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20日晚上十点，北京西苑宾馆的房间里，陆文婷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着三份文件。一份是德国巴斯夫公司发来的正式邀请函，厚实的铜版纸印着德文和中文，邀请她赴德国路德维希港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技术交流。第二份是部里批下来的赴德任务书，上面盖着红彤彤的公章。第三份是陈志刚托人送来的德国签证申请表，厚厚一沓，需要填写的内容繁杂得让人头疼。

    窗外的长安街依然车水马龙，霓虹灯的光影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房间，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点。陆文婷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端起已经凉透的茶水喝了一口。茶是宾馆提供的茉莉花茶，茶叶粗糙，水有股漂白粉的味道，但她已经习惯了。

    今天下午的会议开了整整四个小时。部里、外事部门、安全部门、技术部门的人都到了，就她赴德的事宜进行了详细讨论。讨论的焦点不是技术，而是安全——技术安全和人身安全。德国人虽然同意她监督检测过程，但具体操作细节还需要谈判。比如，她能否进入巴斯夫的核心实验室，能否接触原始数据，能否拍照记录，都需要一一明确。

    “小陆同志，你要有心理准备。”刘副部长在会议结束时对她说，“德国人表面客气，实际上戒备心很强。他们的核心技术，不会轻易让你看到。你这次去，首要任务是确保我们的技术不被窃取，其次才是学习。记住，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这不是不信任你，是保护你，也是保护国家利益。”

    陆文婷明白刘副部长的意思。在德国人眼里，她是来自中国的工程师，代表着落后的技术和封闭的体制。他们邀请她去，既有技术交流的诚意，也有试探虚实的意图。她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不能过于保守让人瞧不起，也不能过于开放让人钻空子。

    电话响了，是陈志刚打来的。

    “文婷，睡了吗？”

    “还没，在看材料。陈总，有事？”

    “我刚接到德国那边的消息，施耐德博士回国了，他让助理发来了日程安排。6月1日到6月30日，整整一个月。前两周是样品检测，后两周是技术交流。他们安排了住处，在路德维希港的职工公寓，离巴斯夫总部很近。另外，他们还提出，希望你在德国期间，用他们的实验室设备，重复一下你的乙醇-水工艺实验，作为验证。”

    陆文婷心里一紧：“用他们的设备做实验？那我们的工艺细节不就暴露了？”

    “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回复说，可以，但必须由你亲自操作，而且实验数据必须共享。他们同意了，但要求实验过程全程录像，作为技术档案保存。这是个条件，我替你答应了。文婷，你没问题吧？”

    “技术上没问题，但……”陆文婷犹豫了一下，“陈总，我总觉得，德国人这么积极，背后可能有别的想法。他们为什么要我们重复实验？只是为了验证吗？”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陈志刚的声音低沉下来，“有两种可能。第一，他们真的想验证你的技术，看看是不是真的能用普通设备做出好产品。第二，他们想通过你的实验，了解你的技术思路，为将来可能的专利纠纷做准备。德国人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很有一套，他们可能会在实验过程中，找出你的技术漏洞，然后申请专利，反过来制约我们。”

    陆文婷沉默了。她想起父亲笔记里的一句话：“在国际技术交流中，没有纯粹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你要用技术说话，但也要用法律保护自己。”父亲是六十年代的公派留学生，在苏联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一个苏联专家对他很好，手把手教他技术，但转手就把他提出的改进方案写成论文发表了，连他的名字都没署。

    “陈总，我明白了。我会小心的。实验可以做，但关键参数我会保留。另外，我会要求签署补充协议，明确实验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范围。”

    “好，这个我来办。文婷，还有一件事，部里批了五万块钱，作为你这次出国的经费。但你知道，部里经费也紧张，这五万包括机票、食宿、交通、通信所有费用。德国物价高，可能不够。剩下的，得你们红旗厂自己解决。老齐那边，有消息吗？”

    “齐厂长下午来电话了，说在想办法，应该没问题。”陆文婷没说具体办法，她不想让陈志刚担心。

    “那就好。文婷，你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去德国使馆面签。签证官可能会问很多问题，你要准备一下。重点是，不能让他们觉得你有移民倾向，要强调你是公派，完成任务就回来。另外，你的德语怎么样？日常交流没问题吧？”

