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寒意料峭，闽西群山间的晨雾还未散尽，王文翰已站在武所城外码头上，注视着十几艘货船缓缓靠岸。船上满载着箱笼、书籍和仪器，更有满面风霜的师生——江夏大学从遥远的厦门迁来了。

    “文翰兄，县政府派你来了？”船上跳下一人，是江夏大学教务长陈裕光，他与王文翰曾在厦门有一面之缘。

    王文翰紧握对方双手：“裕光兄，一路辛苦了！武所虽僻，民心淳朴，必不负贵校托付。”

    他转身指挥工人卸货，动作干练。年仅二十四岁的王文翰，已是武所县党部颇有声望的人物。去年禁烟运动中，他力排众议，查封了本地豪强十余家烟馆，救回上百烟民，一时声名大噪。如今面对江夏大学内迁这一要务，县政府自然想到了这位干练的年轻人。

    “王科长，这些书箱要搬到哪里？”工头问道。

    王文翰展开手中地图：“先运往文庙安顿，小心轻放，这些都是国之瑰宝。”

    他亲自上手，与工人们一起搬运沉重的书箱。汗水浸透了他的中山装，但他毫不在意。王文翰深知教育之重要——他那已故的外祖父傅鉴飞，曾是武所一带的名医，常对晚辈说：“救国之道，一在强身，二在启智。”外祖父去世后，大女儿傅善贞——也就是王文翰的母亲——虽然没有继承家中医术，却也把这种理念传给了子女。

    夜幕降临，王文翰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母亲傅善贞正在厅堂等候，桌上摆着已经微凉的饭菜。

    “又忙到这么晚？”傅善贞起身要给儿子热饭。

    王文翰连忙拦住：“娘，我自己来。江夏大学今天到了第一批师生，事情繁杂。”

    傅善贞打量着儿子：“听说你把手下人都派去帮忙了？县党部没意见？”

    “国难当头，教育乃民族命脉，谁敢有意见？”王文翰边热饭边说，“阿妈，您知道吗？江夏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一路历经战火，从江夏到漳城，再到岩城，最后绕道广东才运到咱们武所，损失极少，真是奇迹。”

    傅善贞轻叹：“你外祖父在世时常说，医者救人性命，学者启人智慧，都是功德无量的事。你能参与其中，是福分。”

    王文翰想起什么：“对了，明天我想请校方几位教授来家用晚饭。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疏”

    “知道了，我会准备。”傅善贞微笑道，“你呀，真像你外祖父，见了学问人就亲近。”

    第二天，王文翰早早来到县党部，向书记长汇报江夏大学安置进展。

    “文翰，你热心协助校方，这很好。”书记长话锋一转，“不过也要注意分寸，江夏大学师生来自各地，思想复杂，不宜走得太近。”

    王文翰心里一凛：“书记长的意思是？”

    “上月省党部通报，要严防共党分子利用高校内迁之机渗透。你协助校方建设即可，不必过多参与其内部事务。”

    王文翰正色道：“江夏大学师生为避战火，辗转数千里，损失惨重。如今他们来到我们武所，若因猜忌而冷待，岂不令人心寒？我相信，绝大多数师生都是为保存中华文脉而来。”

    书记长摆摆手：“不必如此严肃，只是提醒罢了。你去忙吧。”

    从党部出来，王文翰心中郁结。他理解上级的顾虑，但更明白江夏大学内迁的意义。去年他赴省城受训时，曾亲眼目睹敌机轰炸后的惨状，更加坚定了教育救国的信念——武力可以亡人之国，却不能灭人之文化。

    接下来的日子里，王文翰全力投入江夏大学的安置工作。校舍不足，他协调将文庙、县学旧址及几处祠堂划归校方使用；粮食紧缺，他亲自下乡动员乡绅捐粮；教职员工家属安置困难，他帮忙寻找合适民居。

    这天傍晚，王文翰请了陈裕光和其他几位教授来家用晚饭。傅善贞准备了一桌本地菜肴：白斩河田鸡、麒麟脱胎、芋子饺，朴素而精致。

    历史系教授赵毓麟品尝着菜肴，不禁感慨：“一路辗转半年，今日方有归家之感。”

    王文翰举杯：“诸位先生不辞辛苦，将学校迁至此地，实为我武所之幸。我敬各位一杯。”

    酒过三巡，话题转到建校困难上。

    陈裕光叹道：“最大难题是实验室设备无处安置。理工科院系几乎无法开课。”

    王文翰沉思片刻：“城北有处废弃的福音堂，面积颇大，稍加改造或可适用？”

    “明日可否一观？”

    “自然。”王文翰点头，“此外，我听说学校图书馆许多书籍还在箱中，潮湿恐致损坏？”

    赵毓麟苦笑：“何止！前日大雨，暂存文庙的十几箱古籍已受潮，正在晾晒。武所气候潮湿，书籍防霉防蛀是大问题。”

    王文翰想起外祖父的医书保存方法，说：“我外祖父生前藏书甚丰，常用本地一种香樟木防蛀，效果很好。明日我让人送些过来。”

