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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254章 风雨欲来上
    一名风尘仆仆的军士被引入,单膝跪地,将一封插着三根羽毛、象征着最紧急军情的密信高举过头。

    枢密都承旨快步上前接过,验看火漆无误后,迅速呈递给韩琦。

    韩琦拆开密信,目光如电,快速扫过。

    信是西北行营副枢密院使、权节制陕西四路军马事吕公弼亲笔所书。

    字迹因急促而略显潦草,但所述内容却如一块块寒冰,砸在每一位阅信重臣的心头:

    边境冲突质变,环庆、鄜延、秦风诸路前沿,小股哨探的摩擦已彻底演变为有预谋、有组织的伏击与反伏击。

    夏军“铁鹞子”重骑小队开始频繁出现在宋军斥候活动区域,企图清除宋军耳目,争夺战场控制权。

    前几日,柔远寨外围一队宋军斥候遭遇优势夏军伏击,伤亡惨重,仅一人带伤逃回。

    舆论战白热化,西夏细作活动猖獗,在边境蕃部及甚至宋境州县散播“宋军即将大举入寇,屠灭党项”的恐怖谣言。

    企图制造恐慌,离间蕃汉,并为其即将发动的战争塑造“自卫反击”的假象。

    西夏内部动员与甩锅,吕公弼综合各方情报指出,梁太后控制的西夏官府。

    正系统性地将国内赋税沉重、生活困苦等所有矛盾,全部归咎于“宋朝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压迫”。

    这种“一致对外”的仇恨动员,结合其国内日益频繁的“点集”征调,表明西夏战争机器已全面开动。

    折家及边将急报,几乎在同一时间,来自府州折家、庆州刘昌祚、延州种谔等边防悍将的密报也相继送至。

    内容惊人一致,根据其与西夏打交道的多年经验及前沿观察,西夏此番表现出的不是寻常扰边。

    而是举国体制下的战争总动员态势,目标直指灭国级的大战。

    折家军在信中特别指出,西夏左厢神勇军司等精锐部队已向前线秘密集结。

    外交动向,最令人不安的是,吕公弼提到一个关键情报:

    梁太后派其亲弟、西夏国相梁乙埋,即将率领一个高级别使团,再次北上辽国。

    名义是“谢恩”,实则不言自明——进一步协调战略,索要最后的承诺与支持。

    信的内容被韩琦低声念出,每念一句,堂内的空气便寒冷一分。

    当念到“梁乙埋北上”时,曾公亮忍不住重重一拍案几:

    “果然如此,辽夏勾结结,已是昭然若揭。

    梁乙埋此行,便是去领取辽主的‘开战许可’与最后的支援清单。”

    冯京深吸一口气,接口道,指向沙盘:

    “观其态势,西夏主攻方向,仍难判定。

    是效仿李元昊,主攻我环庆路,企图直扑关中?

    还是依托横山,猛攻鄜延路,拿下绥德,锁死无定河谷?

    抑或……声东击西?”

    韩绛掌管财政,眉头紧锁:

    “而今局势已明,战端一开,便非小可。

    西夏此番,恐真是要压上国运,动员兵力,恐不下二十万之众。

    我朝陕西诸路,加上即将西调的禁军,总兵力虽不逊于彼,然……这粮秣、军械、赏赐,每日皆是无底洞啊。

    三司纵有准备,亦需速做预案!”

    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投向了沉默良久的韩琦。

    这位历经三朝、掌控帝国军政近二十年的老臣,此刻脸上每一道皱纹都仿佛刻满了风霜与权衡。

    他缓缓站起身,走到沙盘前,拿起代表西夏主力的一枚赤色犀角旗。

    重重地插在了横山北麓、夏州一带,又拿起数面小旗,分散插在环庆、麟府方向。

    “诸公,局势已无可疑议。”

    韩琦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带着一种看透迷雾的冷静:

    “西夏之心,路人皆知。其动员规模,必是倾国之力。

    其所恃者,无非三点:

    一,辽国掣肘我河北精锐;

    二,其骑兵野战之利;

    三,赌我朝久疏战阵,防线漫长,必有可乘之机。”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

    “而今之计,争论何时开打,已无意义。

    当务之急,是定下我朝应对之方略!”

    他伸出三根手指:

    “其一,战略定力。

    绝不能自乱阵脚,被西夏牵着鼻子走。需明确告知陕西诸路帅臣(刘昌祚、种谔等),依托堡寨,持重防守,挫其锐气。

    未经枢密院明令,绝不可浪战,中其诱敌深入之计。”

    “其二,后勤为先。

    韩绛,三司需立即核算,以支撑二十万大军、历时半年的战事为准,速拟详尽的粮饷、赏功、抚恤方案,报陛下御览。

    各地常平仓、转般仓,需即刻核查,确保粮道畅通!”

    “其三,外交预备。

    速派精干使臣,以恭贺辽主生辰等名义北上,务必探明辽国底线,尽可能延缓或减轻其对我河北的压力。

    同时,可密令王韶,加强对河湟吐蕃诸部的联络,从西线牵制西夏。”

    韩琦的部署,条理清晰,直指要害,瞬间稳住了堂内有些慌乱的人心。

    这便是在危局中,定海神针的作用。

    然而,尽管方略已定,那股无形的、足以令人窒息的重压,却丝毫未减,反而更加具体地笼罩在每一位决策者心头。

    西夏会动员多少兵力?

    十万还是二十万?

    主攻方向究竟是哪里?

    辽国最终会介入到何种程度?

    陕西防线,究竟能坚守多久?

    蔡挺带去的禁军精锐,何时投入战场才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

    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但唯一确定的是,战争已不再是纸面上的推演和边境的摩擦,它变成了一股汹涌的暗流。

    正从西北方向,带着毁灭性的力量,向着大宋的腹地席卷而来。

    而这股重压,正通过这一封封急报,清晰地传递到了汴京枢密院,压在了每一位执掌国运的重臣肩上。

    最终,将传递到福宁殿那位年轻皇帝的御案之前。

    山雨,已然满楼。

    紫宸殿中那声沉重的“备战”余音未散,但当赵顼退入福宁殿深处那间只有他与李宪方能踏足的书房时。

    年轻皇帝脸上那层凝重如铁的寒霜,竟如春雪消融般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疲惫、兴奋与掌控感的复杂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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