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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阳光已经偏西，斜斜地照在田野上，把那些刚刚踩过的脚印拉出长长的影子。李明阳站在药材基地的田埂上，又看了最后一眼那片白茫茫的地膜和嫩绿的幼苗。他转过身，走到李明面前，伸出手，再次握住了那双粗糙的、满是老茧的手。
“李明——”他的声音温和而坚定，像长辈在叮嘱晚辈，“坚持下去。你的这条路，走对了。不光自己要致富，还要带着乡亲们一起富。你是大学生，眼界宽，见识广，要当好这个带头人。”他看着李明的眼睛，那双年轻的眼睛里有光，有梦想，有一种让农村人感到踏实的东西，“有需要的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你记下了吗？”
李明的眼眶又红了。他用力的点了点头，嘴唇哆嗦着想说谢谢，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回乡种药材的年轻人，何德何能，让市委书记亲自留下电话。他深吸一口气，把那股翻涌的酸意压下去，声音沙哑却坚定：“记下了，书记。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我会把这药材种好，把乡亲们带好。您放心。”
李明阳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再说什么。有时候，话多了反而轻了。他转身朝车子走去，步伐依然很快，像一刻也不愿浪费。身后的众人连忙跟上，脚步声在田埂上沙沙作响。李明站在田埂上，目送着那辆考斯特渐渐远去，卷起一路黄尘。手插在裤兜里，手指摸着那张刚记下的电话号码。纸片很小，很轻，但他感觉那上面的每一个数字都有千钧之重。
下午三点，车子驶入了左鸠嘎乡的地界。这里的山势比猪场乡更加险峻，道路蜿蜒盘旋，两边的树木更加茂密。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车窗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路边的石墙上，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红色标语，字迹斑驳，但依然醒目——“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车子在乡政府门口停下，李明阳下了车，第一眼就看见了广场上那座庄严肃穆的英雄纪念碑。碑身不高，通体洁白，顶端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碑前的广场不大，铺着青石板，打扫得干干净净。广场两侧种着松柏，四季常青，像两排肃立的卫士。
左鸠嘎乡的领导班子早已在广场上等候。他们穿着深色的衣服，胸前别着党徽，表情肃穆，站得整整齐齐。台阶下，摆放着两个鲜花扎成的花篮，挽联上写着金色的字——“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杜鹃市委敬献”。乡党委书记周耀快步迎上来，声音恭敬而激动：“李书记，欢迎您来左鸠嘎乡指导工作。这是我们乡的英雄广场，是为了纪念二级战斗英雄刘兴文烈士修建的。”
李明阳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缓步走上台阶，在纪念碑前站定。抬头望着那洁白的碑身，望着那鲜红的五角星，望着碑座上那行鎏金的大字——“二级战斗英雄刘兴文烈士永垂不朽。”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直起身，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枝白色的菊花，双手捧着，轻轻地放在花篮前。风吹过广场，花篮的挽联轻轻飘动，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某种遥远的回响。身后的众人也依次上前，献花，鞠躬，动作都很轻，都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
献花仪式结束后，周耀引着李明阳走到旁边的一块石碑前。石碑不大，通体黑色，上面用楷书镌刻着刘兴文烈士的生平事迹，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都像刀刻一样有力。李明阳站在碑前，一字一句地往下看——
“刘兴文，1933年生，1951年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1952年在五圣山战斗中，率两名战士坚守阵地，击退敌军十一冲锋，歼敌一百余人，荣立一等功，并受到伟人等领导接见。同年秋季战术反击战中，为掩护战友被炮弹击中牺牲，年仅十九岁。战后被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李明阳的目光在“十九岁”那三个字上停了很久。十九岁，还是一个孩子的年纪。十九岁的他，还在大学里读书，在操场上打球，在图书馆里看书，和同学争论未来要做什么。而这个叫刘兴文的年轻人，已经扛着枪，跨过鸭绿江，在异国的土地上，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他想起一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而已。”这句话他听过很多遍，在报纸上，在电视里，在别人的口中。但此刻，站在英雄的纪念碑前，站在这个十九岁就献出生命的年轻人的雕像下，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分量。
他转过身，看着身后的众人。那些随行的干部，那些乡里的领导，那些站在台阶下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面色肃穆，目光里都有一种平时少见的凝重。他的声音不大，却每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迸出来的，在空旷的广场上回荡。
“左鸠嘎乡，作为英雄故里，一定要把英雄的故事讲好。”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更加坚定，“让更多的人知道英雄的事迹，让左鸠嘎乡这个红色革命传承地，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那目光里有期待，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同志们，这是一份宝贵的财富。我们一定要传承好。要永远记住——英雄，永远在我们心中。如果没有他们，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的话说完，广场上安静了片刻。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吹过松柏的沙沙声，像某种遥远的、来自过去的回响。