    “读写没问题，听力和口语差一些，但基本的专业交流可以。我父亲当年教我德语，就是用的化工专业词汇。”

    “那就好。德国人看重专业能力，你的技术背景是你的优势。好好表现，争取一次通过。签证下来，就订机票。时间不等人，德国那边催得紧。”

    挂了电话，陆文婷重新坐回桌前。她打开台灯，从公文包里取出父亲的笔记本，翻到最后几页。那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是父亲在莫斯科红场拍的，身后是圣瓦西里大教堂，天空飘着雪花。照片背面，父亲用钢笔写了一行字：“1964年冬，于莫斯科。技术可以超越国界，但人心有国界。记住，你永远是中国人。”

    她抚摸着照片，指尖感受着相纸粗糙的纹理。父亲已经离开她十三年了，但她总觉得父亲还在身边，在她遇到困难时给她力量，在她迷茫时给她方向。这次去德国，是她第一次出国，去的不是苏联，是德国，是父亲曾经向往但没去成的工业强国。她要替父亲去看看，看看德国的工厂，看看德国的技术，看看德国人是怎么把工业做到世界一流的。

    “爸爸，我要去德国了。”她轻声说，“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丢脸的。红旗厂的技术，中国人的技术，不会比任何人差。”

    窗外，一辆洒水车驶过长安街，水雾在霓虹灯下形成彩虹。陆文婷关上台灯，躺到床上，但睡不着。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德国、实验、签证、经费。她知道，这次德国之行，关系到红旗厂的生死，也关系到她个人的前途。成，则红旗厂翻身，她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败，则红旗厂可能真的撑不下去，她这十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压力像一块巨石，压在她胸口。但她没有退缩的念头，从她决定继承父亲遗志，投身润滑油研发那天起，她就知道这条路不容易。只是没想到，会这么难，这么险。

    夜深了，长安街渐渐安静下来。陆文婷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直到凌晨三点，才迷迷糊糊睡去。梦里，她回到了父亲的实验室，父亲穿着白大褂，在仪器前忙碌，回头对她微笑，说：“文婷，别怕，往前走。”

    同一时间，长春红旗机械厂医务室里，沈雪梅还在灯下工作。桌上是厚厚一摞体检报告，她一份份地翻看，用红笔在异常数据上做标记。窗外下起了雨，雨点敲打着玻璃窗，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五月的长春，夜雨还带着寒意。

    医务室的门被推开了，老孙带着一身雨水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沈大夫，你要的东西，我都找来了。”老孙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这是过去三年劳保用品的采购记录，这是入库单，这是出库单，这是供货商的资质证明。我看了，供货商是市劳保公司，国营单位，资质没问题。但具体的采购经办人，是采购科副科长刘建国，刘副厂长的侄子。”

    沈雪梅接过文件夹，快速翻看。采购记录很完整，从1992年到1995年，红旗厂所有的劳保用品都是从市劳保公司采购的，包括工作服、手套、口罩、防护眼镜等。采购价格看起来正常，和市场价差不多。但问题出在入库检验上——几乎所有的入库单上，检验员签的都是同一个名字：王大年。而这个王大年，是仓库管理员，也是刘建国的表弟。

    “老孙，你查过这批手套的具体批次吗？是哪年哪月进的货？”

    “查了，最近一批是今年3月进的，一共五千双。但问题可能不在这一批，而在之前的批次。我让工人把用过的手套都收上来了，发现有的已经用了两年，早就该报废了，但还在用。有的虽然新，但质量明显不行，一扯就破。”

    沈雪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查看手套样品。这是普通的乳胶手套，表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对着灯光看，能看出厚薄不均，有的地方薄得像纸。她拿起一把剪刀，剪开一只手套，看到内层有黑色的杂质，像是再生胶。

    “这是劣质再生胶做的，杂质多，容易老化，防护性能差。”沈雪梅放下手套，脸色凝重，“老孙，这批手套，工人用了多久了？”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用的。之前用的是上海产的，质量好，但贵，一副要三毛钱。这批是本地产的，便宜，一副只要一毛五。刘建国说，要节省开支，就换了。”

    “一毛五？”沈雪梅冷笑，“市面上的正规乳胶手套，最便宜也要两毛五。他一毛五能买到，这里头肯定有问题。老孙，你帮我联系市质监局，我要送检。另外，你悄悄找几个信得过的工人，问问他们，这批手套用着怎么样，有没有人反应过问题。”

