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霍华德是在抵达石鸦镇的第三天，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方。
前两天的记忆是破碎的：穿越封锁线时深夜的急行，佩平（负责护送的战士）压低声音的“快走”，阿列克谢在后卫位置紧张的张望，还有自己肺部火烧般的疼痛——在帝都黑石审讯所落下的病根，三个月的监禁和刑讯让这个年轻的教授身体垮了大半。
他是被担架抬进石鸦镇的。昏迷，高烧，呓语。醒来时，首先闻到的是草药和消毒剂混合的气味，然后看见一个穿着白大褂、面容疲惫的女医生正在给他换药。
“我在……哪里？”
“石鸦镇，野战医院。”女医生的声音很平静，“你安全了，詹姆斯同志。”
同志。这个词让他愣了愣。在帝都的地下工作中，他们彼此称呼“同志”时总带着一种秘密的庄严，像在黑暗中传递火种。而在这里，这个词被如此自然地说出来，就像说“先生”或“教授”一样平常。
第二天，他能坐起来了。护士——一个脸上有雀斑的年轻姑娘——给他端来一碗小米粥和一块烤土豆。他吃着，听着窗外的声音：远处隐约的操练口号，近处有人在大声读报，孩子们跑过时的笑声。
“这里……不怕敌人袭击吗？”他忍不住问护士。
护士笑了：“怕啊。所以才有民兵，才有哨卡。但日子总要过嘛。”
第三天，医生允许他下床走走。凯特和阿列克谢来接他——两人都换了装束，凯特穿上了灰布军装，虽然不太合身，但腰板挺直；阿列克谢还是那身破旧外套，但洗得很干净。
“教授，维克多同志想见你。”凯特说，“在纽曼城。”
“纽曼……解放了？”
“三天前。”阿列克谢的脸上有种詹姆斯从未见过的光彩，“格罗夫死了。现在整个葛培省南部，都是我们的了。”
去纽曼的路是坐马车走的。路上，詹姆斯看见了他终生难忘的景象。
田野里，农民正在秋收。不是零散的佃户在老爷的土地上劳作，而是成群结队的人，男女老少都有，一起收割、捆扎、搬运。田埂上插着简陋的木牌，上面写着“芒克村第三生产队”“橡树村集体农庄试点”。有人在地头休息，一个年轻人站在土堆上，手里拿着小本子，大声念着什么，周围的人在听，偶尔插话。
“他们在干什么？”詹姆斯问。
“学习。”车夫——一个缺了颗门牙的老兵——头也不回地说，“识字班。农闲时学识字，农忙时地头学。今天大概在学《土地改革法令》。”
“农民……愿意学？”
“开始不愿意，觉得耽误干活。”老兵笑了，“后来发现，识字了，能看懂地契了，能算清楚自己该分多少粮了，就愿意了。”
马车经过一个村庄。村口空地上，十几个年轻人——有男有女——正在练习队列。没有统一制服，武器也五花八门：老式步枪、猎枪、甚至还有绑着刺刀的长矛。但他们的动作很认真，一个一条腿有点跛的中年人在前面喊口令。
“那是民兵。”凯特解释，“每个村都有。农时务农，闲时训练。敌人来了，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掩护乡亲们撤退。”
詹姆斯沉默了。他望着窗外，那些在田里劳作的人，那些在空地上训练的人，那些围在一起学习的人。这和他想象的不一样。他想象中的根据地，应该是军营般的严整，或者苦修般的清贫。但这里……有一种蓬勃的、粗糙的生命力，像野草在石缝里疯长。
抵达纽曼城时已是傍晚。城墙上的弹痕还新鲜，街道两旁有烧毁的建筑，工人们在清理废墟。但合作社门前的队伍井然有序，公共食堂飘出炊烟，几个孩子在刚竖起的黑板前，跟着一个女教师学写“苏维埃”三个字。
詹姆斯被带到原总督府——现在门口挂着“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在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他见到了维克多·艾伦。
没有客套。维克多起身和他握手，力道很大：“詹姆斯同志，一路辛苦了。身体怎么样？”
“还能工作。”詹姆斯说。这是真话。看到这一切，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苏醒，压过了病痛。
“那就好。”维克多示意他坐下，“我需要你的头脑。”
接下来三天，詹姆斯在安娜的陪同下，开始系统地了解根据地。
第一天，安娜带他参观兵工厂。
不是想象中的大工厂，而是由几家合并的作坊改造的。车间里光线昏暗，机器老旧，工人们满手油污。但安娜指着一条正在运转的生产线说：“那是‘自力更生一号线’，子弹生产线。两个月前，我们连底火都造不出来，被封锁卡死了。”
她详细讲了彼得罗维奇和工人们如何试验了二十七种配方，如何在爆炸事故后转向“土法底火”，如何用马车弹簧钢和硫磺涂层造出了能用的替代品。
“现在良品率只有七成，哑火率百分之五。”安娜说得很平静，“但至少，枪里有子弹了。”
詹姆斯看着那些工人。他们休息时，会凑在一起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着生产指标、质量分析，还有一块“技术革新建议栏”，贴着工人们自己画的草图、写的想法。
“他们……提建议？”詹姆斯问。
“为什么不？”安娜反问，“机器是他们操作的，问题他们最先发现。上个月，一个老钳工改进了弹壳修复的夹具，让效率提高了三成。委员会给了他二十银马克的奖励，还把他的名字写进了《技术革新光荣册》。”
她顿了顿：“詹姆斯同志，你说无产阶级掌握生产，是什么意思？不是把工厂从资本家手里抢过来，换个厂长就完了。是要让每一个工人，都觉得自己是工厂的主人，愿意为它动脑筋、想办法。”
第二天，他们去了芒克村。
老斯塔克正在组织秋粮入库。粮仓前，农民们推着小车，把晒干的麦子运来，过秤，登记，入库。每辆车上都插着小木牌，写着“某某家，自留地”“第三生产队，集体田”。
詹姆斯注意到，称重时，执秤的是个年轻农民，旁边站着个老汉监督，还有个识字的人在记账。三方互相看着，没人能做手脚。
休息时，老斯塔克蹲在田埂上，卷了根土烟，给詹姆斯讲了渠水争端的故事。
“劳伦斯老爷的人把闸门扳过去，想卡死我们下游的麦子。”老人的眼睛在烟雾后眯着，“要搁以前，我们就认了。忍呗，还能咋的？但这次不一样。地是自己的了，麦子是自己一滴汗一滴汗种出来的，凭什么让他卡脖子？”
他讲了如何组织人去讲理，如何争取对方阵营里穷苦出身的家丁，最后维克多如何赶到，定下了“灌浆麦田优先”的临时办法。
“后来我们村开了会，把这事写成了材料。”老斯塔克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记录着事件经过、处理方法、经验教训。“别的村子有类似的事，就拿去看看。这叫……哦对，‘典型案例学习’。”
詹姆斯接过本子。纸质粗糙，字迹潦草，有些字还是用符号代替的。但内容条理清晰：时间、地点、涉及人员、矛盾焦点、解决方法、效果评估。最后还有一行字：“启示：斗争要讲策略，要争取大多数，要立足于保卫劳动果实。”
这不像农民写的东西。这像……一份社会调查报告。
“您自己写的？”詹姆斯问。
“我口述，村里识字的小子记录，大家一块儿改。”老斯塔克笑了，“改了五遍呢。开头写得像告状信，后来维克多同志说，要把道理写清楚，让别人看了能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