祁宇荣站在人群中，低着头，脸上满是惭愧。他是纳溪县的县委书记，左鸠嘎乡是他的管辖范围。可扪心自问，他对这个英雄故里，对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了解多少？重视多少？做过多少？他什么都答不上来。他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目光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郑重。
“书记，说来惭愧——”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种深深的自责，“作为纳溪县的父母官，说实话，对于这种具有红色革命基因传承的地方，我们一直以来都不太重视。导致英雄的故事并没有多少人知晓，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是我的失职。”
他低着头，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李明阳看着他，沉默了片刻。目光里没有责备，没有失望，只有一种平静的、让人更加惭愧的理解。“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他的声音恢复了温和，但那种温和底下，是一把压着不能说的期望，“重要的是以后。我们啊，要把英雄的这种故事记在内心最深处，要代代相传。”
他转过身，又看了一眼那座洁白的纪念碑，目光变得深邃起来，像是在看比这座碑更远的地方：“同时，要深刻发掘红色革命文化，把左鸠嘎乡建设成一个红色旅游胜地。依靠周边的旅游资源，形成一整套的旅游景点，带动经济发展。”
祁宇荣挺直了腰板，声音郑重得像在立军令状：“好的，书记。回去后我会组织专班负责这件事，一定把英雄的故事传承好，把红色旅游的路子走宽走实。您放心。”
李明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又转过身，看着那座纪念碑。阳光从西边照过来，把碑身染成一片金黄。那面鲜红的五角星，在夕阳下格外耀眼，像一团燃烧的火焰。风吹过广场，松柏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山峦起伏，层林尽染，晚霞把半边天都烧红了。
李明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入党时在党旗下举起右手的情景。那些誓言，每一个字都记得——“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那时的他还年轻，热血沸腾，觉得牺牲离自己很远。可此刻，站在英雄的纪念碑前，他忽然明白——牺牲，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十九岁的生命，是异国的土地，是再也回不来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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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阳光已经偏西，斜斜地照在田野上，把那些刚刚踩过的脚印拉出长长的影子。李明阳站在药材基地的田埂上，又看了最后一眼那片白茫茫的地膜和嫩绿的幼苗。他转过身，走到李明面前，伸出手，再次握住了那双粗糙的、满是老茧的手。
“李明——”他的声音温和而坚定，像长辈在叮嘱晚辈，“坚持下去。你的这条路，走对了。不光自己要致富，还要带着乡亲们一起富。你是大学生，眼界宽，见识广，要当好这个带头人。”他看着李明的眼睛，那双年轻的眼睛里有光，有梦想，有一种让农村人感到踏实的东西，“有需要的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你记下了吗？”
李明的眼眶又红了。他用力的点了点头，嘴唇哆嗦着想说谢谢，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回乡种药材的年轻人，何德何能，让市委书记亲自留下电话。他深吸一口气，把那股翻涌的酸意压下去，声音沙哑却坚定：“记下了，书记。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我会把这药材种好，把乡亲们带好。您放心。”
李明阳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再说什么。有时候，话多了反而轻了。他转身朝车子走去，步伐依然很快，像一刻也不愿浪费。身后的众人连忙跟上，脚步声在田埂上沙沙作响。李明站在田埂上，目送着那辆考斯特渐渐远去，卷起一路黄尘。手插在裤兜里，手指摸着那张刚记下的电话号码。纸片很小，很轻，但他感觉那上面的每一个数字都有千钧之重。
下午三点，车子驶入了左鸠嘎乡的地界。这里的山势比猪场乡更加险峻，道路蜿蜒盘旋，两边的树木更加茂密。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车窗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路边的石墙上，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红色标语，字迹斑驳，但依然醒目——“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车子在乡政府门口停下，李明阳下了车，第一眼就看见了广场上那座庄严肃穆的英雄纪念碑。碑身不高，通体洁白，顶端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碑前的广场不大，铺着青石板，打扫得干干净净。广场两侧种着松柏，四季常青，像两排肃立的卫士。
左鸠嘎乡的领导班子早已在广场上等候。他们穿着深色的衣服，胸前别着党徽，表情肃穆，站得整整齐齐。台阶下，摆放着两个鲜花扎成的花篮，挽联上写着金色的字——“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杜鹃市委敬献”。乡党委书记周耀快步迎上来，声音恭敬而激动：“李书记，欢迎您来左鸠嘎乡指导工作。这是我们乡的英雄广场，是为了纪念二级战斗英雄刘兴文烈士修建的。”
