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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460章 刮骨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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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王正的指点之后,李明阳那根绷了整整一天的神经终于松弛了几分。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窗外的阳光已经从正午的炽烈变成了午后的柔和,在地板上拖出一片温暖的金色。但他的心里,并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他睁开眼,目光穿过窗户,落在那片灰蒙蒙的天际线上。等消息?把主动权交到别人手里?不,这对他来说太被动了。他从来不是一个习惯等待的人,更不是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裁决的人。王正的好意他心领了,也听进去了;但那是王正的路数,不是他的。他的路,从来都是他自己走出来的。

    他坐直身体,拿起手机,先给母亲吴桂芳发了一条消息:“妈,计划继续,不管外界如何风云变幻,在杜家没有伤筋动骨之前绝不停战。”发送。然后他又给老黑发了一条消息,内容更短,只有四个字:“按计划办。”发送。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说王正来过,没有透露任何不该透露的信息。不是不信任,而是有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他放下手机,目光变得冷厉起来。他要借这次机会,向外界传达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他李明阳不是一个软柿子,谁想捏就能捏的。他李家也不是一个小门小户,谁想踩都能踩上几脚的那种。你按照原则来,那我就按规矩办事;你要耍流氓、那我也略懂一点拳脚。

    你杜家不是要保杜宇航吗?不是要施压吗?不是要让他投鼠忌器吗?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让杜家也尝尝被狙击的滋味。他要让所有人都看见,动他的人,要付出代价。杜家,就是他立威的对象。

    经济上有母亲坐镇,舆论上有老黑操盘,法律上有王正推进,三管齐下,杜宇航插翅难飞。而他需要做的,就是稳住杜鹃的大后方,不让任何后院起火的事发生。

    一下午的时间,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从两点半开始,就有人陆续来敲门。第一个来的是明珠县委书记胡敬兵,四十多岁,在杜鹃干了半辈子,从乡镇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没想到临到快退休了,遇上这么一场大地震。他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茶杯,几次欲言又止。李明阳没有催他,只是静静地等着,给他倒了一杯茶,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沉默了几分钟,胡敬兵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低得像在自言自语:“书记,我在明珠干了六年了,刚把班子理顺,刚把几个大项目落地。这一动,我这心里确实没底。”

    李明阳看着他,没有急着说话。他端起茶杯,慢慢地抿了一口,然后放下,目光沉稳而温和。“敬兵同志,你在明珠干得怎么样,我心里有数。组织上让你动,不是不认可你的工作,是希望你到更需要你的地方去。”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加从容:“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个道理,你比我懂。明珠的成绩,组织不会忘,你个人的能力,组织也有数。换个地方不是从头再来,是对你能力的认可和信任。”

    胡敬兵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他点了点头,站起身,朝李明阳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办公室。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接下来是特川县委书记胡丽彤、新场县委书记李涛、奢香县委书记杨荣……一个接一个,像走马灯一样。每个人的表情都差不多——焦虑、不安、患得患失。有的害怕离开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之后无法开展工作;有的害怕被换到一个经济发展较差的地方去,影响仕途;有的则担心新单位的人不配合,工作推不动。

    李明阳没有不耐烦,对每一个来访者,他都耐心解释、详细安抚,把政策讲透,把道理说清,把未来的前景描绘得明明白白。

    对于那些情绪特别抵触的,他就没有这么好的态度了。有个经济开发区的书记来了之后,话里话外都是“我在这个开发区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暗示组织不能这样对他。李明阳听了,脸色没有变,但目光冷了下来。

    他没有发火,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不要试图挑战组织的原则底线。如果不想干,你打辞职报告,我批条子。我相信,区县党委一把手这个位置,有的是人干。”

    那人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从委屈变成了尴尬,从尴尬变成了惶恐。他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终他只能站起身,讪讪地说了一句“书记,我不是那个意思”,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送走最后一个人,李明阳靠在椅背上,这才发现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他转过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六点二十。他愣了一下,随即苦笑起来。从两点半到现在,将近四个小时,他连口水都没顾上喝,屁股都没挪一下。那些区县一把手的焦虑、不安、患得患失,他全都要接住、消化、安抚,一个都不能漏,一个都不能炸。这不是体力活,但比体力活累一万倍。

    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自嘲地笑了笑:“真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这句话,是对自己说的,也是对那个已经走了的、曾经以为当了书记就能轻松一点的年轻人的说的。如果他不搞这个轮换,就没有这么多事;不搞轮换,那些区县一把手也不会像炸了窝的马蜂一样来找他;不搞轮换,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开会、应酬,过一个省心省力的市委书记。但他不能。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暮色四合,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远处的街道上,车流如织,行人匆匆。而整个市委大院,那些一开始亮着灯的办公室已经陆陆续续的关灯了。只有他的办公室里面灯火通明,窗户玻璃在灯光的映射下把他那纤弱的身影映得无比单薄。

