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的武所，正值盛夏。

    县党部分部成立的鞭炮屑还没扫净，王文涛就信步出了门。他穿着新做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亮，走在青石板路上，皮鞋跟敲出轻快的节奏。沿街的商铺老板们纷纷探出头来打招呼，他一一点头回应，却不曾停下脚步。

    “王书记长，这是上哪儿去啊？”卖糍粑的老张头咧着嘴笑问。

    “去济仁堂抓点药，这天闷热，身上湿气重。”王文涛说着，掏出手绢擦了擦额角的汗。

    武所的夏天总是这样，湿热难耐，仿佛整个县城都被罩在一个蒸笼里。远处的山峦在热浪中微微颤动，蝉鸣声此起彼伏，叫得人心烦。

    济仁堂位于武所老街的拐角处，黑漆木门虚掩着，门楣上挂着一块乌木匾额，上书“济仁堂”三个鎏金大字，据说还是前清一位举人题的字。推门进去，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药铺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年轻女子背对着门，踮着脚在整理药柜。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身段窈窕，乌黑的发辫垂到腰际。听到门响，她转过身来，露出一张清秀的瓜子脸，约莫二十三四岁的年纪，眉眼间带着几分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

    “先生是要抓药吗？”她轻声问道，声音像是山涧的溪水，清澈动人。

    王文涛一时有些失神，他在武所任职半年，竟不知济仁堂里有这样一位女子。

    “林老板不在？”他环顾四周，药铺里确实没有别人。

    “师父出诊去了，说是西街李家的老太太咳疾又犯了。”女子解释道，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先生若是抓药，我也可以帮忙。”

    王文涛这才注意到，她虽然年轻，但动作麻利，对药柜的布局十分熟悉，显然不是生手。

    “你是林老板新收的学徒？”

    “帮工钟嘉桐，”她微微颔首，“在济仁堂已经好多年了。”

    王文涛在柜台前的榆木椅子上坐下，目光却不离钟嘉桐。她算不上绝色，但五官清秀，皮肤白皙，尤其是一双眼睛，像是会说话。更难得的是她身上那种恬淡的气质，与县城里那些咋咋呼呼的女人截然不同。

    “我这些日子总觉得身子重，口中发苦，想来是湿气太重。”王文涛说道，眼睛却一直盯着钟嘉桐忙碌的身影。

    钟嘉桐点点头，从柜台下取出一张方子：“这是师父常用的祛湿方，您看看是否合适。”

    王文涛接过方子，却不看药方，反而问道：“钟小姐懂医理？”

    “略知皮毛，”钟嘉桐谦逊地低下头，“在济仁堂久了，耳濡目染罢了。”

    “听口音，钟小姐不是本地人？”

    钟嘉桐手上的动作顿了顿，随即又恢复如常：“我是从山那边过来的。”

    “山那边？”王文涛若有所思，“隔壁蕉岭？三九年、四零年那边闹饥荒，不少人往我们闽西跑。钟小姐也是那时候来的？”

    钟嘉桐轻轻“嗯”了一声，不再多言，转身开始抓药。她手法娴熟，戥子用得极准，不多不少，分毫不差。王文涛看着她纤细的手指在药柜间飞舞，心里忽然有了个念头。

    “钟小姐家中还有何人？”

    “就我一个了。”钟嘉桐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王文涛不再追问。在武所这地方，像钟嘉桐这样的逃难者不少，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但他隐约觉得，这个女子的故事，恐怕比大多数人都要复杂。

    药包好后，钟嘉桐用细绳仔细捆好，递给王文涛：“三碗水煮成一碗，早晚各一次，连服三日。”

    王文涛接过药，却不急着付钱，反而问道：“多少钱？”

    “三百块。”

    王文涛掏出一张五百元的关金券放在柜台上：“不用找了。”

    钟嘉桐看着那张钞票，犹豫了一下：“这太多了，师父回来会责备的。”

    “那就当是预付的诊金，”王文涛笑道，“我日后会常来。”

    他拎起药包，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钟嘉桐正低头整理柜台，一缕碎发垂在颊边，衬得脖颈越发白皙。

    回到县党部办公室，王文涛立刻派人去调查钟嘉桐的底细。不出三日，一份简单的报告就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钟嘉桐，原名不详，约生于一九一四年生人，祖籍蕉岭河口。父去世后，母改嫁，跟随爷爷奶奶，一九三二年经人介绍到济仁堂学徒。一九三八年经林蕴芝主张，嫁给济仁堂管事林世才，后听说林世才又说去江苏参军抗日，此后音信全无。钟嘉桐一直在济仁堂老板林蕴芝照顾下，在药铺做帮工。关系尚好。

    报告虽然简单，但王文涛却从中读出了不少信息。一个独身女子，丈夫生死未卜，在这乱世中无依无靠，正是最容易掌控的那类人。更妙的是，她在药铺工作，每日接触三教九流，若能为他所用，必能收集到不少有用的情报。

    几天后，王文涛又去了济仁堂。

    这次钟嘉桐正在碾药，石臼发出沉闷的撞击声。见到王文涛，她停下手中的活计，擦了擦额角的细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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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书记长，药可还对症？”

