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科委大楼是栋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红砖外墙，高大厚重，廊柱粗壮，带着建国初期的庄重与威严。陆文婷坐在三楼走廊的长条木椅上，手里紧紧攥着一份厚厚的申报材料，材料用牛皮纸袋装着，封面上印着“江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申请表”几个红色大字。这是她和老周熬了三个通宵赶出来的，里面详细列出了红旗厂稀土添加剂的技术参数、工艺流程、市场前景、经济效益分析，还有与德国巴斯夫合作的技术框架协议。

    窗外传来广播体操的音乐声，是机关单位上午十点的工间操时间。透过窗户，能看到院子里站满了人，动作整齐划一，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风。陆文婷没有心情看这些，她的目光一直盯着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门——高技术处的办公室。她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个小时，但处长还没回来。

    “陆工，喝点水吧。”老周递过来一个军用水壶，是七十年代的产品，绿漆斑驳，但擦得很干净。老周五十多岁，是红旗厂的老技术员，跟着陆文婷的父亲学过技术，对红旗厂的感情很深。这次陪着陆文婷来省城跑项目，他主动请缨，说自己脸皮厚，不怕求人。

    “谢谢周师傅。”陆文婷接过水壶，抿了一口。水是温的，带着铁锈味，但她喝得很认真。这是红旗厂的味道，是家的味道。

    “我看啊，处长是故意躲着咱们。”老周压低声音说，“我刚才去问办公室的小刘，他说处长今天上午确实在单位，但一直在开会。开什么会能开两个小时？明摆着是不想见咱们。”

    “不是不想见，是要看咱们的诚意，看咱们的耐心。”陆文婷平静地说，“省科委的项目资金有限，各个单位都盯着，都想拿。咱们红旗厂名声在外，都知道是困难企业，来要钱，人家自然要掂量掂量。等就等吧，等到下班，也要等。”

    “可咱们等得起，厂里等不起啊。王师傅的医药费还欠着，工人的工资发不出来，下个月就过年了，再不发工资，工人们这个年怎么过？”

    “我知道。但急也没用。周师傅，咱们要相信，红旗厂的技术是有价值的，是值得投资的。科委的人懂技术，他们会看到这份材料的分量。”

    正说着，走廊尽头的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戴眼镜，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走了出来，手里拿着公文包，看样子是要出门。陆文婷赶紧站起来，迎上去。

    “李处长，您好。我是红旗机械厂的陆文婷，昨天跟您预约过，来汇报我们厂的高新技术项目。”

    李处长停下脚步，打量了陆文婷一眼，眉头微皱：“红旗机械厂？你们不是搞机械的吗？怎么跑我们科委来报项目了？我们这是管高新技术的，机械是经委管的。”

    “李处长，我们申报的是稀土添加剂项目，属于新材料领域，归科委管。这是我们厂的技术资料，请您过目。”陆文婷把牛皮纸袋递过去，动作恭敬，但眼神坚定。

    李处长接过材料，翻了两页，眉头皱得更深了：“稀土添加剂？你们一个机械厂，搞什么化工？这不是不务正业吗？再说了，稀土应用是高新技术，你们厂有这实力吗？有实验室吗？有设备吗？有专业人才吗？什么条件都没有，就敢来申请高新技术产业化资金？这钱是国家的，要花在刀刃上，不能乱花。”

    “李处长，我们厂有技术，有人才，有市场。稀土添加剂是我父亲留下的技术，经过三十年的改进，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德国巴斯夫已经跟我们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愿意投资三百万美元，成立联合实验室。我们缺的，是启动资金，是政策支持。如果您有时间，我可以详细向您汇报……”

    “汇报就免了，我很忙。”李处长把材料塞回陆文婷手里，语气冷淡，“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规矩要讲。要申请高新项目，得有专家评审意见，得有技术鉴定报告，得有市场可行性分析，还得有主管部门的推荐信。你们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就一份自说自话的材料，我怎么报？报上去也得被毙。”

    “李处长，专家评审我们可以做，技术鉴定我们可以补，市场分析我们也有。但时间不等人，红旗厂三百多工人等米下锅，德国人只给一个月时间。能不能先……”

    “能不能什么？先给你们钱？开什么玩笑！”李处长的声音提高了，“国家的钱，是有严格程序的，不是扶贫款，不是救济金。你们厂困难，我知道，但不能因为这个就违反规定。该走的程序要走，该补的材料要补，该找的专家要找。等你们把这些都搞定了，再来找我。我还有会，先走了。”

