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声把整个武所县城叫得发烫。
林蕴芝站在济仁堂药铺的柜台后面，手里的戥子半晌没动。戥盘里那几味柴胡、黄芩，称了又称，总觉着分量不对。她抬头看了一眼铺子外头的日头，白花花的，晃得人眼睛疼。
“师母。”
董敬禄的声音把她拉回来。敬禄也近三十，脑门上全是汗珠子。
“师母，王书记长的听差来了，说是要见您。”
林蕴芝放下戥子，把秤盘里的药草倒回抽屉，手很稳。她听见自己问：“人呢？”
“在里头厅上坐着呢，我给倒了茶。”
她点点头，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柜台下头那块她站了二十年的地方。往二进院子走的时候，廊下的鹦鹉扑棱了一下翅膀，叫了声“芝姐好”。这鹦鹉是老爷子在世时养的，老爷子去了五年，鸟还活着，还在叫。
厅上坐着的是王文涛的听差老郑。这人是王文涛从省党部带回来的，五十来岁，脸皮白净，说话细声细气，看着像个账房先生。见林蕴芝进来，他起身，弯了弯腰。
“林先生，书记长说，后日是他外祖父傅老太爷的生忌，他想回老宅给老太爷上香，请您把祠堂的钥匙赏下来。”
林蕴芝在太师椅上坐了，没接钥匙的话，只问：“文涛身子可好？”
“好，好。书记长忙，这几日都在筹备戡乱清乡的事儿，常常熬夜。”
“熬夜。”林蕴芝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声音平平的，“他年轻，也要爱惜身子。”
老郑连声应着。
林蕴芝这才从腰间取下一串钥匙，挑出那把黄铜色的，搁在茶几上。老郑双手来接，她又按住钥匙的另一头。
“老太爷在世时，最厌烦铺张。上香是心意，不必惊动旁人。”
老郑的笑容在脸上顿了一下，很快又圆回来：“是，是，书记长也是这个意思。就自家几个人，不上香烛纸马，只敬一杯清茶。”
林蕴芝松开手。
钥匙落在茶几上，闷闷的一声响。
老郑走后，董敬禄探头进来，小声问：“师母，王书记长是他外孙，怎么不自己来拿钥匙，还打发人？”
林蕴芝没回答。她看着茶几上那把钥匙留下的压痕，青布椅垫的纹路里，陷下去浅浅一道。
“敬禄，”她说，“后日你把祠堂打扫一下。香炉灰该换了。”
民国三十二年的闽西，旱了整整一个七月。
汀江瘦成一条线，露出两岸灰白的卵石。稻田里裂着指头宽的缝，插下去的秧苗耷拉着头，叶尖焦黄。武所县城南门外的石阶上，每天都有从北边山上下来的难民。他们衣衫褴褛，挑着破箩筐，筐里坐着瘦成一把骨头的孩子，眼睛大得吓人。
济仁堂药铺这几日施粥，卯时一过门口就排起长队。林蕴芝带着董敬禄和两个伙计，在铺子西侧的偏院里架起两口大锅，熬的是糙米粥，里头掺了些切碎的红薯藤。红薯藤是自己种的，后园那一畦地，本来说要种药草，她让董敬禄翻了土，全插上红薯秧子。
“师母，外头有人说闲话。”董敬禄蹲在灶边添柴，脸上被烟熏得一道一道的。
“说什么？”
“说……说咱们济仁堂，专接济山里下来的难民，是通匪。”
林蕴芝搅粥的长柄木勺顿了一下，锅里的粥翻起一个滚，咕嘟一声破了。
“谁说的？”
董敬禄不敢看她，低着头：“听说是……商会李会长家的女佣人传出来的。”
林蕴芝没说话，继续搅粥。粥已经很稠了，勺子搅起来费劲。她的手腕还是几十年前那样稳，傅老爷子在世时就说过，蕴芝这双手，天生是抓药的。
“董敬禄，”她忽然开口，“你还记得民国八年的事吗？”
董敬禄摇头。民国八年他才不过六岁。
“那一年也旱，”林蕴芝看着锅里的粥，像是在跟它说话，“比今年还旱。汀江见底，人走过去不用脱鞋。山里闹红军，城里闹粮荒。你师父的济仁堂，门口也摆过粥锅。”
她顿了顿。
“那时候也有人说是通匪。”
董敬禄抬头，眼睛亮晶晶的：“后来呢？”
“后来？”林蕴芝轻轻笑了一下，笑声很短促，“后来你师父把粥锅一直摆到了落雨。”
傍晚收锅的时候，林蕴芝在后园浇红薯藤。暮色四合，远处黛色的山峦像水墨画里淡开的一笔。她直起腰，看见西边的天上烧着大片大片的火烧云，红得像血。
有人敲后门。
三短一长，停一停，又是三短一长。
林蕴芝放下水瓢，撩起围裙擦手，走过去开了门。
门外站着的是个年轻人，穿着灰布短衫，头上戴顶破草帽，帽檐压得极低。他抬起头来，露出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二十出头年纪，眉目清正。
“林先生。”他低声说。
林蕴芝往他身后看了一眼。巷子空荡荡的，只有谁家的一只黑猫蹲在墙头，尾巴慢悠悠地扫。
“进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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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年轻人让进后园，掩上门。