    “好多了，”王文涛笑道，“今日来是想请林老板把把脉，她可在？”

    “师父在后堂炮制药材，我去请她。”

    “不必着急，”王文涛摆手，“我等等无妨。”

    他在药铺里踱步，看似随意地打量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药柜，实则暗中观察着钟嘉桐的一举一动。她今天穿着一件半旧的浅紫色上衣，黑色长裤，脚上一双布鞋，虽然朴素，却掩不住那份天生的秀气。

    “钟小姐在武所可还有亲人？”

    钟嘉桐摇摇头，继续碾药。

    “如今这世道，一个人不容易啊。”王文涛叹道，“尤其是女人家。”

    钟嘉桐抬起头，目光中闪过一丝警惕，但很快又低下头去：“有师父收留，有口饭吃，已经比很多人强了。”

    “林老板心善，”王文涛点头，“不过，寄人篱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这话似乎触动了钟嘉桐的心事，她碾药的动作慢了下来。

    王文涛趁热打铁：“我听说钟小姐的丈夫是抗日军人，保家卫国的英雄，政府理当照顾他的家属才是。”

    钟嘉桐苦笑道：“不敢奢求照顾，只盼他能平安归来。”

    “这个自然，”王文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我在省里有些关系，或许可以帮忙打听钟志远先生的消息。”

    钟嘉桐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她接过名片，手指微微发抖：“真的吗？王书记长真的能打听到他的消息？”

    “尽力而为，”王文涛温和地笑道，“不过，这种事也需要些运气，毕竟战乱时期，部队调动频繁。”

    “我明白，我明白，”钟嘉桐连连点头，“多谢王书记长，若能得知他的下落，我我不知该如何报答”

    “言重了，”王文涛摆摆手，“为抗日军人家属排忧解难，本就是我们分内之事。”

    这时，林蕴芝从后堂走了出来。

    说起这层关系，林蕴芝与先夫皆为王文涛的外公辈亲属——其中先夫是王文涛的亲外公，林蕴芝则是先夫的续弦夫人，论辈分亦属王文涛的外婆。如此算来，林蕴芝与先夫既是夫妻（续弦），又与王文涛家构成亲属关联，彼此间自然也是沾亲带故的远亲。

    “王书记长，”林蕴芝拱手道，“不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林老板客气了，”王文涛回礼，“日前在贵处抓的药很是有效，今日特来请脉。”

    “请。”林蕴芝引王文涛到一旁的诊室。

    把脉的时候，王文涛状似无意地问道：“林老板，钟小姐在您这儿做得可好？”

    林蕴芝笑道：“嘉桐在这里也好多年了，聪明勤快，又肯用心学，如今已能独当一面了。”

    “难得，”王文涛点头，“如今肯踏实做事的年轻人不多了。”

    林蕴芝开了方子，又闲聊几句，王文涛便起身告辞。临走时，他特意对钟嘉桐说：“钟小姐放心，你的事我会放在心上。”

    钟嘉桐感激地点点头，目送他离开。

    林蕴芝心中疑窦顿生：这两人分明素昧平生，怎会突然结识？她不动声色地将钟嘉桐唤至后堂，命左右屏退后，目光如炬地详加盘诘。

    待听完对方所述始末，林蕴芝感到一股寒意骤然窜上脊背——此事处处透着蹊跷，须得即刻提防。王文涛的手段可不是一般狠辣。

    接下来的几周，王文涛每隔几天就会去济仁堂一趟，有时是看病，有时只是路过歇脚。他每次都和钟嘉桐聊上几句，有时问她的身世，有时谈当前的局势，但更多的是倾听。渐渐地，钟嘉桐对他放下了戒心，话也多了起来。

    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王文涛又来到济仁堂。店里没有其他客人，钟嘉桐正在整理账本。

    “今日雨大，王书记长怎么还出来走动？”她问道，顺手沏了一杯热茶。

    “在办公室闷得慌，出来透透气。”王文涛接过茶杯，呷了一口，“好茶，是武夷岩茶？”

    钟嘉桐点点头：“师父的朋友从武夷山带来的。”

    王文涛放下茶杯，叹了口气：“如今这世道，真是越来越不太平了。日本人虽然暂时打不过来，可共产党游击队活动频繁，县城里也不知道混进了多少他们的眼线。”

    钟嘉桐手中的笔停了一下：“共产党？他们不是在北方抗日吗？”

    “表面上是抗日，实际上”王文涛压低声音，“他们是借抗日之名，行扩张之实。如今在闽浙赣边区，他们的地下组织无处不在啊。”

    “武所也有？”

    “难说，”王文涛摇摇头，“所以县党部责任重大，要时刻警惕。可惜啊，我们人手不足，很多地方都顾不过来。”

    钟嘉桐若有所思：“难怪近来街上生面孔多了不少。”

    “哦？”王文涛立即来了兴趣，“钟小姐可注意到什么可疑的人？”

    “也说不上可疑，”钟嘉桐想了想，“只是有些以前不常来抓药的人，最近来得勤了。西街开杂货铺的刘老板，以前半年也不来一次，这个月已经来了三回，说是替亲戚抓药，可每次抓的药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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