    “沈大夫，你是怀疑……”

    “我怀疑采购环节有问题。”沈雪梅打断他，“但没证据，不能乱说。你先去办，记住，悄悄办，别声张。尤其是刘建国那边，不要打草惊蛇。”

    “我明白。”老孙点点头，转身要走，又停住了，“沈大夫，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刘建国这个人，不简单。他叔叔是刘副厂长，在厂里经营多年，关系盘根错节。你要查他，可能会惹麻烦。要不，等齐厂长回来，跟他说说？”

    “等不及了。”沈梅摇头，“工人的健康等不起。多拖一天，就可能多一个人受害。老孙，你别怕，有事我担着。我就不信，在红旗厂，还有人能一手遮天。你去吧，注意安全。”

    老孙走了，医务室里又安静下来，只有雨声和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沈雪梅坐回桌前，继续看体检报告。越看，心越沉。三十七个接触稀土的工人，有十一个肝功能异常，十五个血常规有问题，还有三个出现皮疹。虽然症状都不严重，但这是警报，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再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她想起去年老周的事，因为防护不到位，有机溶剂中毒，现在还在家里躺着，每个月靠厂里发的补助生活。老周的老伴三天两头来厂里哭，说家里没了顶梁柱，日子过不下去。每次看到那个场景，沈雪梅心里就像刀割一样。她是厂医，是工人们的健康守护者，可她没能保护好老周，这是她的失职。

    “不能再有第二个老周了。”她对自己说，“绝对不能再有了。”

    她拿起电话，拨通了市劳保用品检测站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是个睡意惺忪的声音。

    “哪位？这么晚了。”

    “刘站长吗？我是红旗机械厂的沈雪梅。有急事，想请您帮个忙。”

    “沈大夫啊，什么事这么急？”

    “我们厂进了一批劳保手套，怀疑有质量问题，想请您帮忙检测一下。很急，最好明天就能出结果。”

    “明天？沈大夫，你知道检测需要时间的，最快也要三天。”

    “刘站长，真的等不了三天。工人们已经出现症状了，再拖下去，可能要出大事。您帮帮忙，加个班，检测费我出双倍。”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沈大夫，不是钱的事，是程序。这样吧，你明天一早把样品送过来，我亲自做，争取后天出结果。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如果真的是质量问题，可能要上报，要立案，事情就闹大了。”

    “我明白，该报就报，该立案就立案。工人的安全大于天，这个道理我懂。”

    “好，那明天见。”

    挂了电话，沈雪梅长出一口气。她看看墙上的钟，已经凌晨一点了。但她还不能休息，她要把所有的体检报告整理好，写出初步分析报告，明天一早给齐铁军看。她要让齐铁军知道，劳保用品的问题，必须一查到底，不能姑息。

    雨越下越大，敲打着窗户，像鼓点一样急促。沈雪梅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漆黑的雨夜。红旗厂的厂区在雨幕中模糊不清，只有几盏路灯在雨中孤独地亮着。这个她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这个她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地方，现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外有强敌，内有隐患，前路艰难。

    但她没有退路。她是厂医，是党员，是老工人的女儿。红旗厂是她的家，工人们是她的亲人。她要守护这个家，守护这些亲人，就像父亲当年守护她一样。

    “爸，你在天上看着，女儿不会给你丢脸的。”她轻声说，转身回到桌前，重新拿起了笔。

    长春火车站，晚上十一点。最后一班从省城开来的火车晚点了半个小时，赵红英提着公文包，随着人流走出出站口。雨下得正大，她没有带伞，只好站在屋檐下等雨小些。站前广场上，出租车排成长队，但打车的人更多，一时半会儿轮不到她。

    夜风吹来，带着雨水的气息，有些凉。赵红英裹紧外套，看着雨中匆匆来去的人们。有回家的旅客，有接站的情侣，有拉客的旅店服务员，有卖小吃的小贩。九十年代的长春站，还没有后来那么繁华，但已经能感受到市场经济的气息。人们行色匆匆，表情焦虑，都在为生活奔波。

