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王文翰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县政府走出来。初春的凉风吹在他汗湿的额头上，让他打了个寒噤。他紧了紧身上那件半旧的青布长衫，手里紧紧攥着刚从省党部发来的文件。文件上的字句还在他脑海里盘旋：“平均地权乃总理遗训，二五减租实为当务之急各县务须切实推行，以纾民困”

    这是他调到武所县党部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前两年的“禁烟”运动和协助江夏大学迁建本地，他都办得风生水起，不仅赢得了上峰的嘉许，也在当地士绅中建立了声望。可这一次，他心头却沉甸甸的，仿佛压着块巨石。

    “文翰兄，怎么这时才下班？”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王文翰回头，见是民政科的办事员李正民，便苦笑道：“还不是为了这份土地改革的文件。上面催得紧，要我们本月内拟定具体施行办法，下月就要开始试点。”

    李正民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这事可棘手得很。去年邻县也搞过二五减租，闹得士绅联名上书省府，最后不了了之。他们那边的党部秘书还因此被调去了闲职。”

    王文翰默默点头。他何尝不知其中的艰难。自孙中山先生提出“平均地权”以来，国民政府推行土地改革的努力从未停止，可每每遇到地方上的重重阻力，最终都成了纸上谈兵。如今抗战正酣，政府更需农村稳定，这时候触动地主乡绅的利益，无异于火中取栗。

    两人走到岔路口，李正民拍了拍他的肩膀：“文翰兄，你年轻有为，前途无量，这事可得慎重处理。明日刘老爷家宴请，想必也是为了这事。”

    王文翰心里一紧：“刘老爷？他怎么这么快就得了消息？”

    李正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这武所县里，有什么风吹草动能瞒得过他？”

    王文翰的外祖父傅鉴飞是武所名医，生前悬壶济世，在地方上颇有声望。母亲傅善贞嫁到王家后，谨守家训，常对王文翰说：“你外祖父常讲，医者治病，政者治世，其理相通，皆在扶危济困。”这话一直印在王文翰心里。

    第二天傍晚，王文翰如约来到刘府。刘老爷名叫刘茂才，是武所县比较大的地主，拥有良田千亩，还兼任县参议会副议长。他的宅邸是座三进的大院，青砖灰瓦，气派非凡。

    客厅里已坐了好几位本地头面人物：有县商会会长赵守仁，小学校长陈明远，还有几位乡绅。见王文翰进来，刘老爷起身相迎，满脸堆笑：

    “王干事来了，快请坐。您可是大忙人，难得请动啊。”

    王文翰拱手还礼：“刘老爷客气了。各位前辈在此，文翰本应早来请教。”

    寒暄过后，酒过三巡，刘茂才渐渐引入正题：“听闻省里又要有新举措，推行什么‘二五减租’？王干事年轻有为，想必是主办此事的不二人选。”

    王文翰心下明白，这才是今日宴请的真正目的。他谨慎答道：“确有此事。抗战艰难，民生困苦，政府体恤佃农艰辛，欲减轻其负担，以期上下同心，共渡时艰。”

    商会赵会长捋着胡须道：“王干事有所不知，我们武所地瘠民贫，佃户粗手笨脚，收成本就有限。若再减租，只怕连田赋都交不起了。”

    “是啊，”刘茂才接话道，“况且这些年天灾人祸，我们做地主的也是勉力维持。佃户苦，我们又何尝不苦？舍下每年都要拿出不少粮食周济贫苦，修桥补路，这些开销，政府可曾考虑？”

    陈校长较为开明，委婉说道：“总理遗训，平均地权自是应当。然凡事需循序渐进，贸然行事，恐生变故。”

    王文翰知道今日若不表态，这些人不会放他离开，便正色道：“各位前辈的顾虑，文翰自当向上面反映。只是此次改革，省党部决心甚大，恐非以往可比。文翰职责在身，也只能尽力而为，还望各位体谅。”

    宴会散后，刘茂才单独留下王文翰，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贤侄，我与你外祖父是故交，看你如同自家子侄。有句话不得不提醒你，这土地改革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前任县长何以调任？就是得罪人太多。你还年轻，来日方长，何必为此事断送前程？”

    他从袖中取出一个红封，塞到王文翰手中：“这是一点心意，权作车马费。日后有事，尽管开口。”

    王文翰推开红封，正色道：“刘老爷厚意心领，但这万万不可。文翰食政府俸禄，自当秉公办事。至于改革之事，定会权衡各方利益，力求稳妥。”

    回到县党部，王文翰立即着手制定二五减租的实施方案。他召集了几位同事商议，决定先在本县的两个乡试点：一个是离县城较近的大河乡，一个是偏远的山区的石门乡。

    “大河乡离城近，交通便利，我们监督起来方便。石门乡地广人稀，地主势力相对薄弱，推行起来阻力可能小些。”王文翰在会议上如此解释。

    李正民提醒道：“石门乡虽然地主势力不大，但乡长周老八是个地头蛇，与刘老爷是姻亲，恐怕也不会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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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翰叹道：“总要试一试。若处处畏难，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接下来的几天，王文翰带着两名干事下乡宣传政策。在大河乡的村民大会上，他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向下面的农民讲解二五减租的内容：

