是不说话。
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块点心,递过去。那孩子看了看,接过去,咬了一口。
然后说:“帮我爹看船。”
朱见洸点点头,又问:“你饿不饿?”
那孩子想了想,点点头。
朱见洸又把另一块点心递过去。
一个时辰后,朱祁钰把他们叫回来。
十二个人站在她面前,脸上都带着汗,眼睛都亮亮的。
她没问他们问到了什么,只说:“回去写日记。写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十二个人齐声说:“是。”
回去的路上,马车里安安静静的。朱见澈靠在车壁上,看着窗外。朱见澜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朱见淮眼睛还亮着,像在回味。朱见沐闭着眼睛,像是在闻什么。朱见洸看着自己的手,不知道在想什么。
朱祁钰看着他们,没说话。
五月二十,她带他们去了田庄。
六月初三,她带他们去了矿山。
六月十八,她带他们去了军营。
七月,八月,九月。
每个月一次,每次一个地方。摊贩区,码头,田庄,矿山,军营,作坊,集市,驿站,税关,河堤,粮仓,铁厂。
十二个孩子,每个月都要出去一天,看,问,想。
回来写日记,交上去。她一本一本看,一本一本记。
朱见澈的日记越来越细,写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他写码头的船工,写田庄的农夫,写矿山的矿工,写他们怎么干活,怎么吃饭,怎么说话。他写:“他们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朱见澜的日记越来越深,写的不是事,是理。他算账,算一个船工一天能挣多少,算一个农夫一年能收多少,算一个矿工一个月能攒多少。他写:“儿臣算了算,他们干一辈子,也攒不够在京城买一间房。”
朱见淮的日记越来越厚,画的图越来越多。他画船,画帆,画绳结,画犁,画锄头,画矿车,画风箱。他写:“这个东西,可以改一改,能省力气。”
朱见沐的日记越来越短,但写的都是别人不写的。他写味道,写声音,写风,写光。他写:“矿山的味道,是石头被砸开的那种涩。码头的味道,是水混着汗的那种咸。田庄的味道,是土被翻起来的那种厚。”
朱见洸的日记里,经常出现那些孩子。码头的孩子,田庄的孩子,矿山的孩子们。他写他们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他写:“他们跟儿臣一样大,但他们不识字。”
朱见洛的日记最稳,每篇都像一份奏折。他写这个地方有什么,缺什么,能怎么改。他写:“码头缺个歇脚的地方,船工们只能蹲着吃饭。田庄缺口井,挑水要走二里地。矿山缺个医官,砸伤了只能硬扛。”
朱祁钰一本一本看,看完了,在本子上记。
十月初九,她把他们叫到一起。
十二个人站在她面前,都长高了一点,脸都黑了一点,但眼睛都亮亮的。
她看着他们,开口说:
“你们看了半年,问了半年,想了半年。现在,朕问你们一个问题。”
十二个人都看着她。
她问:“你们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朱见澈想了想,说:“最难的是,一个人扛一家人的日子。”
朱见澜想了想,说:“最难的是,干一辈子也攒不够。”
朱见淮想了想,说:“最难的是,想改改不了。”
朱见沐想了想,说:“最难的是,没人知道他们有多难。”
朱见洸想了想,说:“最难的是,那些孩子不识字。”
朱见洛想了想,说:“最难的是,办法多,但做起来难。”
一个一个说下去,十二个人,十二个答案。
朱祁钰听完,没说话。
站了一会儿,她转身走了。
出了皇子所,她站在院子里,看着天。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
陈太监在边上站着,不敢吭声。
她看了一会儿,忽然问:“陈太监,你说那几个孩子,哪个答得最好?”
陈太监愣了一下,说:“奴才……奴才不敢说。”
朱祁钰没再问,转身往回走。
回到乾清宫,她在暖阁里坐下。炕桌上又摆了一叠折子,最上头那本是海外送来的。她拿起来看,是朱见济写的,说南明国今年又丰收了,百姓都高兴。
她看了,嘴角弯了弯。
又拿起第二本,是朱见泽写的,说爪哇那边新开了一所学堂,教土人的孩子识字。
她看了,嘴角又弯了弯。
第三本,第四本……一本一本看下去。
看完,她把折子放下,靠在引枕上。
窗外传来风声,呜呜的,一阵一阵。
她闭上眼睛。
脑子里闪过那十二张脸,大的小的,亮的静的,都在那儿。
还有他们说的那些话。
“最难的是,一个人扛一家人的日子。”
“最难的是,想改改不了。”
“最难的是,没人知道他们有多难。”
她睁开眼,看着窗外。
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细细的。
她翻了个身。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