    说完，李处长绕过陆文婷，匆匆下了楼。老周气得脸色发白，想追上去理论，被陆文婷拉住了。

    “陆工，你看他那态度，摆明了是不想管！”

    “周师傅，别说了。他说得对，程序是程序，规矩是规矩。咱们缺材料，他按规定办事，也没错。只是……”陆文婷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只是厂里等不起。德国那边，深圳那边，都在等。我们这边拖一天，厂里的压力就大一分。”

    “那现在怎么办？回去补材料？做鉴定？找专家？那得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厂里等不起啊。”

    “等不起也得等。但也不能干等。”陆文婷看着手里的材料，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周师傅，你马上回厂，找齐厂长，让他想办法联系省里的专家，特别是化工学院的教授，最好是跟科委有关系的。我去找陈志刚，他在科委有关系，应该能帮上忙。咱们分头行动，双管齐下。”

    “陈志刚？就是原来在工业厅，后来下海那个？”

    “对。他在深圳做外贸，路子广，认识的人多。我去找他，让他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咱们就绕过科委，直接找省里主管科技的副省长汇报。红旗厂是省里的重点企业，情况特殊，应该有特殊政策。”

    “越级汇报？这能行吗？会不会得罪人？”

    “顾不了那么多了。救厂如救火，什么办法都得试试。周师傅，你回去告诉齐厂长，让他做好准备，可能要开职工大会，要让大家知道厂里的处境，要动员全厂的力量。咱们现在，是在打一场硬仗，是一场必须打赢的仗。”

    “我明白了。陆工，那你注意安全，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

    “好，你去吧。”

    送走老周，陆文婷没有立刻离开。她重新坐回长椅上，翻开材料，一页一页地看。材料很详实，数据很扎实，但李处长说得对，缺了最关键的东西——专家的认可。在中国，技术好不好，专家说了算。红旗厂的名声，是搞机械的，突然搞化工，人家不信，也正常。要让他们信，就要拿出过硬的证据，要有权威的声音。

    但专家在哪里？时间在哪里？钱在哪里？陆文婷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父亲笔记本上的那些公式，那些实验数据，那些手绘的图纸。父亲穷其一生研究的成果，难道就要因为一纸鉴定，一纸批文，被埋没，被遗忘？

    不，不能。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

    深圳阳光酒店十八楼的房间里，赵红英一夜没睡。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草味。她平时不抽烟，但今晚实在忍不住，一包烟，抽了大半。窗外，深圳的灯火依然璀璨，但这个城市的繁华，与她无关，与红旗厂无关。

    刘天华与副市长的会面，是她无意中发现的。下午，她去深圳市政府办事，在停车场看到了刘天华的奔驰车，就停在市政府大楼的专属车位上。她问了门卫，门卫说，刘天华是市长的常客，每周都要来两三次。她留了个心眼，在车里等了一个小时，果然看到刘天华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并肩走出来，有说有笑，关系很不一般。她认识那个中年男人，是副市长，主管招商引资。

    这个发现，让赵红英心里一沉。刘天华跟副市长这么熟，为什么在谈判中只字不提？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跟红旗厂合资，而不是直接找政府拿地，独资建厂？这里头，肯定有隐情。红旗厂，很可能只是刘天华的一个跳板，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向政府要政策的筹码。

    赵红英拿起电话，想打给齐铁军，但犹豫了。这事没有证据，只是猜测，万一猜错了，会影响合资谈判。可不告诉齐铁军，万一她猜对了，红旗厂就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她握着电话，手心里全是汗。

    “叮铃铃——”电话突然响了，吓了她一跳。是酒店的前台打来的，说有她的信，莫斯科来的国际信件。赵红英愣了一下，莫斯科？她在莫斯科没有亲戚朋友。难道是陆文婷从德国寄来的？可德国寄信，应该不会从莫斯科转吧？

    “麻烦您帮我送上来，谢谢。”

    很快，门铃响了，服务员送来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是国际标准大小，上面贴着苏联邮票，邮戳是莫斯科，日期是十天前。寄信人地址是俄文，赵红英看不懂，但收信人地址用中文写着“中国红旗机械厂赵红英厂长收”。

