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冀中平原。

    张宗兴第一次看见冀中的土地，是在一个阴沉的早晨。

    从五台山下来，穿过太行山的最后一道山梁，眼前豁然开朗——

    一望无际的平原，土黄色的田野延伸到天际线，像一块巨大的地毯铺在大地上。

    “这就是冀中，”带路的八路军战士是个精瘦的河北汉子，叫马大年，

    “平得能一眼看到天边，藏都没处藏。”

    确实如此。

    与延安的沟壑、太行的群山不同，这里的地形平坦得近乎赤裸。

    偶尔有几片小树林、几处村庄，都像棋盘上的棋子，清清楚楚摆在那里。

    “鬼子喜欢这样的地形，”马大年继续说，

    “他们的卡车、摩托车、骑兵，在平原上跑得飞快。咱们游击队要活动，难。”

    “那你们怎么坚持下来的？”张宗兴问。

    “靠乡亲，”马大年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

    “平原上没山，但有人。一个村子连着一个村子，家家户户的地道连着地道。”

    “鬼子来了，咱们往地道里一钻；鬼子走了，咱们又钻出来。”

    两人骑着马，沿着田间小路行进。

    正是初冬时节，地里的小麦刚冒出嫩芽，绿茸茸的一片。远处有几个农民在劳作，看见他们，远远地挥了挥手。

    “那是咱们的眼线，”马大年解释，“生人进村，十里外就知道了。”

    傍晚时分，他们抵达目的地——任丘县小王庄。

    从外表看，这只是冀中平原上万千普通村庄中的一个：

    土坯房、土路、几棵老槐树、一口水井。

    但张宗兴很快发现了不寻常之处：

    村口的大树下，坐着几个纳鞋底的妇女，眼睛却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井台旁打水的年轻人，腰间鼓鼓囊囊，明显藏着家伙。

    “到了，”马大年下马，“我去通报，你先在这儿等着。”

    张宗兴站在村口，观察着这个村庄。房屋的布局看似随意，实则暗合某种防御阵型——前后呼应，左右相连。

    墙上的标语新旧叠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秋收”“坚壁清野”……

    “张宗兴同志？”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张宗兴转身，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走来。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军装，腰间别着一把驳壳枪，脸上有道新鲜的伤疤，从眉骨划到脸颊，但眼神明亮锐利。

    “我是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吕正操。”军人伸出手，握手很有力，“欢迎你来冀中。”

    张宗兴听说过这个名字——吕正操，原东北军将领，西安事变后率部加入八路军，现在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吕司令，久仰。”

    “走，进去说话。”

    吕正操带他走进村子深处的一处院子。

    外表是普通农家，里面却别有洞天：

    厢房里摆着电台，墙角堆着武器箱，墙上挂着巨幅的冀中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红蓝箭头和符号。

    “坐，”吕正操倒了碗热水，

    “电报我收到了，你是上海来的地下工作专家，还懂军事。冀中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

    张宗兴接过水碗：“我需要做什么？”

    “哎！我是个直快人，确实有，三件事，”吕正操竖起三根手指，

    “第一，帮我们整顿地下交通线。冀中二十多个县，上百个村庄，我们的情报传递、人员转移、物资运输，需要更安全的网络。第二，训练基层干部。很多村里的游击队长热情有余，经验不足，需要系统的地下工作培训。第三……”

    他顿了顿，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帮我们盯住一个人——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晴。”

    张宗兴看着地图上那个被红圈标记的位置——保定。

    “这个本间雅晴，是个中国通，”吕正操继续说，

    “他在中国待了十几年，会说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

    “上任三个月，已经破坏了我们在保定的三个联络站，抓了四十多个同志。最关键的是……”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点着冀中腹地：

    “根据情报，他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代号‘冬季肃正’。”

    “目标是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时间，很可能就在下个月。”

    屋里安静下来。

    外面传来鸡鸣犬吠，还有儿童嬉戏的声音——这个村庄还在正常生活，但危险已经逼近。

    “我能接触到本间雅晴？”张宗兴问。

    “不能直接接触，但我们可以给你创造机会。”吕正操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

    “我们在保定有个内线，是伪警察局的一个科长，叫赵德柱。他提供情报，本间雅晴每个月都会去保定城西的‘清泉茶馆’喝茶——那是他少数几个放松的地方。”

    “茶馆是我们的？”

    “老板是我们的人，”吕正操点头，“但本间很警惕，每次去都带着卫队，包厢周围清场，连服务员都不能靠近。我们需要一个既能接近他，又不引起怀疑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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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兴明白了：“什么身份？”

    “说书先生。”吕正操笑了，“本间雅晴有个癖好——爱听评书，特别是《三国演义》。清泉茶馆每个月请一次说书先生，本间只要在保定，必去听。下个月初八，茶馆要请新的说书先生……”