    “大姐，住店不？国营旅社，干净卫生，一晚上二十。”一个中年妇女凑过来，手里举着牌子。

    赵红英摆摆手，表示不需要。她的心思还在省城的那场谈判上。周明的话像一根刺，扎在她心里。卖地裁员，这是她能接受的条件吗？红旗厂三百多号人，大部分是四五十岁的老工人，在厂里干了一辈子，除了拧螺丝、看机床，没别的技能。让他们下岗，他们能干什么？去摆地摊？去建筑工地？还是像眼前这个小贩一样，在火车站拉客？

    她想起厂里的老张，钳工八级，技术大拿，但只有小学文化，除了机床，什么都不懂。去年他儿子考上大学，学费凑不齐，是厂里工友们你三十我五十凑出来的。如果老张下岗了，他儿子怎么办？还有老王，老婆有病，常年吃药，女儿还在上初中，一家三口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如果他下岗了，这个家就垮了。

    “不能卖地，不能裁员。”赵红英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可是，钱从哪里来？十万的缺口，齐铁军卖房子能凑多少？剩下的怎么办？信托贷款的路断了，银行贷不出来，部里的经费有限，工人的集资款用完了。红旗厂就像一条搁浅的船，在沙滩上挣扎，眼看着潮水越来越远。

    雨小了些，赵红英准备去坐公交车。这时，一辆黑色的丰田皇冠停在路边，车窗摇下，探出一张脸，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赵厂长？是赵红英厂长吗？”

    赵红英一愣，仔细看那人，有些面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我是赵红英，您是……”

    “哎呀，真是赵厂长！我是李国华啊，省外贸公司的，咱们去年在广交会上见过，还一起吃过饭。”男人推开车门下来，撑开一把黑伞，走到赵红英面前，“这么晚了，您怎么在这儿？等车？”

    赵红英想起来了。去年秋天，她代表红旗厂去广州参加广交会，想推销厂里的润滑油产品，但没成功。在展会上认识了省外贸公司的李国华，聊了几句，知道他是做机械设备进出口的。后来在省里的一次会议上又见过一次，但没深交。

    “是李经理啊，真巧。我刚从省城回来，火车晚点了。您这是……”

    “我接个客户，香港来的，也晚点了。赵厂长，您去哪儿？我送您一段，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不用了，我坐公交车就行，不麻烦您了。”

    “不麻烦不麻烦，顺路的事。来吧，上车，雨又下大了。”李国华很热情，不由分说打开了后座车门。

    赵红英犹豫了一下，看看越下越大的雨，还是上了车。车里很干净，有淡淡的香水味，座椅是真皮的，坐着很舒服。李国华关上车门，坐到驾驶座上，启动车子。

    “赵厂长去哪儿？”

    “红旗机械厂，顺路吗？”

    “顺路，正好我也往那边走。赵厂长，这么晚还奔波，真是辛苦。你们厂最近怎么样？我听说在搞什么特种润滑油，挺火的。”

    “还行，在摸索。李经理消息很灵通啊。”

    “干我们这行的，就得消息灵通。赵厂长，不瞒您说，我对你们那个项目很感兴趣。稀土添加剂，这个方向很好，国外刚起步，国内市场空白。如果能做成了，市场很大。”

    赵红英心里一动，但表面不动声色：“李经理懂行。不过我们现在还在研发阶段，离产业化还有距离。而且，缺资金，缺设备，困难不少。”

    “困难是暂时的，关键是方向对了。”李国华一边开车一边说，“赵厂长，我认识几个香港老板，对内地的高科技项目很感兴趣。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牵个线，让他们去你们厂看看，说不定能投资。”

    “香港老板？”赵红英警惕起来，“他们有什么条件？”

    “条件可以谈嘛。投资，合资，技术合作，都可以。香港人有钱，有渠道，但缺技术，缺项目。你们有技术，有项目，但缺钱，缺市场。这不是正好互补吗？”

    车子在雨中平稳行驶，雨刷有节奏地摆动，刮开前挡风玻璃上的雨水。街灯的光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像一条流淌的河。赵红英看着窗外的夜景，心里在快速盘算。香港投资，这是个机会，但也是风险。香港人精明，条件不会比德国人宽松，而且对内地情况不熟，沟通起来更困难。但眼下，红旗厂确实需要钱，需要尽快把样品做出来，把德国人那边稳住。如果能从香港人那里拿到一笔钱，解了燃眉之急，未尝不是一条路。

