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冬天，特别冷。

    闽西山区惯有的湿冷在这个冬天变本加厉，寒风裹挟着湿气，钻入武所县城的每一个角落。青石板路上结了薄冰，踩上去发出脆响。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早早关了门，只有几家食铺还开着，蒸笼里冒出的白气在寒风中瞬间消散。

    天色将晚未晚，县政府后院的书房里，县长钟礼斋放下手中的笔，揉了揉酸胀的太阳穴。桌上摊着各乡报来的灾情文书，字里行间透出的艰难，比窗外的寒气更刺骨。

    “又冻死三个”他低声自语，拿起最上面那份报告。那是临城乡送来的，简单几行字，写着在破庙中发现三具冻僵的尸首，两老一少，似是祖孙。

    钟礼斋起身踱到窗前。年近五十的他，背已微驼，长衫肩部起了毛边，眼底布满血丝。他来武所已两年，眼见这闽西小城在战乱与天灾的双重夹击下日渐萧条。日军虽未至此，战争的阴影却无处不在——赋税加重，壮丁被征，物价飞涨。今冬这场数十年不遇的寒潮，更是雪上加霜。

    “县长，该用晚饭了。”书记员在门外轻声唤道。

    钟礼斋摆摆手，“不急，我去街上走走。”

    “这天寒地冻的”

    “正是天寒地冻，才该去看看。”

    披上厚重的旧棉袍，钟礼斋独自出了县政府。街上行人稀少，偶有路过者也缩着脖子快步疾走。寒风呼啸，卷起落叶和尘土。行至南门附近，他看见几个乞丐蜷缩在城墙根下，身上盖着草席，瑟瑟发抖。

    “老哥，哪里人?”钟礼斋蹲下身，问其中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

    老者抬起浑浊的眼睛，打量了他一番，“湘坑的，老家遭了灾，逃难来的。”

    “在这儿几日了?”

    “五六日吧，记不清了。”老者咳嗽几声，“城里好歹有城墙挡风，比野外强。”

    钟礼斋摸了摸老者身上的草席，薄薄一层，早已被湿气浸透。“吃过东西了吗?”

    “早上有个善人施了粥，半碗。”

    钟礼斋沉默片刻，从怀中掏出几枚铜钱，分给几人。“去买点热食吧。”

    离开城墙根，他又转到城隍庙。庙内已挤满了无家可归者，男女老少皆有，约莫三四十人。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咳嗽声此起彼伏。庙祝认得县长，忙迎上来。

    “县长大人，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钟礼斋环视四周，“这么多人，如何过夜?”

    “挤一挤，总比外面暖和。”庙祝叹气道，“每日都有人来，庙里快容不下了。前日还有个孩子病死在这里，他娘哭晕过去好几回。”

    钟礼斋眉头紧锁。“这些人都靠什么活命?”

    “有好心人偶尔施粥，但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些人出去讨饭，老弱病残就只能干等着。”

    离开城隍庙，钟礼斋的心情越发沉重。回到县政府，他直接去了书房，摊开纸墨，开始奋笔疾书。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我县境内饥民日增，街头常见冻馁之尸。为政者，当以民命为重”他写的是给省政府的呈文，请求拨款设立救济院，收容无家可归者。

    写至深夜，他终于搁笔。然而心里清楚，战时财政吃紧，省里拨款的希望渺茫。

    第二天清晨，钟礼斋召集县府要员开会。

    “昨日我巡视城中，饥民之多，触目惊心。”他开门见山，“仅城隍庙一处，就有四十余人露宿。天寒地冻，长此以往，必生大变。”

    民政科长陈树民面露难色：“县长，县库空虚，实在无力赈济啊。今年税收不足预算六成，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了。”

    “难道就眼睁睁看着百姓冻死饿死?”钟礼斋提高声音。

    “非是坐视不理，实是力不从心。”财政科长接口道，“前月为支应军需，已挪用了教育经费，如今库中仅余应急之款，动不得。”

    会议不欢而散。钟礼斋明白他们说的都是实情，但胸中那股郁结之气，却难以平息。

    傍晚，他唤来书记员：“去请王会长来一趟，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王会长名王启明，也是傅善贞的小叔子，就是王文涛、王文澜的叔叔，是武所有名的茶商，王家三代经营，在闽西、粤东皆有产业，家底殷实，且乐善好施。钟礼斋到任后，与他多有往来，钦佩其为人。

    不多时，王启明到了。他年逾五十，身着深色长衫，外罩貂皮马褂，面容清癯，目光炯炯。

    “钟县长，这么晚唤我来，必有要事。”王启明拱手道。

    钟礼斋请他入座，亲自斟茶。“确是有事相求。”他将昨日所见及今日会议情况一一说明。

    王启明静静听着，不时点头，面色凝重。

    “省里是指望不上了，县库又空虚，我只能求助地方士绅。”钟礼斋诚恳地说，“我想设立一所救济院，收容无家可归者，但这需要大笔资金。王兄在本地德高望重，若能带头捐资，再发动其他商户，或可成事。”

    王启明沉吟片刻：“设立救济院，确是当务之急。但不知县长预计需要多少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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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粗略算过，若要租用房屋、购置床铺被褥、供应日常饮食，初期至少需五千元，往后每月维持费用也需近千元。”

    “数目不小。”王启明微微颔首，“不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样吧，我认捐一千元作启动资金，再负责说服商会同仁共襄善举。”

    钟礼斋大喜过望：“王兄慷慨，我代全县百姓谢过!”

