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上起了大雾,白茫茫一片,像老天爷把一锅米汤泼在了人间。
孙有余蹲在船头,手里攥着块干粮,啃一口,抬头看一眼。水面什么都看不见,连船头下边的水都看不清。他今年四十七,干漕运查验这行干了二十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没见过这样的雾——粘稠稠的,糊在脸上,像有人拿湿棉被把你整个人裹住了。
他把干粮咽下去,又啃了一口。
三天前,他查到了一批丝绸。那批丝绸本该运往北境,换回战马,结果半道上被截了。截丝绸的人叫林福生,扬州城里的绸缎商人,看着斯斯文文的,实际上手眼通天。孙有余顺着丝绸追到了银子,又顺着银子追到了林福生家里。可人跑了,带着一家老小,连夜往南边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孙主事。”身后传来脚步声,很轻,像猫踩在船板上。
白英从后头摸过来,在他身边蹲下。这小伙子二十出头,是孙有余手底下最机灵的探子,鼻子比狗还灵,查线索从来不用第二遍。他压低声音,凑到孙有余耳边:“查到了。林福生在运河上沉了一艘船,船里头装着三十万两银子。他本想等风头过了再捞,没想到被咱们查到了。”
孙有余的手顿了顿。三十万两?他慢慢把最后一口干粮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林福生这王八蛋,够狠的。贪了丝绸不算,还贪了银子,贪了银子不算,还把银子沉到河底去。这是要把证据毁得干干净净,等风头一过,悄悄捞上来,换个地方继续花。
“沉在哪儿了?”
白英咽了口唾沫:“扬州城外三十里,运河最深处。水深三丈,底下全是淤泥,不好捞。”
孙有余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他个头不高,但往那儿一站,像根钉在地上的铁桩子。他眯着眼看那片大雾,雾里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那底下沉着三十万两银子。那是北境边军半年的饷银,是五万个弟兄一年的嚼谷。
“不好捞也得捞。”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传令下去,调三百水师来。把船捞上来,银子一粒都不能少。”
白英愣了一下:“三百水师?主事,这动静是不是太大了?”
孙有余转头看他。白英立刻低下头:“是,属下这就去传令。”
辰时三刻,扬州城外三十里的运河上。
雾还没散,但比早上薄了些。三百水师,大小船只三十多条,在运河上排成三排。为首的是一艘平底沙船,船头站着个黑脸汉子,姓周,是水师营的把总。他朝孙有余抱了抱拳:“孙主事,人到了,船到了,怎么干?”
孙有余指了指水面:“底下有艘沉船,沉了不到一个月。船舱里全是银子,三十万两。给我捞上来。”
周把总眯着眼看了看水面,又看了看孙有余:“水深三丈,底下有淤泥,不好捞。得派人潜下去,拿绳子绑住船身,再用绞盘往上拖。”
“那就潜。”
“水凉。”
“那就穿厚点。”
周把总不再多说,转身挥手。十个水鬼脱了上衣,露出精壮的脊背,腰里系上绳子,嘴里咬把匕首,一个接一个跳进水里。水花溅起来,很快就被雾吞没了。
岸上没人说话。三百水师,几十个漕运衙门的差役,加上孙有余和白英,全都盯着水面。水面一片死寂,只有偶尔冒上来的气泡,证明底下有人。
过了约莫一盏茶的工夫,第一个水鬼冒出来了,大口喘着气,脸冻得发青:“摸到了!船是新的,沉了不到一个月,船身还完整。船舱里有箱子,少说有上百个。”
孙有余心头一跳:“箱子里的东西看了没有?”
“看了。银子,全是银子。”
孙有余闭上眼,深吸一口气。然后睁开眼,朝周把总点了点头。
周把总一挥手:“下绳!绑船!”
十个水鬼轮番下水,在水底忙活了整整一个时辰。绳子一根根沉下去,一根根绷紧。绞盘开始转,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老牛拉破车。船身太重,三丈深的水,淤泥又深,绞盘转了十几圈,沉船纹丝不动。
“加人!”周把总喊道。
又加了五十个兵,绞盘从两个加到四个。咯吱咯吱的声音更响了,绳子绷得像要断掉。突然,水面翻涌,一大片淤泥泛上来,把半条河都染黑了。紧接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露出水面——是船头。
“出来了!”白英喊了一声。
孙有余没吭声,眼睛死死盯着那个船头。船头一点一点往上冒,船身一点一点露出来。水从船舱里哗哗地往外流,流出来的水全是黑的,带着河底的烂泥和腥臭。
又过了半个时辰,整条船被拖到了浅水区。周把总带人跳上去,用斧头劈开舱盖。船舱里整整齐齐码着木箱子,箱子外面糊着桐油布,封得严严实实。撬开一个箱子,白花花的银子码得整整齐齐,每一锭都刻着官府的印记。
一箱一箱地往上捞,一箱一箱地往船上搬。孙有余蹲在船边,一箱一箱地数。数到最后一箱,白英跑过来,满脸都是兴奋的红光:“孙主事,三十万两银子,全捞上来了。一粒都没少。”
孙有余站起身,腿有点麻,他跺了跺脚:“好。传令给赵铁山,让他来扬州领银子。三十万两,一两都不能少。”
午时三刻,扬州城外的码头。
赵铁山蹲在码头上,手里攥着酒葫芦,眯着眼盯着那些正在装车的银子。他是北境边军的副将,今年五十二,打了三十年的仗,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他的脸被北风割得全是沟壑,像干裂的河床。他身后站着两个亲兵,也是一脸的风霜。
三十万两银子,一箱一箱地从船上搬到车上。整整装了六十辆大车,每辆车五百两。车轱辘压在码头的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赵将军,”那个老兵跑过来,满脸是汗,但眼睛亮得像灯,“银子装好了。三十万两,一两都没少。”