    傅善贞接话：“我还会配一种防虫药草，夹在书中，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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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毓麟感激道：“多谢夫人！这些土法或许能解燃眉之急。”

    饭后，王文翰送客出门，赵毓麟特意落后几步，与他并肩而行。

    “王科长，今日多谢款待。”赵毓麟低声道，“我有一事相求。学校有几位进步学生，在校时曾参与抗日宣传，如今仍想继续活动，不知本地是否方便？”

    王文翰会意：“赵教授，武所虽僻，也在政府管辖之下。学生爱国热情可嘉，但方式方法还须谨慎。若有具体活动，不妨先知会我一声，也好有所照应。”

    赵毓麟点头：“明白，我们会掌握分寸。”

    月光下，王文翰望着赵毓麟远去的背影，心中了然——这些大学教授中，必有亲近左翼者。但他相信，在民族危亡之际，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国人的本分，不应以党派划线。

    江夏大学临时校舍改造工程全面展开。王文翰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与工人一同劳作。他的实干精神感染了许多人，连最初对“外来者”抱有戒心的本地乡绅也渐渐改变了态度。

    这天，王文翰正在福音堂监督改造工程，陈裕光匆匆赶来。

    “文翰，省教育厅的拨款迟迟不到，建材采购困难，工程恐怕要停滞。”

    王文翰擦去额角的汗水：“还缺多少？”

    “至少需五千元，才能完成主要校舍的修缮。”

    王文翰沉思片刻：“给我三天时间。”

    当天下午，他拜访了本地商会会长郑达甫。郑家是武所大户，经营纸业多年，王文翰禁烟时曾与郑家有过摩擦。

    “郑会长，今日冒昧拜访，是为江夏大学筹款之事。”王文翰开门见山。

    郑达甫慢条斯理地品着茶：“王科长，郑家近年来生意不佳，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王文翰不急不躁：“郑会长，贵府的连史纸远近闻名，据说连上海商务印书馆都曾采购用作印刷。可知道江夏大学迁来，对贵府生意有何益处？”

    郑达甫挑眉：“愿闻其详。”

    “江夏大学师生千余人，日常用纸量可观。更重要的是，大学有出版社，将来印刷教材、学术着作，岂非稳定的大客户？再者，郑会长若资助教育，美名远扬，生意场上岂不更加顺畅？”

    郑达甫沉吟不语。

    王文翰继续道：“当年禁烟，得罪之处，还望海涵。但那是为了武所百姓，今日筹款办学，同样是为了地方长远发展。郑会长是明理之人，当知孰轻孰重。”

    郑达甫终于露出笑容：“文翰啊文翰，难怪人都说你辩才无碍。好吧，郑家捐一千五百元，再动员其他商号凑一千五。”

    “多谢郑会长！”王文翰起身郑重行礼。

    从郑府出来，王文翰又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几家乡绅。他巧妙地利用本地乡绅重视文教、爱面子的心理，以及江夏大学可能带来的实际利益，成功说服他们解囊相助。

    第三天下午，当他把募集到的五千二百元交到陈裕光手中时，这位见多识广的教务长也禁不住动容。

    “文翰，真不知如何感谢你！”

    王文翰微笑：“裕光兄客气了。对了，我另有一事相求。”

    “请讲。”

    “江夏大学师资雄厚，可否为本地中学兼课？也让武所子弟沾些光。”

    陈裕光大笑：“理所应当！我这就安排。”

    校舍建设顺利进行，江夏大学师生渐渐适应了武所的生活。而王文翰与教授们的交往也日益密切，尤其是历史系的赵毓麟。

    一个周末的下午，赵毓麟邀请王文翰到他的住处——一座临江的小楼品茶。

    “王科长，你看这汀江，千百年来奔流不息，见证了多少兴衰。”赵毓麟望着窗外，若有所思。

    王文翰点头：“是啊，我常想，日本人的铁蹄可以践踏我们的土地，却无法阻断这江水的流淌，无法消灭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赵毓麟转身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这是我校教授新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或许你会感兴趣。”

    王文翰接过书，发现书页间夹着几张传单，上面印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等字样。

    赵毓麟压低声音：“文翰，实不相瞒，学校有一部分师生，一直在秘密从事抗日宣传。我们知道你在本地颇有影响，希望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王文翰沉默片刻：“赵教授，我虽是政府官员，但首先是中国人。只要活动不违反国家法律，不危害地方秩序，我会尽力提供便利。”

    “多谢！”赵毓麟紧握他的手，“我们知道分寸，绝不会给你添麻烦。”

    临别时，王文翰指着那本书问：“这书我可以借回去看吗？”

    赵毓麟会意一笑：“当然，夹在书里的‘书签’，或许也值得一读。”

    王文翰把书小心地放进公文包。他明白赵毓麟在试探他的态度，而他也做出了选择。

    七月流火，江夏大学临时校舍终于落成。学校决定举行简单的庆祝活动，邀请地方士绅参加。

    然而，就在活动前一天，王文翰接到省党部密令：据报江夏大学内有“异动”，要求县党部密切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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