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的意见是？”

    “放弃南京，迁都武汉或重庆。”白崇禧说得很直接，“保存实力，以空间换时间，做长期抗战准备。”

    有人反对：“南京是首都！不战而弃，国际观瞻何在？民心士气何在？”

    “打输了再弃，就有观瞻了？”白崇禧冷笑，

    “上海我们打了三个月，伤亡三十万，结果呢？南京再打，只会输得更惨。”

    会议室吵成一团。主战派和主撤派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蒋介石一直没说话。他听着双方的争论，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决定——必须撤。上海的战败已经证明，正面硬拼拼不过日本人。

    但他不能立刻说出来，他要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个能说服所有人的理由。

    会议从上午开到傍晚，没有结果。散会后，蒋介石独自走上阳台。

    南京的秋夜已有凉意。

    远处紫金山的轮廓在暮色中模糊不清，山下隐约能看见工兵在修筑最后一道防线——

    那些沙包和铁丝网，在日军的重炮面前，能撑多久呢？

    宋美龄走过来，给他披上外套：“达令，决定了吗？”

    “决定了，”蒋介石说，“迁都重庆。”

    “什么时候宣布？”

    “等南京打起来再说。”蒋介石的声音很冷，

    “总要打一打，给国内外一个交代。”

    “但告诉陈诚，撤退的通道必须提前准备好——长江上的船，去武汉的火车，还有……”

    他顿了顿：“政府机关的文件、档案，特别是国库的黄金和外汇，要第一批运走。”

    宋美龄点头。她看着丈夫的侧脸，这张脸在上海开战前还充满自信，现在却爬满了疲惫和焦虑。

    “英美那边……”她试探着问。

    “还在观望，”蒋介石苦笑，

    “美国人在卖石油给日本，英国人在香港扣我们的军火。美龄，我们只能靠自己。”

    两人沉默地看着南京的夜景。

    这座城市曾是六朝古都，见证过无数兴衰。现在，又要见证一场惨烈的沦陷。

    “汉卿那边……”宋美龄忽然提起张学良，“他还关在江西？”

    “嗯。”

    “要不要……让他出来？毕竟他是抗日将领，在军民中……”

    “不行。”蒋介石斩钉截铁，“放他出来，第一个反的就是我。”

    宋美龄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她知道，丈夫的心病，这辈子都治不好了。

    十月二十五日，长春伪满皇宫。

    溥仪坐在“同德殿”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日满经济统制协定草案》。厚厚的几十页，日文和中文对照，条款密密麻麻。

    根据这份协定，伪满洲国境内所有重要产业——

    鞍山的钢铁、抚顺的煤矿、本溪湖的铁矿、大豆粮食的生产和出口——全部由日本“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和“满洲拓殖公社”控制。名义上是“日满合资”，实际上日本人占股都在七成以上，且掌握绝对管理权。

    也就是说，他这个“皇帝”治下的土地和资源，绝大部分已经不归他管了。

    “陛下，”吉冈安直站在办公桌前，笑容可掬，

    “只要签了这份协定，皇军就能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更好地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这也是‘满洲国’对帝国友谊的体现。”

    溥仪的手在抖。

    他努力控制住，拿起笔。

    笔尖悬在签字处，却落不下去。

    “陛下？”吉冈的声音里带上一丝冷意。

    “朕……朕想问问，”溥仪的声音发干，“这些产业……以后盈利了，‘满洲国’能分多少？”

    “当然会按股份比例分配，”吉冈说得很自然，

    “不过前期需要大量投入，盈利可能需要几年时间。陛下放心，帝国不会亏待‘满洲国’的。”

    骗鬼的话。溥仪心里想。

    但他还是签了字。

    吉冈满意地收起文件，又说：

    “另外，关东军司令部希望陛下能发表一篇广播讲话，号召‘满洲国’民众全力支持圣战。特别是粮食，现在前线需要大量军粮……”

    “粮食？”溥仪抬起头，“去年不是已经征收过一次了吗？民间存粮不多了……”

    “所以要陛下出面，”吉冈的笑容变得意味深长，

    “陛下是‘满洲国’的皇帝，您的话，百姓会听的。”

    “毕竟……饿几顿肚子，总比被‘反满抗日分子’害了性命好，对吧？”

    赤裸裸的威胁。

    溥仪感觉胸口一阵闷痛。

    他想起上个月看到的密报——黑龙江几个村庄因为交不出足够的粮食，被宪兵队以“通匪”罪名屠了村。

    男女老少，一个不留。

    而他，要替日本人要粮。

    “朕……朕知道了。讲话稿……你们拟好了吗？”