赵铁山灌了口酒,酒从嘴角漏出来,淌进花白的胡子里。他把酒葫芦往腰里一别,站起身,看了看那些大车,又看了看孙有余。
孙有余站在码头边上,朝他拱了拱手。
赵铁山没还礼,走过去,在他面前站定。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赵铁山从腰里摸出酒葫芦,递给孙有余。
孙有余接过来,灌了一口,又递回去。
赵铁山接过,也灌了一口。
“路上小心。”孙有余说。
“嗯。”赵铁山说。
就这么两句话。然后赵铁山转身上马,手一挥,六十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往北去了。
申时三刻,北境城下的练兵场。
五万边军,在练兵场上列了队。天快黑了,北风刮得正紧,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但五万人站在风里,一动不动,像五万棵钉在地上的树。
每人手里捧着一碗茶。茶是热的,是炊事班刚烧的,里面放了姜片和红糖。这碗茶在边军里头有个名堂,叫“饷前茶”——发饷之前先喝碗热茶,暖暖身子,也暖暖心。
赵铁山蹲在点将台上,手里还攥着那个酒葫芦,眯着眼盯着那些兵。他的眼睛不大,但亮,像两把刀子,从五万人脸上一个一个地刮过去。
“弟兄们。”他开口了,声音粗得像砂纸磨石头,但整个练兵场五万人,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银子到了。”
五万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
“三十万两。一人六两。这些银子,是林福生贪的。是江南那个狗日的商人从你们嘴里抠出来的。现在,我替你们抢回来了。”
他站起身,把酒葫芦往台上一顿,发出咚的一声响。
“发饷!”
五万人同时欢呼起来。那声音太大了,大得把北风都顶了回去。炊事班把银子一箱一箱地抬上来,按着花名册,一人六两,一个一个地发。老兵领了银子,在手里掂了掂,咧嘴笑了。新兵领了银子,翻来覆去地看,像看什么稀罕物件。
赵铁山蹲在台上,看着那些领饷的兵,又灌了一口酒。
酉时三刻,北境城里的银铺。
银铺是新开的,就在练兵场边上。铺面不大,但干净。门口挂着一块匾,写着“边城银号”四个字。这是赵铁山的主意——用银子给边军发饷,边军拿了银子没处花,就在这银铺里换成银票,可以寄回老家去。
赵铁山蹲在银铺门口,手里攥着块银子,翻来覆去看了三遍。银子是好的,白的,亮的。上面还刻着官印,清清楚楚地写着“江南织造”四个字。
“赵将军。”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赵铁山回头,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银匠走到他面前。老银匠佝偻着腰,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一双眼睛浑浊发黄,但手很稳,稳稳地端着一碗茶。
赵铁山认出他。这老银匠姓陈,江南苏州人,在边城待了二十年了。当年逃难来的,老婆孩子都死在了路上,就剩他一个,靠打银器活到了今天。
老银匠扑通一声跪下了。
赵铁山赶紧伸手去扶:“陈师傅,你这是做什么?”
老银匠不起来,跪在地上,浑浊的眼睛里滚出两行泪来:“赵将军,这银子,是俺们江南的?”
赵铁山把他扶起来,拍了拍他膝盖上的土:“是江南的。江南的商人贪的。现在,还给边军。”
老银匠愣住,嘴唇哆嗦了半天,又问:“将军,这银子,给谁花?”
赵铁山盯着他那双浑浊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给边军花。边军花了银子,才能打胜仗。打胜了,江南的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老银匠的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他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最后,他双手捧起那碗茶,举过头顶,颤颤巍巍地递到赵铁山面前。
赵铁山接过茶,一饮而尽。
茶是凉的。但赵铁山觉得,从喉咙到胸口,都是热的。
运河上的大雾散了。
孙有余站在船头,看着夕阳把水面染成金黄色。白英走过来,递给他一块干粮。他接过来,啃了一口,慢慢嚼着。
“孙主事,”白英蹲在他旁边,小声说,“林福生还没抓着。要不要再往南边追?”
孙有余嚼着干粮,盯着那片被夕阳染红的水面,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追。追到天边也要抓回来。三十万两银子,不是他的。是五万个弟兄的命。”
白英点点头,起身要走。
“白英。”孙有余叫住他。
白英回头。
孙有余把最后一口干粮塞进嘴里,含混不清地说:“再给我一块。”
白英笑了,又递给他一块。
孙有余蹲在船头,啃着干粮,看着夕阳。运河上的雾散了,水面亮堂堂的,一眼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知道,那些银子已经到了北境,到了五万个弟兄手里。那些弟兄会拿银子买酒,买肉,买鞋,买药。会拿银子寄回老家,给爹娘,给媳妇,给孩子。会拿银子换来刀,换来枪,换来马,换来一场又一场的胜仗。
而他要做的,就是把林福生抓回来,把更多的银子追回来,让更多的弟兄有饷拿,有饭吃,有仗打。
他把干粮咽下去,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走。”他说。
“往哪儿走?”白英问。
“南边。”孙有余说,“往南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