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七，年前最后一桩烂事。
伍仙桥作坊虽然停了产线，但库房里还压着一批半成品没来得及处理，汕头峰留了两个人看场子，其中一个手脚不干净，偷偷往外倒腾了三箱货，被另一个看场子的逮住了。
汕头峰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语气已经带上火了。
“你看着处理。”
“我怕我处理起来下手没轻重。”
“扣一个月工钱，打一顿，赶走，别闹出事。”
汕头峰在电话那头啧了一声，大概觉得太便宜那人了，但还是应了。
挂了电话我去找浩哥和双哥，足浴城的事得交代清楚，年前最后三天照常营业，年三十中午关门，给员工放五天假，每人两百块红包，浩哥拿笔记下来，双哥在旁边掰手指头算开销。
“两百块够不够，少了面子上过不去。”双哥问。
“够了，这行情两百块不少了，外头好多店一分钱都不发。”浩哥说。
事情交代完，我回屋收拾行李，一个帆布包，往里塞了几件换洗衣服，给我妈买的金项链用报纸包好放在最底层，上面压着两条中华烟和一瓶五粮液，是给村里几个长辈备的。
十万块现金锁进衣柜暗格的铁盒子里，身上带了几万，揣在贴身的腰包里，拉链拉严实。
我没坐火车，火车票这几天根本买不着，让小东哥开我的桑塔纳送我到省站，坐大巴回去。
车开到半路，小东哥突然把收音机关了。
“表弟。”
“嗯。”
他两只手握着方向盘，盯着前面的路，嘴巴张了两下才说出来：“我总觉得红姐最近不太对劲，你多上上心。”
我扭头看他：“啥意思？”
他挠了挠后脑勺，支支吾吾的：“说不上来具体的，就是一种感觉，她看你的眼神变了，以前看你的时候眼里是有光的，这几天不一样了，那个光还在，但底下多了点别的东西，我形容不出来。”
小东哥这人粗，平时大大咧咧的，突然说出这种话来，我愣了一下。
“你什么时候变的这么细了？”
“跟她打了这么久交道。”他嘿嘿一笑，但笑完又收了回去，“我说真的，表弟，你留个心。”
我没回他，拉开车窗抽了根烟，烟灰被风卷走了。
大巴从天河客运站出发，经韶关、郴州，一路往北，车上挤的不成样子，过道里都站满了人，蛇皮袋和编织袋堆的到处都是，有个男人扛了一台电风扇，纸箱子顶着前排乘客的后脑勺，被骂了好几回也挪不开，实在没地方放。
我靠在窗户边上，看外头的景从广州的水泥丛林慢慢换成了丘陵和山地，稀稀拉拉的村庄散在山坳里，田埂上有人赶牛，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在冬天灰蒙蒙的天色底下走的很慢。
下午三点多，手机震了。
号码是苏以沫的。
“昭阳，你过年回老家吗？”
“在路上了。”
她顿了一下，那头传来布料窸窸窣窣的声音，应该是在店里整理货架。
“那正好，我有件事想当面跟你说，但电话里也行。”
她说最近有个人来夏茅打听我，不是林耀祖的人，操本地口音的中年男人，前天下午去她服装店里买了件夹克，付钱的时候跟她闲聊，嘴上说是我老乡，问了好几个问题。
住哪栋楼，跟谁一起住，平时什么时候出门。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哪有老乡连你住哪都不知道的？”苏以沫的声音压的低。
“长什么样？”
“中等身材，国字脸，四十出头的样子，穿黑色皮夹克。”她停了一下，“还有，他左手食指少了半截，就剩一个指节，我递衣服给他的时候看见的。”
断指，这个特征我翻了一遍脑子里所有认识的人，没有，不是林耀祖那边的。
“他开什么车？”
“黑色普桑，粤A的牌子，我偷偷记了号码。”她报了一串数字，我掏出笔记在手背上。
挂了苏以沫的电话，我先打给双哥。
“这几天多留个心眼儿，楼下进出的人你注意看，有没有生面孔晃来晃去的，尤其是一辆黑色普桑，粤A开头的。”
双哥没问为什么，只说了个“行”，他跟了我这么久，该紧的时候不废话。
又打给浩哥，让他把足浴城后门的监控录像留存，这几天的都别洗掉。
大巴到郴州服务区停下来休息，我下车在加油站旁边的水泥台阶上坐着，点了根烟，犹豫了好一阵子，还是拨了红姐的号码。
响了六七声才接。
背景音很吵，碗筷碰撞的声音，有个中年男人的大嗓门在劝酒，还有个女声在喊谁谁快来吃鱼，热闹的很。
“到家了？”
“到了，我妈杀了只鸡，正吃着呢。”红姐的声音听着很正常，甚至比这几天在广州的时候还要松快些，“她一见面就说我瘦了，非要我多吃两碗饭。”
我没提苏以沫的事，大过年的，说了她也只能干着急。
“冷不冷，衣服带够了没？”
“带了带了，你那件军绿色的棉服我穿着呢，又宽又大。”
我笑了一声。
临挂电话的时候我说了句：“等你回来跟我说的那件事，我等着。”
电话那头安静下来，吵闹声退到了很远的地方，两秒钟的空白，红姐轻轻“嗯”了一声，就挂了。