“永定的消息不好。”年轻人站在红薯地边，没进屋，“县独立营的生产单位在罗畲被袭击了，昨夜的事。国民党省保安团干的，有三百多人，轻重机枪都有。我们损失了七个人，被俘五个，耕牛被抢了十七条。”
林蕴芝的手搭在红薯藤架的木桩上，木桩被太阳晒了一整天，还温着。
“罗畲……”她念着这个地名，“那里不是设了保农会的牌子么？”
“牌子没用了。他们不认。”年轻人摘下草帽，帽檐在他额上压出一道深深的红印子，“林先生，上杭、龙岩那边也来了消息，这三天，有三处生产点被袭击。长汀的情况还不清楚，但交通员已经断了两天。”
夜色正在四合。后园里那棵老龙眼树的枝叶间，归巢的鸟扑棱了几下，很快安静下来。
“王文涛后日要回老宅。”林蕴芝说。
年轻人抬眼。
“他外祖父的生忌，来祠堂上香。”林蕴芝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今早施粥的米是陈了两年的，“钥匙今天下午来人取走了。”
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
“他这个时候来上香……”
“嗯。”林蕴芝看着那棵龙眼树，“不是上香。”
龙眼树叶纹丝不动，没有风。
傅家老宅在城北忠恕坊，离济仁堂隔了三道街。
这宅子是傅鉴飞手上置下的，民国元年买的，距今三十年了。那时傅鉴飞才到武所开馆行医，名望渐起，买下铺面，渐渐成了城里数得着的人家。
老宅是三进院落，最后一进是傅家祠堂，供着傅家三代先人的牌位。傅鉴飞生前常来祠堂独坐，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他去世后，这祠堂的钥匙就到了林蕴芝手里。
王文涛是八月十五回来的。
这一日天阴，早晨起来云层就厚，闷热得像扣在蒸笼里。董敬禄一早去开了祠堂门，扫地，换香炉灰，把供桌上傅老太爷的牌位擦了又擦。那块牌位是紫檀木的，用了三十年，边角都磨得圆润光亮，像是时常被人抚摸。
辰时刚过，王文涛到了。
他没有穿中山装，换了一件灰绸长衫，头上戴顶巴拿马帽，看着倒有几分傅鉴飞年轻时的样子。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听差老郑，另一个是生面孔，三十来岁，穿黑香云纱衫，腰间鼓鼓囊囊的，董敬禄偷眼看了，没敢细看。
林蕴芝已在祠堂阶前等着。
王文涛上前两步，微微躬身，叫了声：“外祖母亲。”
林蕴芝侧开半步，没受他这个礼。
“王书记长是来给老太爷上香的。请。”
她把“王书记长”四个字咬得很清楚。
王文涛直起身，脸上的笑容纹丝不乱。他今年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省党部历练了几年，回到武所县任书记长，已是这一带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生得白净，眉目间有几分傅家人的清秀，只是眼神太活，转起来时像水银在盘子里滚，让人捉不住落处。
他进了祠堂，老郑递上香。香是三支，细的，檀木香。他接过来，在长明灯上点燃，举到额前，向着傅鉴飞的牌位深深一躬。
香烟袅袅，在幽暗的祠堂里盘旋上升。
林蕴芝站在门边，看着他。
她嫁给傅鉴飞时，王文涛已是个十岁的少年。那时傅鉴飞四十七岁，她不到二十岁，这桩婚事让城里人嚼了好几年舌头。王文涛的父亲——傅鉴飞长女的丈夫——那时还在武所县衙做公差，起初是反对的，后来不知怎么又赞成了，还主动来老宅走动，口口声声叫着她“续弦母”。
傅鉴飞去世那年，王文涛那时在上海做事。丧事办了七天，并没有回来吊孝。后来，在老宅遗像前哭得很伤心，磕了三个头，喊了三声“外公”。
那时林蕴芝站在灵帏边，看着他额头上磕出的青印子，心想：这孩子，是哭给活人看的。
“外祖母。”王文涛上完香，转过身来，语气恳切，“我这些年在外，少有回来侍奉，心中一直不安。如今调回武所，总算能就近孝敬您了。”
林蕴芝看着他的眼睛。
“王书记长公务繁忙，不必惦记老宅。”
“外祖母还是这般客气。”王文涛笑了笑，转头环顾祠堂，“我记得小时候来祠堂，外公总要考我背书。有一回背《药性赋》，我把‘寒’‘热’两篇记混了，外公罚我抄了二十遍。”
他顿了顿，像是真的沉浸在了往事里。
“那时候外公常说，行医是积德，做官也是积德，只要存心为民，便是殊途同归。”
林蕴芝没有说话。
王文涛看着她，目光柔和：“外祖母，我知道您这些年在施粥，接济难民。这是善举，我心中是敬佩的。只是如今时局不稳，有些人专会浑水摸鱼，打着接济的名头，行的却是通匪的勾当。您老人家心善，莫要被小人蒙蔽了。”
祠堂里很静。长明灯的火焰在玻璃罩里跳动，将傅鉴飞牌位上的字照得明明灭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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