    “李经理，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厂现在正在和德国巴斯夫谈合作，已经有了意向。香港那边，暂时可能顾不上。”

    “巴斯夫？德国那个化工巨头？”李国华有些惊讶，“赵厂长，你们不简单啊，能跟巴斯夫搭上线。不过，我提醒您一句，德国人不好打交道，条件苛刻，而且对技术控制很严。跟他们合作，你们可能占不到便宜。香港人不一样，他们更灵活，更注重短期利益。你们可以考虑两条腿走路，多一个选择，多一条路。”

    “李经理说得有道理。这样吧，您把香港老板的联系方式给我，我考虑考虑，跟厂里商量一下。如果有需要，我再联系您。”

    “好，好，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电话，随时可以打。”李国华从仪表盘上拿起一张名片，递给赵红英，“赵厂长，我是真心想帮忙。咱们都是东北人，看着咱们自己的企业困难，心里不是滋味。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赵红英接过名片，看了一眼，放进公文包。车子已经开到了红旗厂门口，雨还在下。李国华停下车，从后备箱拿出一把伞，递给赵红英。

    “赵厂长，伞您拿着，别淋着。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谢谢李经理，伞我明天还您。”

    “不用还，一把伞，不值钱。您快进去吧，早点休息。”

    赵红英撑着伞，站在厂门口，看着丰田皇冠消失在雨幕中。手里的名片还带着李国华的体温，上面的头衔是“省外贸公司进出口部经理”，电话是七位数，这是省城刚升级不久的程控电话。她收起伞，走进厂门。门卫老陈从传达室探出头来。

    “赵厂长，您回来了？齐厂长在办公室等您，说有事商量。”

    “知道了，谢谢陈师傅。”

    赵红英快步走向办公楼。雨夜中的红旗厂很安静，只有几个车间还亮着灯，那是夜班工人在干活。她看着那些灯光，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她的厂，她的家，有这么多人在为它奋斗，为它坚守。她不能放弃，不能认输。一定有办法，一定能闯过去。

    厂长办公室里，烟雾浓得几乎化不开。齐铁军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摆着三样东西：一份房产买卖合同，一张存折，一份财务报表。房产买卖合同是下午刚签的，红旗厂在市中心的那套门市房，卖了十二万，比预期多了两万，但买主是现金付款，要三天后才能到账。存折是他和沈雪梅的积蓄，三万块，是给儿子准备的大学学费。财务报表显示，厂里账上还有三万一千多，下个月工资需要八万六千多，缺口五万五。

    十万的经费缺口，现在解决了十五万，但其中十二万要三天后才能拿到，三万是自家的钱，不能动。也就是说，陆文婷去德国的十万费用，还差七万。这七万，去哪儿弄？

    齐铁军点上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吐出来，在灯光下慢慢散开。他想起白天财务科长老周的话：“厂长，咱们不能再借钱了。银行那边已经逾期三个月，再借，人家要起诉了。信托公司那边，条件太苛刻，不能签。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找工人再集资一次，但工人们已经集过一次了，手里都没钱了，再集，怕引起反感。”

    再集资？齐铁军摇摇头。工人们已经够难了，一个月工资就二百多块钱，要养家，要供孩子上学，要应付人情往来。上次集资，平均每人出了一千五，有的老工人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再集，他开不了这个口。

    可是，不集资，钱从哪里来？德国那边催得紧，签证一下来就要订机票，机票钱、住宿费、生活费，都要现金。部里的五万，要等出差回来才能报销，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七万块钱，像七座山，压在他肩上。

    “老齐，我回来了。”赵红英推门进来，带进一股雨水的湿气。她看到满屋的烟雾，皱了皱眉，走到窗前，打开一扇窗。夜风夹杂着雨水吹进来，驱散了一些烟雾。

    “红英，省城那边怎么样？”

    “没成。周明要咱们卖地裁员，我没答应。”赵红英在对面坐下，从包里拿出李国华的名片，“不过，我遇到了一个人，省外贸公司的李国华，他说可以介绍香港老板来投资。我没答应，说要考虑考虑。”

    “香港老板？”齐铁军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红英，你怎么看？”