    “已经拟好了，”吉冈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

    “陛下照着念就行。广播时间定在下周二晚上八点，全‘满洲国’的电台都会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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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冈离开后，溥仪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到天黑。

    侍卫进来点灯，看见他脸色苍白，小心翼翼地问：“陛下，要不要传御医？”

    “不用，”溥仪摆摆手，“你们都出去。”

    人都走了，他才从抽屉最底层拿出一个小木盒。

    打开，里面是一枚玉玺——

    不是现在用的“满洲国皇帝之宝”，而是当年在紫禁城时用的“大清皇帝之宝”。

    白玉质地，螭龙钮，印文是满汉合璧。

    这玉玺是他从天津偷带出来的，日本人不知道。

    他抚摸着冰凉的玉玺，想起登基那天的情形——

    紫禁城太和殿。

    那年他三岁，穿着小小的龙袍，坐在巨大的龙椅上，脚下跪着黑压压的文武百官。

    虽然不记得细节，

    但那种被万人朝拜的感觉，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威严，却深深刻在记忆里。

    而现在呢？

    他是什么？一个傀儡，一个替日本人要粮的喇叭，一个连自己妻子都保护不了的可怜虫。

    婉容……她现在在哪里？还在写文章骂他吗？

    也许她骂得对。

    他活该被骂。

    眼泪滴在玉玺上，他赶紧擦掉。不能哭，哭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至少，他还有这个玉玺。至少，爱新觉罗氏的传承还在。

    这个念头支撑着他，把最后一点尊严，最后一点自我，牢牢锁在心底最深处。

    十月二十八日，延安。

    张宗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杨家岭的一孔普通窑洞里。

    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没有卫兵森严，没有繁文缛节，就是一间简朴的会客室，几张木椅，墙上挂着地图，桌上摆着茶壶茶杯。

    周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脚上是布鞋，

    但身姿挺拔，眼神明亮。他和三人一一握手，握手很有力。

    “陈致远同志，欢迎你，”他先对陈致远说，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过，德国留学，无线电专家。延安条件简陋，但需要你这样的技术人才。”

    陈致远激动得脸都红了：“周副主席，我……我一定尽力！”

    “李文同志，路上辛苦了。听说你发报技术很好？”

    “还……还行，”李文紧张地说，“跟李叔学的。”

    “李叔？”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称呼。

    李文低下头：“就是……就是石臼所那个卖香烛的老李。他……他牺牲了。”

    窑洞里安静了一瞬。周恩来点点头，声音温和但郑重：“我们会记住他的。”

    最后轮到张宗兴。

    周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说：

    “张宗兴同志，杜月笙先生托人带过话，说你很可靠。司徒美堂先生也多次提过你的名字。”

    张宗兴心里一暖：“他们还……好吗？”

    “暂时安全，”周恩来说，

    “杜先生还在上海周旋，司徒先生不日将转移香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战斗，和我们一样。”

    张宗兴点点头，心里踏实了许多。

    “说说你吧，”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亲自倒了茶，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如果想留在延安，我们欢迎。如果想回前线，也可以安排。”

    陈致远立刻说：“我想留下！我可以建无线电实验室，培训报务员，还可以研究日军的通信密码……”

    “好，”周恩来点头，“正好，我们准备成立一个无线电通信学校，你来当技术顾问。”

    李文也说想留下：“我……我想学更多东西。”

    轮到张宗兴，他却沉默了。

    周恩来也不催促，慢慢喝着茶，等他开口。

    “我想……”张宗兴终于说，“回敌后去。”

    “去哪里？”

    “华北，或者东北。”张宗兴抬起头，

    “我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懂帮会的运作方式，也打过仗。在延安……我可能发挥不了最大作用。”

    周沉思片刻：“敌后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

    但你要想清楚——

    那里比延安危险十倍。

    日本人的‘扫荡’很残酷，很多同志……”

    “我想清楚了。”

    “好，”周不再劝，

    “我给你写介绍信，你去八路军总部报到。”

    “不过，在走之前，在延安多看看，多听听。这里有很多东西，和上海不一样，和国统区也不一样。”

    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周问了上海的情况、路上的见闻，

    也介绍了延安的生产运动、整风学习，还问了陈致远对建立无线电网络的具体想法。

    临走时，周送他们到窑洞门口。

    秋日的阳光很好，照在黄土坡上，一片金黄。

    “张宗兴同志，”周最后说，“有句话我想告诉你——中国很大，路很多。”

    “你在上海走的路，司徒先生走的路，杜先生走的路，都是路。而延安，是另一条路。”

    “条条道路，只要方向是对的，最终都会通向同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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