    “乡亲们，政府体恤大家生活艰难，决定实行二五减租。从下季开始，你们交的地租，一律减免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说，原来交一石粮的，现在只交七斗五升！”

    台下农民面面相觑，无人响应。半晌，一个老农怯生生地问：“王干事，这话当真？刘老爷能答应？”

    王文翰肯定地说：“这是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另一个中年农民苦笑：“前年邻县也这么说过，后来还不是老样子。咱们要是少交了租，来年刘老爷收回田地，我们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

    这时，乡长带着几个人挤进人群，高声说：“王干事，这事得从长计议。减租是好事，可减了租，县里的田赋怎么办？抗战军粮怎么办？总不能都让地主承担吧？”

    王文翰耐心解释：“乡长，减租不会影响田赋和军粮的征收，这些都有明确规定”

    话未说完，那乡长就打断他：“王干事，你们城里人不知道农村的难处。我看这样吧，我们先统计各户佃农的情况，慢慢商议，总要找个稳妥的办法。”

    结果一“统计”就是半个月，毫无进展。王文翰再去催问，乡长总是推说农户情况复杂，需要时间厘清。

    与此同时，在石门乡，情况更加棘手。

    王文翰第一次去石门乡召开村民大会时，乡长周老八倒是十分配合，亲自敲锣召集村民。会上，王文翰详细讲解政策后，周老八还带头鼓掌：

    “王干事说得对！政府体恤我们农民，这是天大的好事！我周老八第一个支持！”

    会后，周老八热情邀请王文翰到家中用饭。酒酣耳热之际，周老八屏退左右，对王文翰说：

    “王干事，不瞒你说，我在石门也有几百亩地，按理说减租对我没好处。但为了国家，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损失算什么？”

    王文翰心中诧异，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周老八继续说：“只是石门地方偏僻，民智未开。那些佃户，你对他们好，他们反而觉得你好欺负。直接减租，恐怕他们不懂感恩，还会得寸进尺。我倒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王文翰问。

    “不如这样，”周老八压低声音，“租金明面上按新规定减，但暗地里让佃户照旧交纳，多出的部分，由我代为保管，作为‘抗战特别捐’，日后一并上交政府。如此，政府的面子有了，佃户也不敢放肆，岂不是两全其美？”

    王文翰勃然变色：“这怎么可以！这是欺上瞒下，绝对不行！”

    周老八脸色顿时冷了下来：“王干事，你还年轻，不懂人情世故。这石门乡山高皇帝远，没有我周老八点头，什么政策也推行不下去。你何必如此认真？”

    那次谈话不欢而散。此后，王文翰再去石门乡，周老八总是避而不见。问起减租进展，乡公所的人总说正在办理，却始终不见实际行动。

    一个月后，王文翰向县长和县党部书记汇报试点情况。

    “大河乡拖延不办，石门乡阳奉阴违，两个试点乡至今没有一户真正实现减租。”王文翰沮丧地说。

    县长沉吟片刻，道：“文翰啊，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但如今抗战正酣，地方稳定至关重要。既然阻力太大，不如暂缓施行，从长计议。”

    党部书记也点头：“日前省党部来电，说各地反映改革遇阻，要求我们不可操之过急。不如先加强宣传，待时机成熟再行推行。”

    王文翰激动地站起来：“二位长官，此事一拖再拖，只怕再无推行之日！总理遗训”

    “文翰！”县长打断他，“我们何尝不想实现总理遗志？但现实如此，如之奈何？强行推行，激起变故，谁来负责？”

    会后，王文翰独自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窗外夜色渐深，他想起母亲常讲的外祖父行医的故事。有一次瘟疫流行，外祖父不顾家人反对，每日去疫区诊治，救活了许多人。母亲说：“你外祖父说，医者要有割股之心，纵千万人吾往矣。”

    如今他面对的虽不是瘟疫，却是更深重的社会痼疾。

    第二天，王文翰决定改变策略。他不再通过乡公所，而是直接深入村庄，召集佃户开会。他带着干事，走访了大河乡的十几个村子，耐心解释政策，承诺政府会保障佃户的权益，不会允许地主随意收回土地。

    有些佃户开始动心。大河乡的李老四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租种刘老爷家十亩水田已有二十年。他私下对王文翰说：

    “王干事，不是我们不信政府，是实在怕啊。我一大家子人，就靠这十亩田活命。要是刘老爷收回田地，我们只能去逃荒了。”

    王文翰道：“李大哥，你放心，政府有明文规定，地主不得因减租而随意撤佃。若有此事，你直接到县党部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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