    “我觉得可以接触一下，但不要抱太大希望。香港人比德国人还精明，条件不会好。而且，他们对内地政策不熟悉，沟通起来麻烦。但眼下，咱们需要钱，多条路总是好的。”

    “是啊，需要钱。”齐铁军苦笑，把房产买卖合同和存折推给赵红英看，“房子卖了十二万，三天后到账。这是我和雪梅的积蓄，三万。加起来十五万，但文婷去德国要十万，厂里下个月工资缺口五万五，还差七万。这七万，我想不出来从哪里弄。”

    赵红英看着合同和存折，心里一酸。齐铁军把房子卖了，把家底掏了，为了红旗厂，他是真的拼了。可七万的缺口，不是小数目，一时半会儿真的没办法。

    “老齐，要不，咱们再找工人借一次？我带头，把我的积蓄拿出来，大概有两万。雪梅那边，应该也能拿点。咱们几个厂领导凑一凑，再动员一下党员、班组长，七万应该能凑出来。”

    “不行。”齐铁军摇头，“工人的钱，不能动。他们已经为厂里付出太多了，不能再让他们担风险。咱们几个领导凑，能凑多少？你两万，雪梅一万，我三万已经拿出来了，老周、老王他们，家里都困难，拿不出多少。加起来，最多五万，还差两万。而且，这是救急的钱，用了，咱们自己家里怎么办？孩子上学，老人生病，都要用钱。”

    “那你说怎么办？”赵红英也急了，“德国那边等不了，工人工资等不了。老齐，不能再犹豫了，该借就得借，该求人就得求人。面子重要，还是厂子重要？”

    “厂子重要，但工人的信任更重要。”齐铁军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雨夜，“红英，你记不记得，咱们刚进厂时，老厂长说过什么？”

    “记得。他说，红旗厂是工人的家，厂长是家长。家长要照顾好这个家，不能让孩子们饿着，冻着，受委屈。”

    “对，家长。”齐铁军转过身，眼圈有些发红，“我这个家长，没当好。设备老了，没钱换；技术落后，没钱搞；市场丢了，没钱抢。现在，连工人的安全都保障不了，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我这个家长，当得窝囊，当得憋屈。可是，再窝囊，再憋屈，我也不能把困难转嫁给工人。他们是这个家的孩子，不是提款机，不是垫脚石。他们的信任，是这个家最后的根基，不能动，一点都不能动。”

    赵红英不说话了。她理解齐铁军的心情，也理解他的坚持。可是，现实是残酷的，没有钱，厂子就转不动，工人就吃不上饭。这个矛盾，怎么解？

    电话响了，是沈雪梅打来的。

    “老齐，劳保用品的检测有结果了。市检测站连夜做的，手套是劣质产品，用的是再生胶，杂质超标，防护性能不合格。采购环节有问题，刘建国可能吃了回扣。我建议，立即停他的职，立案调查。”

    齐铁军的脸色沉了下来：“证据确凿吗？”

    “确凿。检测报告在我这儿，采购记录、入库单都有问题。老孙还找到了几个工人，证明手套用了不久就破，有的还引起皮肤过敏。人证物证都在，可以动手了。”

    “好，我知道了。雪梅，你先控制住刘建国，别让他跑了。我马上过去。”

    放下电话，齐铁军对赵红英说：“红英，劳保用品出事了，刘建国可能有问题。我要去处理一下。钱的事，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我亲自去银行，跪下来求他们，也要把钱贷出来。红旗厂，不能倒在我手里。”

    “老齐，我跟你一起去。刘建国是刘副厂长的侄子，这事不好办。咱们一起去，有个照应。”

    “不用，你留下，想想钱的事。香港那边，可以接触一下，但不要轻易答应条件。德国那边，等文婷的签证下来，马上订机票。厂里的事，我来扛。你去休息吧，跑了一天了，也累了。”

    齐铁军穿上外套，拿起手电筒，走出办公室。雨还在下，他撑开伞，走进雨夜。赵红英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幕中，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是敬佩，是心疼，是担忧，也是坚定。有这样的厂长，红旗厂，倒不了。有这样的战友，这条路，走得再难，也要走下去。

    她拿起电话，拨通了李国华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是李国华睡意朦胧的声音。

    “喂，哪位？”

    “李经理，是我，赵红英。您说的香港老板，什么时候能来？我们想尽快见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