李明阳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缓步走上台阶，在纪念碑前站定。抬头望着那洁白的碑身，望着那鲜红的五角星，望着碑座上那行鎏金的大字——“二级战斗英雄刘兴文烈士永垂不朽。”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直起身，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枝白色的菊花，双手捧着，轻轻地放在花篮前。风吹过广场，花篮的挽联轻轻飘动，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某种遥远的回响。身后的众人也依次上前，献花，鞠躬，动作都很轻，都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
献花仪式结束后，周耀引着李明阳走到旁边的一块石碑前。石碑不大，通体黑色，上面用楷书镌刻着刘兴文烈士的生平事迹，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都像刀刻一样有力。李明阳站在碑前，一字一句地往下看——
“刘兴文，1933年生，1951年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1952年在五圣山战斗中，率两名战士坚守阵地，击退敌军十一冲锋，歼敌一百余人，荣立一等功，并受到伟人等领导接见。同年秋季战术反击战中，为掩护战友被炮弹击中牺牲，年仅十九岁。战后被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李明阳的目光在“十九岁”那三个字上停了很久。十九岁，还是一个孩子的年纪。十九岁的他，还在大学里读书，在操场上打球，在图书馆里看书，和同学争论未来要做什么。而这个叫刘兴文的年轻人，已经扛着枪，跨过鸭绿江，在异国的土地上，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他想起一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而已。”这句话他听过很多遍，在报纸上，在电视里，在别人的口中。但此刻，站在英雄的纪念碑前，站在这个十九岁就献出生命的年轻人的雕像下，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分量。
他转过身，看着身后的众人。那些随行的干部，那些乡里的领导，那些站在台阶下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面色肃穆，目光里都有一种平时少见的凝重。他的声音不大，却每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迸出来的，在空旷的广场上回荡。
“左鸠嘎乡，作为英雄故里，一定要把英雄的故事讲好。”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更加坚定，“让更多的人知道英雄的事迹，让左鸠嘎乡这个红色革命传承地，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那目光里有期待，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同志们，这是一份宝贵的财富。我们一定要传承好。要永远记住——英雄，永远在我们心中。如果没有他们，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的话说完，广场上安静了片刻。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吹过松柏的沙沙声，像某种遥远的、来自过去的回响。
祁宇荣站在人群中，低着头，脸上满是惭愧。他是纳溪县的县委书记，左鸠嘎乡是他的管辖范围。可扪心自问，他对这个英雄故里，对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了解多少？重视多少？做过多少？他什么都答不上来。他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目光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郑重。
“书记，说来惭愧——”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种深深的自责，“作为纳溪县的父母官，说实话，对于这种具有红色革命基因传承的地方，我们一直以来都不太重视。导致英雄的故事并没有多少人知晓，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是我的失职。”
他低着头，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李明阳看着他，沉默了片刻。目光里没有责备，没有失望，只有一种平静的、让人更加惭愧的理解。“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他的声音恢复了温和，但那种温和底下，是一把压着不能说的期望，“重要的是以后。我们啊，要把英雄的这种故事记在内心最深处，要代代相传。”
他转过身，又看了一眼那座洁白的纪念碑，目光变得深邃起来，像是在看比这座碑更远的地方：“同时，要深刻发掘红色革命文化，把左鸠嘎乡建设成一个红色旅游胜地。依靠周边的旅游资源，形成一整套的旅游景点，带动经济发展。”
祁宇荣挺直了腰板，声音郑重得像在立军令状：“好的，书记。回去后我会组织专班负责这件事，一定把英雄的故事传承好，把红色旅游的路子走宽走实。您放心。”
李明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又转过身，看着那座纪念碑。阳光从西边照过来，把碑身染成一片金黄。那面鲜红的五角星，在夕阳下格外耀眼，像一团燃烧的火焰。风吹过广场，松柏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山峦起伏，层林尽染，晚霞把半边天都烧红了。
李明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入党时在党旗下举起右手的情景。那些誓言，每一个字都记得——“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那时的他还年轻，热血沸腾，觉得牺牲离自己很远。可此刻，站在英雄的纪念碑前，他忽然明白——牺牲，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十九岁的生命，是异国的土地，是再也回不来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