    “不必言谢。”王启明摆摆手，“我也是武所人，乡梓有难，义不容辞。只是”他略作停顿，“此事恐有阻力，县长需有准备。”

    “此话怎讲?”

    “市面萧条，各家生意都不好做，要大家掏钱，难免有人不情愿。再者，饥民中多有外来者，恐会有人质疑为何要用本地钱财救助外乡人。”

    钟礼斋点头：“王兄考虑周到。不过，灾民不分籍贯，皆是我中华同胞，岂能见死不救?”

    “县长仁心，令人敬佩。”王启明道，“我明日便去联络商会同仁，三日后可否在县政府召开募捐大会?”

    “好!就定在三日后。”

    送走王启明，钟礼斋心中重负稍减，但仍不敢放松。他连夜安排人员，寻找适合作为救济院的场所。

    次日，消息在县城传开，反响不一。市井百姓多称赞县长仁德，商户们则态度各异。有人佩服王启明慷慨，愿意效仿；也有人私下抱怨，认为这是官府变相摊派。

    第三天下午，钟礼斋正在批阅公文，忽听外面一阵喧哗。书记员急匆匆来报：“县长，有几个乡绅求见，说是有急事。”

    “请他们进来。”

    进来的三人都是本地有头有脸的人物——米行老板赵守业、布庄东家王文钦，还有前清秀才，如今在乡间颇有田产的孙老夫子。

    “县长大人，”赵守业率先开口，他身材肥胖，穿着绸缎棉袍，脸上带着商人特有的圆滑笑容，“听说县里要办救济院，收容流浪乞讨之人?”

    “正是。”钟礼斋请他们坐下，“天寒地冻，总不能眼看百姓冻死街头。”

    王文钦轻咳一声：“县长仁心，我等佩服。只是如今生意难做，税赋又重，再要捐资，实在力不从心啊。”

    孙老夫子捋着花白胡须，慢条斯理道：“老朽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这街头流浪者，多是好吃懒做之徒，或是外乡流民。我县百姓自顾不暇，何以要救助这些不相干之人?”

    钟礼斋心中不悦，但仍保持平静：“孙老，饥寒交迫之下，人岂有本土外乡之分?再者，若无灾荒战乱，谁愿背井离乡，乞讨为生?”

    赵守业笑道：“县长说得是。不过，我等小本经营，实在拿不出太多。若是象征性捐些，倒也无妨，只是那王会长一开口就是一千，这不是逼着我们也都大出血吗?”

    “赵老板误会了。”钟礼斋道，“捐多捐少，全凭自愿，绝无强迫之意。”

    “话虽如此，”王文钦接口，“王会长既已带头，我们捐得少了，面上也不好看。县长，可否将募捐标准降低些，让大家都能承受?”

    钟礼斋看着三人，忽然问道：“三位可知道，昨日北门外又发现两具冻尸?”

    三人面面相觑，没有说话。

    “其中一具，是个七八岁的孩子。”钟礼斋声音低沉，“发现时，他蜷缩在母亲怀里，母亲也已奄奄一息。救回县政府后，那妇人哭诉，他们是从广东逃难来的，家乡遭了日军轰炸，丈夫死于战火，只好带着孩子北上投亲，不料亲戚早已搬走，盘缠用尽，只得流落街头。”

    书房里一片寂静，只有炭火在盆中噼啪作响。

    钟礼斋继续道：“那孩子前日还活着，在城隍庙外，有人给过他半块饼。若那时有个避寒之所，或许就不会死。”

    孙老夫子微微动容：“竟有此事”

    “这样的惨剧，每日都在上演。”钟礼斋站起身，“我知各位生意艰难，但比起那些流落街头之人，总算还有瓦遮头，有衣蔽体，有食果腹。设立救济院，不只是救助他人，也是积德行善，为子孙造福。”

    赵守业搓着手，面色尴尬：“县长说得是，是我们考虑不周。”

    送走三人，钟礼斋长叹一声。他知道，这番谈话虽让他们暂时无话可说，但未必能真正改变他们的想法。

    募捐大会当日，县政府议事厅内座无虚席。本地商户、乡绅来了三十余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钟礼斋首先发言，将街头饥民情况详细说明，又讲述了那对母子的遭遇。厅内渐渐安静下来。

    “诸位，”他提高声音，“我等皆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岂能忍心看同胞冻饿而死?今日请各位来，不是强征硬要，而是恳请各位发善心，积阴德，救民于水火。”

    王启明紧接着站起：“钟县长为民请命，我等身为武所百姓，自当尽力。我王某在此承诺，捐资一千元，作为救济院开办之费。”

    话音刚落，下面响起一阵窃窃私语。

    这时，赵守业站起身，干咳两声：“王会长慷慨，赵某佩服。只是如今市面不景气，我等小本经营，实在难以承担过重捐款。依我看，不如大家量力而行，凑个一千八百，也能救助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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