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夏尔来找詹姆斯。
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城外的一处训练场。红军的一个连队正在进行攻防演练，夏尔带着几个参谋在土坡上观察。
“詹姆斯教授，”夏尔开门见山，“您在帝都待得久，熟悉城防布局。我们想请教：如果我们要进攻帝都，从哪里突破最合适？哪里是防御薄弱点？哪里是后勤要害？”
詹姆斯愣住了。他没想到会问这个。
他仔细回忆，结合自己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时的观察、地下工作时的情报，慢慢分析：帝都城墙的弱点不在高度，在几个年久失修的段落；护城河在东南角有一段淤塞；城内的粮仓和军火库分布；还有最重要的——驻军派系之间的矛盾，哪些部队可能消极抵抗，哪些会死战。
夏尔听得很认真，让参谋一一记录。
“这些都是我被捕前的情报了。”詹姆斯最后说，“现在可能变了。”
“参考价值很大。”夏尔点头，“战争不只是枪炮，是人心。知道哪里能打，哪里该绕，哪里可以争取，这很重要。”
他看着训练场上冲锋的战士，忽然说：“教授，您觉得我们的战士怎么样？”
詹姆斯望过去。那些战士年纪都不大，许多还是农民模样，但冲锋时有种不顾一切的狠劲。动作不算标准，但实用。
“很勇敢。”他说。
“光勇敢不够。”夏尔说，“要知道为什么勇敢。前天，一个刚参军两个月的小战士在训练时问我：‘营长，咱们打纽曼死了四十多个兄弟，值不值？’”
“你怎么回答？”
“我没回答。我让他去问纽曼的市民。”夏尔说，“昨天他回来，眼睛红红的，说有个老太太把省下来的半块饼硬塞给他，说‘孩子，吃饱了，给我儿子报仇’。她儿子被格罗夫拉去修城墙，累死的。”
夏尔转过头，看着詹姆斯：
“教授，您讲理论，讲阶级，讲历史必然性。那些都对。但对这些战士来说，最直接的道理是：我在保卫给我分土地的人，给我妹妹看病的人，让我爹妈能吃上饱饭的人。这个道理，比什么主义都管用。”
最后，詹姆斯再次见到维克多。
这次是在理论研究室——一间腾出来的教室，墙上挂满了地图、图表，桌上堆着书籍、文件、手稿。有几个人正在工作，其中一个詹姆斯认识：拉里，那个曾经在苏维埃政权时期负责理论工作的同志，现在瘦了很多，但眼神专注。
“詹姆斯同志，”维克多递给他一份文件，“这是你的任命书。理论研究室特别顾问，主要负责三项工作。”
詹姆斯接过。油印的纸张，文字简洁。
“第一，整理帕瑟堡世界无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全部文献、记录、决议。编成册，做注释，作为干部学习材料。”
“第二，编写《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问题》教材。根据地现在有弗拉维亚人、卡森迪亚战俘、阿非丽亚流亡者，未来还会有更多。我们要回答：国际主义是什么？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什么关系？”
“第三，”维克多顿了顿，“参与新宪法草案的讨论。我们正在起草《葛培省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这是未来国家宪法的雏形。你的法学背景和理论视野，很重要。”
詹姆斯看着任命书，又看看维克多：“你……不担心我的疑虑？”
“什么疑虑？”
“土地分配的公平性？官僚主义的预防？党的纯洁性？”詹姆斯把这些天盘旋在脑中的问题一股脑倒出来，“我看到了很多好的东西，但也看到了问题。粮食掺假，旧人员留用，农民中还有观望甚至不满……这些怎么解决？”
维克多笑了。不是嘲笑，是一种坦然的、甚至有些欣慰的笑。
“詹姆斯同志，如果你来了三天，就对我说‘这里一切都好，完美无缺’，我反而要担心。”他说，“你看到问题，说明你在思考。而根据地的意义，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实验室——在这里，我们尝试解决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他走到墙边，指着上面一张手绘的图表：“看这个。这是芒克村土改后的土地分布变化。不是平均分配，是按人口、劳力、原有土地情况综合分配的。有争议吗？有。解决了吗？正在解决，通过村民大会、评议小组、上诉机制。”
又指向另一份文件：“这是《苏维埃工作人员行为准则》草案。里面规定了干部待遇不得高于熟练工人，必须定期参加劳动，接受群众评议。还设立了监察委员会。能完全杜绝官僚主义吗？不能。但至少有了制约的框架。”
他转过身，看着詹姆斯：
“你说党的纯洁性。我问你：什么是纯洁？是只有工人才能入党？那农民呢？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把他们排除在外，党就纯洁了，但也孤立了。是把所有有旧社会经历的人都清除？那谁来做事？谁来教会我们的人做事？”
维克多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心上：
“纯洁不是在真空里保持的，是在斗争中淬炼的。农民入党，会把小农意识带进来，怎么办？用思想教育，用集体实践，让他们在保卫土地、建设合作社的过程中，一点点理解阶级和集体。旧人员留用，会把旧作风带进来，怎么办？用制度约束，用群众监督，让他们要么改造，要么被淘汰。”
他走到詹姆斯面前：
“詹姆斯同志，你从帝都来，从理论中来。我们在这里，从泥土中来。你有疑问，太好了。把你的疑问写下来，拿出来讨论，拿到农民大会上去辩论，拿到工厂车间里去验证。理论如果不在实践中呼吸，就会在书架上窒息。”
詹姆斯沉默了。他想起老斯塔克的小本子，想起安娜说的“工厂的主人”，想起夏尔说的“保卫给我分土地的人”。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过去三年在帝都的地下工作、理论研究、甚至牢狱之灾，都像是在准备一场考试。而现在，他走进了考场。考题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写在这片土地上的，写在每一个农民的皱纹里，每一个工人的油污里，每一个战士的伤口里。
“我接受任命。”他说，声音有些沙哑，“但有个条件。”
“说。”
“我要去基层。不是参观，是工作。去一个村子，参与一次土改评议；去一个工厂，跟一次生产班次；去一个连队，参加一次政治学习。”詹姆斯抬起头，“理论要从实践中来。我先去实践。”
维克多看了他几秒，然后伸出手：
“欢迎加入，詹姆斯同志。”
握手时，詹姆斯感觉到对方手掌上的老茧。那是劳动和握枪留下的痕迹。
而他自己，掌心柔软，只有握笔留下的薄茧。
这让他有些惭愧，但也更坚定。
离开研究室时，天色已晚。詹姆斯走到院子里，看见几个年轻人在月光下围坐，中间有人用炭笔在小黑板上写着什么，其他人低声讨论。他走近些，听见他们在讨论“剩余价值在农业中的表现”。
其中一个年轻人抬起头，看见他，笑了：“教授！来一起讨论啊！我们卡住了，搞不清地租和剩余价值的关系……”
詹姆斯走过去，接过炭笔。
夜风吹过，带来远处食堂炊烟的香气和隐约的歌声——是有人在教唱《国际歌》，声音参差不齐，但很认真。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在小黑板上写公式，画图表，用最朴素的例子解释那些复杂的概念。
而在他身后，理论研究室的灯光亮着。维克多站在窗前，看着这一幕，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火种需要燃料，也需要氧气。
而思想和实践的结合，就是那口让火焰持续燃烧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