我把烟头按灭在台阶上，上了车，重新靠在座位上闭眼的时候，脑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翻出来，自己排了个队。
林耀祖跑了，手机号作废，人间蒸发，周建华请病假烧材料，给自己擦屁股，一个断了半截手指的陌生男人在我家附近转悠，红姐脑子里装了件事不肯说。
单独拿出来看，每一件都不算大，但搁到一块儿，味道就不对了。
年后回广州，不会太平。
晚上九点多，大巴到了老家县城的车站。
一下车，冷风从领口灌进去，直接冷到骨头缝里，广州的冬天再冷也就是阴，老家这边不一样，干冷，风刮在脸上生疼。
我裹紧外套，拎着帆布包走出车站大门。
搭车回镇上，在我下车的地方，远远看见路口站着个人。
军绿色棉袄，手里拎着个保温壶，缩着脖子，在风里头不知道站了多久了。
是我妈。
我走过去，喊了声妈。
她抬起头，眯着眼看了我两秒钟才认出来，然后笑了，伸手在我脸上摸了一把。
“瘦了，黑了。”
保温壶里是姜汤，她怕我坐车冷，专门熬了带过来的，壶的外面裹了一层旧毛巾保温，拧开盖子热气还在往上冒。
我仰头灌了两大口，辛辣的姜味从嗓子一路烫到胃里，整个人从里到外暖了一层。
走在回村的土路上就全黑了，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照着脚底下的碎石头，我妈絮絮叨叨说了一路。
隔壁王婶家的儿子结婚了，摆了十二桌，她随了五十块的礼，村头那棵老槐树入秋的时候被雷劈了半边，烧焦的树干倒在路中间，村里人锯了三天才清干净，家里的母鸡上个月突然开窍了，天天下蛋，她一个都没吃，全攒在米缸里等我回来。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搁在广州我听都懒的听，但走在这漆黑的土路上，我妈的声音碎碎的响在旁边，心里一直紧绷的感觉，从红姐被绑架开始就没放松过，竟然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松开了。
到了家，堂屋的灯亮着，桌上摆了三个菜，一碗腊肉炒蒜苗，一碗酸菜鱼，一盘炒花生米，全用碗扣着保温，掀开来还是热乎的。
我把金项链从包里掏出来，报纸拆了，打开盒子搁在桌上。
我妈一看就急了：“你买这个干嘛！多少钱？”
“不贵。”
“什么叫不贵，金子还有不贵的，你挣钱也不能这么花！”
嘴上骂着，手已经把项链拿出来了，在灯底下翻来覆去的看，然后站起来对着墙上挂的那面小圆镜戴上，歪着头照了好几遍，手一直摸着锁扣的位置，舍不得放下来。
我趁她高兴，试着开了个口。
“妈，我在广州谈了个女朋友。”
我妈的手停在项链上，脑袋从镜子那边转过来，眼睛一下子亮了。
“多大了？”
“比我大一岁。”
“做什么的？”
“做服装生意。”
“长什么样？”
“好看。”
“光说好看有什么用，什么时候带回来给我看看？”
“过完年吧。”
“哪里人？”
“湖南的。”
“湖南好，湖南妹子能吃辣，脾气辣，管得住你。”我妈的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了，“你那个脾气跟你爸一个样，犟的很，得找个厉害的才行。”
我被连珠炮似的问了十几个问题，最后实在招架不住了，端着碗躲进了里屋吃饭。
夜里躺在老家的硬板床上，棉被晒过但还是潮了一层，冰凉凉的贴在皮肤上，我缩着身子等被窝暖起来。
屋外头风刮的紧，老房子的木门被吹的嘎吱嘎吱响，我妈在隔壁屋咳嗽了两声，翻了个身又没动静了。
手机震了。
不是红姐。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香港。
我盯着那个号码看了三秒钟，拇指放在接听键上面，没按下去。
林耀祖从深圳过关去了香港之后就断了线。
他的号码作废了，但不代表他找不到新的号码。
第四秒，我按了接听。
电话那头没人说话，只有风声。
很大的风声，呼呼的往话筒里灌，底下还有一层起起伏伏很远的声音，是海浪拍岸的声音。
十秒钟，二十秒钟，没有一个字，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躺在黑暗里，屏幕的光灭了，天花板上什么都看不到。
风还在刮，门还在响。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翻了个身，闭上眼。
林耀祖。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你想慢慢跟我算，行，我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