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畠山高政本人对上杉家扶持畠山义就流的同族畠山在氏而感到不满，更不希望收匠作畠山家庶子家松波畠山家少主畠山常重作为养子，但他眼下已经被游佐信教、安见宗房、汤川直春等家中重臣们架空，根本无法直接拒绝此事。

    上杉清定为了让畠山常重继承金吾畠山家家名不受到太大的阻力，还不忘以足利义氏的名义，许可原先继承足利将军家奉公众畠山宫内大辅家家名的汤川直光之子汤川直春，仍能继承畠山宫内大辅家家名。

    至于游佐信教、安见宗房等金吾畠山家重臣们，清定皆以足利义氏的名义授予他们御供众，享有足利将军家直臣的身份。

    虽说畠山高政之弟畠山政尚领有纪伊有田郡，且与高野山金刚峰寺之间的关系较近，并有着觊觎金吾畠山家家督、畠山氏一门总领的野心。但他意识到上杉家在近畿诸国的势大，加上自己在纪伊一国之中的支持者较少，很难与上杉家相抗衡，也只能眼睁睁看着金吾畠山家的继承权落入上杉家一门亲族众畠山常重之手。

    游佐信教、安见宗房、汤川直春等金吾畠山家重臣们本就不希望看到畠山高政收其弟畠山政尚或畠山昭高为养子，他们还想着继续执掌金吾畠山家的大权。

    从能登而来的畠山常重是人生地不熟，就算有着上杉家的支持，在短时间内也是无法亲政的。与有着极大野心和雄心壮志的畠山政尚、畠山昭高兄弟二人相比，游佐信教、安见宗房、汤川直春等人情愿从上杉家迎来畠山常重来继承金吾畠山家的家名，以确保自身的权势和利益不受到任何损失。

    而另一边，由于堺公方足利义维的拒不配合，导致反上杉家一方势力无法顺利拥立一名能与足利义氏匹敌的武家栋梁。

    在万般无奈之下，三好家笔头重臣筱原长房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说服足利义维的长男足利义荣，由他来接受大友家拥立的征西宫丰成的准三宫宣下、征夷大将军宣下、源氏长者宣下，并担任淳和奖学两院别当之职，官位也先后获得从五位下左马头、正三位大纳言。

    值得一提的是，左马头为历代将军候补者的惯例官职。而足利义维的左马头之职是在大永七年（1527年）被后奈良天皇授予。

    在获知了足利义荣与支持伪朝的大友家、三好家、毛利家、河野家等大名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后，足利义维是气得几乎晕厥。

    足利义维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自己的儿子会如此经不住征夷大将军、武家栋梁之位的诱惑。他自从堺町退入阿波境内，就不再执着于夺取征夷大将军、武家栋梁之位，想着安安稳稳的过完余生。

    可是，足利义荣却并不打算就此平平庸庸的过日子，不仅与三好家之间关系密切，甚至还接受了伪朝授予的征夷大将军、源氏长者、淳和奖学两院别当、正三位大纳言等职，这就等于给堺公方家戴上了一顶逆贼的帽子。

    于是，足利义维果断与足利义荣断绝了关系，并在一气之下，带着次男足利义助、三男足利义任跑到无觉寺的分寺庆林院出家为僧，给自己取了个戒名实山道诠。

    其实，足利义维早就看出足利将军家已经无法恢复曾经的威权，秩序、家格意识也在足利义晴、足利义辉父子在位时期被基本打破。

    原本，扶桑全国规模统一与统合的契机，应始终从天皇或将军的权威中寻求。即便在战国大名鼎盛的东国，北条家、山内上杉家等有力大名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古河公方（关东将军）及关东管领的秩序与家格意识制约；西国因渴望与大明、朝鲜、琉球等东亚诸国进行贸易，足利将军家（扶桑国王）的影响力更为显著。

    可见，与幕府、朝廷对峙并确保正统是至关重要的。

    足利将军家的正统是体现在：中央层面守护北朝天皇家与京都和平，地方层面调整大名利害并编整秩序，国外层面以扶桑国王的身份来管理贸易。例如，足利义晴在足利义维威胁将军之位时，虽无法留京，仍应天皇要求两次改元，并向明朝、琉球、朝鲜等国派遣国书。

    但足利义辉因未将三好长庆视为足利义维般的威胁，屡屡懈怠政务。结果导致三好长庆逐步夺取禁宫修缮、改元、赦免南朝势力、接待明使等本属将军的职责——这些行为得到天皇与朝廷认可，标志着无将军的时代已然启动。

    曾经的三好之长就因扰乱畿内和平遭非议，而三好长庆已成长为宣言维护畿内和平的重要势力。

    之后，三好长庆更是与足利义辉几乎同时叙从四位下的位阶。

    反观放弃职责的足利义辉，被剥夺“武家唯一公卿”的地位。频繁将京都卷入战乱的将军被视为“遭天罚”，沦为让三好家“谋反”的存在。

    极端而言，三好家在将足利义晴、足利义辉父子逐出京都的那段时间，足利将军家已经在实质灭亡。

    在此后的战事中，三好长庆还不拥立足利将军家进行东征西讨。而另一个次元里的织田信长却要拥立足利义昭、足利义寻父子。

    由此可见，三好家是扶桑武家之中最早摆脱足利将军家束缚的大名。

    不仅如此，三好长庆还接管明使接待，终结足利义辉作为扶桑国王的活动。在另一个次元里被信长放逐的足利义昭则是通过对马宗家与朝鲜国王进行通信，与足利义辉不同，仍以扶桑国王自居。

    在扶桑战国末期根深蒂固的家格秩序，也因三好家的崛起而改变。

    身为足利将军家陪臣的三好长庆、三好义兴、三好长逸，以及三好家重臣松永久秀同叙从四位下的位阶，获赐天皇家桐纹，受赠足利将军家嫡流的象征“御小袖之唐柜”。

    在另一个次元里的织田信长虽然也获得了桐纹免许，就任足利将军家曾担任的右近卫大将，甚至在本能寺之变前被朝廷劝进太政大臣、关白或将军（三职推任）。但即便平定畿内、迫使本愿寺屈服后，织田信长仍试图认定足利义昭为“西国之公方”并议和，始终未能剥夺其征夷大将军之职，也未获得超越历代足利将军的官位——这正是他与足利将军家关系的真实困境。

    三好家虽缺乏调整地方大名利害的逻辑，却能频频介入尼子家、上总酒井家的领内问题，颠覆宗教政策，展现出作为天下人的自负。而反观另一个次元里的织田信长，亦通过宗教政策介入常陆江户家的领地，但直到本能寺之变爆发前的三月，才勉强具备强制地方大名停火的能力，且其逻辑仅限于攻灭强敌武田家，未要求臣属上洛，最终未能终结与足利义昭的战争，便被家臣明智光秀发起本能寺之变而被迫自尽而亡。

    就算到了十六世纪的中期，足利将军家仍被众多大名所支持，足利将军家在全国意识与家格秩序中属绝对存在。但在与三好家的对峙中，让世人逐渐意识到将军家是可替代的——倒幕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成为选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