    他伸出手,在冰凉的玻璃上轻轻划了一下。玻璃上映出他的脸——消瘦、疲惫,但那双眼睛依然很亮,亮得像淬过火的刀锋,亮得像深夜里不肯熄灭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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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王正的指点之后,李明阳那根绷了整整一天的神经终于松弛了几分。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窗外的阳光已经从正午的炽烈变成了午后的柔和,在地板上拖出一片温暖的金色。但他的心里,并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他睁开眼,目光穿过窗户,落在那片灰蒙蒙的天际线上。等消息?把主动权交到别人手里?不,这对他来说太被动了。他从来不是一个习惯等待的人,更不是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裁决的人。王正的好意他心领了,也听进去了;但那是王正的路数,不是他的。他的路,从来都是他自己走出来的。

    他坐直身体,拿起手机,先给母亲吴桂芳发了一条消息:“妈,计划继续,不管外界如何风云变幻,在杜家没有伤筋动骨之前绝不停战。”发送。然后他又给老黑发了一条消息,内容更短,只有四个字:“按计划办。”发送。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说王正来过,没有透露任何不该透露的信息。不是不信任,而是有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他放下手机,目光变得冷厉起来。他要借这次机会,向外界传达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他李明阳不是一个软柿子,谁想捏就能捏的。他李家也不是一个小门小户,谁想踩都能踩上几脚的那种。你按照原则来,那我就按规矩办事;你要耍流氓、那我也略懂一点拳脚。

    你杜家不是要保杜宇航吗?不是要施压吗?不是要让他投鼠忌器吗?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让杜家也尝尝被狙击的滋味。他要让所有人都看见,动他的人,要付出代价。杜家,就是他立威的对象。

    经济上有母亲坐镇,舆论上有老黑操盘,法律上有王正推进,三管齐下,杜宇航插翅难飞。而他需要做的,就是稳住杜鹃的大后方,不让任何后院起火的事发生。

    一下午的时间,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从两点半开始,就有人陆续来敲门。第一个来的是明珠县委书记胡敬兵,四十多岁,在杜鹃干了半辈子,从乡镇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没想到临到快退休了,遇上这么一场大地震。他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茶杯,几次欲言又止。李明阳没有催他,只是静静地等着,给他倒了一杯茶,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沉默了几分钟,胡敬兵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低得像在自言自语:“书记,我在明珠干了六年了,刚把班子理顺,刚把几个大项目落地。这一动,我这心里确实没底。”

    李明阳看着他,没有急着说话。他端起茶杯,慢慢地抿了一口,然后放下,目光沉稳而温和。“敬兵同志,你在明珠干得怎么样,我心里有数。组织上让你动,不是不认可你的工作,是希望你到更需要你的地方去。”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加从容:“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个道理,你比我懂。明珠的成绩,组织不会忘,你个人的能力,组织也有数。换个地方不是从头再来,是对你能力的认可和信任。”

    胡敬兵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他点了点头,站起身,朝李明阳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办公室。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接下来是特川县委书记胡丽彤、新场县委书记李涛、奢香县委书记杨荣……一个接一个,像走马灯一样。每个人的表情都差不多——焦虑、不安、患得患失。有的害怕离开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之后无法开展工作;有的害怕被换到一个经济发展较差的地方去,影响仕途;有的则担心新单位的人不配合,工作推不动。

    李明阳没有不耐烦,对每一个来访者,他都耐心解释、详细安抚,把政策讲透,把道理说清,把未来的前景描绘得明明白白。

    对于那些情绪特别抵触的,他就没有这么好的态度了。有个经济开发区的书记来了之后,话里话外都是“我在这个开发区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暗示组织不能这样对他。李明阳听了,脸色没有变,但目光冷了下来。

    他没有发火,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不要试图挑战组织的原则底线。如果不想干,你打辞职报告,我批条子。我相信,区县党委一把手这个位置,有的是人干。”

    那人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从委屈变成了尴尬,从尴尬变成了惶恐。他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终他只能站起身,讪讪地说了一句“书记,我不是那个意思”,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送走最后一个人,李明阳靠在椅背上,这才发现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他转过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六点二十。他愣了一下,随即苦笑起来。从两点半到现在,将近四个小时,他连口水都没顾上喝,屁股都没挪一下。那些区县一把手的焦虑、不安、患得患失,他全都要接住、消化、安抚,一个都不能漏,一个都不能炸。这不是体力活,但比体力活累一万倍。

    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自嘲地笑了笑:“真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这句话,是对自己说的,也是对那个已经走了的、曾经以为当了书记就能轻松一点的年轻人的说的。如果他不搞这个轮换,就没有这么多事;不搞轮换,那些区县一把手也不会像炸了窝的马蜂一样来找他;不搞轮换,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开会、应酬,过一个省心省力的市委书记。但他不能。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暮色四合,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远处的街道上,车流如织,行人匆匆。而整个市委大院,那些一开始亮着灯的办公室已经陆陆续续的关灯了。只有他的办公室里面灯火通明,窗户玻璃在灯光的映射下把他那纤弱的身影映得无比单薄。

    他伸出手,在冰凉的玻璃上轻轻划了一下。玻璃上映出他的脸——消瘦、疲惫,但那双眼睛依然很亮,亮得像淬过火的刀锋,亮得像深夜里不肯熄灭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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