    “我就是那个新先生？”

    “对。我们会给你编造完整的身份——从天津来的落魄文人，会说书，懂茶道，还会下围棋。本间雅晴也好围棋，如果运气好，你甚至可能和他对弈一局。”

    张宗兴沉思片刻。这个任务风险极大，一旦暴露，必死无疑。但回报也大——如果能摸清本间雅晴的性格习惯、作战思路，甚至获取“冬季肃正”的具体计划，对冀中根据地至关重要。

    “我干。”他说。

    “好！”吕正操拍拍他的肩，

    “从明天开始，有人专门训练你——说书的技巧、保定城的规矩、伪警察系统的门道……还有，你要学几句日语的敬语，万一用得上。”

    训练持续了十天。

    教说书的是个老艺人，姓孙，六十多岁，原来是保定城里有名的评书先生，日本人来了后逃到根据地。他教张宗兴说《三国》的段子，教他怎么用惊堂木，怎么调动听众情绪。

    “说书不是说故事，是说人情世故，”孙老先生拍着大腿，

    “曹操为什么奸？刘备为什么仁？关羽为什么义？你得说到人心坎里去。那个本间雅晴既然爱听《三国》，说明他觉得自己是乱世英雄。你得顺着这个心思说。”

    教保定情况的是个年轻人，叫小王，原来在保定做小买卖，对城里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

    他画了详细的地图，标注了日军的岗哨、伪警察的巡逻路线、茶馆的逃生通道。

    “清泉茶馆在后街，位置偏僻，但本间雅晴就喜欢这份清静。茶馆有三道门：正门、后门、还有一道暗门通隔壁的杂货铺——那是紧急逃生用的，只有老板知道。”

    教日语的是个女学生，姓林，北平沦陷时逃出来的，在燕京大学学过日语。她教了张宗兴二十几句常用敬语，还有日本人喝茶、下棋时的礼仪。

    “日本人注重礼节，但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你既要恭敬，又不能卑躬屈膝——那样反而会引起怀疑。不卑不亢，最好。”

    十天后，张宗兴变了个人。他穿着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拿着折扇，说话慢条斯理，俨然一个落魄文人。连吕正操见了都点头：“像那么回事了。”

    十一月初八，清晨。

    张宗兴坐上驴车，沿着土路向保定城驶去。

    车上装着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服、一套说书的行头（惊堂木、折扇）、还有一副围棋。

    赶车的是马大年，他今天扮作车夫。

    “进了城，一切小心，”马大年低声说，

    “我们在城里有三个接应点，如果出事，按计划撤离。记住，保命第一，情报第二。”

    “知道。”

    驴车吱呀吱呀前行。

    初冬的冀中平原，田野空旷，偶尔有几只乌鸦飞过，叫声凄厉。远处，保定城的城墙轮廓渐渐清晰。

    这座千年古城，如今插满了日本旗。

    同一日，上海公共租界。

    杜月笙坐在“大世界”三楼的一间包厢里，面前摆着一壶龙井。

    窗外是繁华的南京路，电车叮当驶过，行人熙熙攘攘，仿佛战争从未发生过。

    但杜月笙知道，这只是表象。

    包厢门轻轻推开，一个人闪身进来——是司徒美堂。

    他换了装束，穿着西装，戴着礼帽，手里拄着文明棍，看起来像个南洋富商。

    “月笙，都安排好了？”司徒美堂在对面坐下。

    “安排好了，”杜月笙给他倒茶，

    “今晚十点，船在十六铺码头。英国人的货轮‘皇后号’，直达香港。船上安排了两个弟兄，全程保护。”

    司徒美堂点点头，沉默地喝茶。过了一会儿，他问：“‘梅机关’那边，有什么新动静？”

    “影佐祯昭还在找你，”杜月笙冷笑，“他以为你藏在法租界的某处，正挨家挨户搜查。可惜，他想不到你会在大白天，坐在‘大世界’喝茶。”

    “灯下黑。”司徒美堂也笑了，但笑容很快消失，“月笙，我这一走，你在上海的压力会更大。”

    “我撑得住，”杜月笙摆摆手，

    “你在香港，把南洋和美洲的洪门力量整合起来，那才是大事。”

    “这场战争，光靠国内不够，需要外面的援助——钱、药品、武器，还有国际舆论。”

    “我明白。”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杜月笙详细交代了到香港后的联络方式、接应人员、还有几位需要重点联络的海外侨领。司徒美堂认真记下。

    黄昏时分，两人离开“大世界”。在门口分别时，司徒美堂握住杜月笙的手，用力摇了摇：“保重。”

    “你也保重。”

    司徒美堂坐上黄包车，消失在暮色中。杜月笙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很久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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