    拆开信封，里面是两页信纸，用钢笔写的英文，字迹工整，但能看出书写者的母语不是英文，有些语法错误。赵红英的英文水平一般，但大致能看懂：

    “尊敬的赵红英厂长：您好。我是苏联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谢苗诺夫，是陆文婷女士父亲的学生。从陆文婷女士处得知，红旗厂正在寻求化工技术合作，特别是稀土添加剂的工业化生产。我目前在莫斯科，因苏联解体，研究经费中断，实验室关闭，我与其他几位同事面临失业。我们掌握着钛合金熔炼、稀土元素分离、高分子复合材料等多项技术，曾应用于苏联航空航天领域。如果红旗厂有意向，我们愿意来中国工作，条件可面谈。盼复。此致，敬礼。谢苗诺夫，1992年12月5日。”

    赵红英反复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苏联专家，主动找上门，愿意来中国工作。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苏联的技术，在世界上是顶尖的，特别是在军工和航空航天领域。如果红旗厂能得到这些专家，那技术实力将得到质的飞跃，不光能解决眼前的添加剂问题，还能向更高端的领域拓展。

    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踏实。苏联专家为什么愿意来中国？是真心实意传授技术，还是另有所图？会不会是间谍？会不会是骗子？苏联刚解体，秩序混乱，什么人都有。万一引狼入室，后果不堪设想。

    更重要的是，红旗厂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哪有钱请外国专家？住宿、工资、实验室、设备，哪一样不要钱？请得起吗？就算请得起，怎么管理？语言不通，文化不通，生活习惯不同，能合作好吗？

    矛盾，纠结，犹豫。赵红英在房间里踱步，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这是一个机会，也可能是一个陷阱。红旗厂已经到了悬崖边，是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还是置之不理，继续走刘天华那条路？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很轻，很规律。

    “谁？”

    “是我，李律师。”

    赵红英赶紧掐灭烟，打开窗户，散散烟味，然后去开门。门外站着李律师，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脸色凝重。

    “李律师，这么晚，有事？”

    “赵厂长，有件事，我必须马上告诉您。我托深圳的朋友打听了一下，情况不太好。刘天华的化工厂，不是手续不全，是根本没有环评。环保局已经下了三次整改通知，他都没理。现在，环保局准备联合工商、税务、公安，联合执法，要查封他的厂子。他急着找你们合资，就是想用红旗厂的国企牌子，来挡这一劫。只要红旗厂入股，他的厂就变成了合资企业，环保局就不敢轻易动了。因为查封合资企业，要报市里，要协调外经贸委，手续复杂，时间长。这段时间，他就能把厂子搬走，把设备处理掉，然后卷款跑路。”

    赵红英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是这样。难怪刘天华这么着急，条件这么优惠，原来不是看上红旗厂的技术，是要用红旗厂当挡箭牌，替他抗雷。如果真跟他合作了，红旗厂不光拿不到钱，还得背黑锅，承担环保责任，赔偿损失，甚至可能被吊销执照。

    “这个王八蛋！”赵红英气得浑身发抖，“我差点就上当了！李律师，谢谢你告诉我这些。那现在怎么办？刘天华肯定还会来找我，我要不要直接揭穿他？”

    “不要。你现在揭穿，他会有防备，甚至可能反咬一口。我的建议是，你明天正常跟他谈判，但要拖，要提条件，要让他觉得你上钩了，但还没完全上钩。同时，我去收集证据，找环保局的朋友，找工商局的朋友，收集刘天华违法经营的材料。等材料齐了，我们再摊牌。到时候，刘天华不但不敢纠缠，还可能为了封我们的口，主动让步。”

    “好，就按你说的办。但时间要快，我最多只能拖三天。三天后，德国那边就有消息了，如果科委的项目批不下来，我们还得靠刘天华，哪怕明知道是毒药，也得吞下去。”

    “我明白。三天，够了。赵厂长，你放心，我连夜去办。你在酒店，注意安全，有什么事，马上给我打电话。”

    送走李律师，赵红英靠在门上，闭上眼睛。深圳的这个夜晚，比她想象的要黑，要冷，要险恶。但她不能退缩，不能倒下。红旗厂三百多工人，还在等她的消息。她必须冷静，必须清醒，必须把这个局，解开。

    回到桌前，看着那封莫斯科的来信，赵红英心里突然有了主意。刘天华靠不住，德国人那边，科委那边，也都不确定。莫斯科这条路，也许能走通。苏联专家，技术过硬，要价不高，而且政治背景简单，不会像刘天华那样，背后有这么多弯弯绕。

    但请苏联专家，需要钱，需要上级批准，需要办手续，需要解决住房、工资、医疗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红旗厂能解决吗？靠红旗厂自己，肯定不行。但如果有市里支持，有政策扶持，也许能行。

    赵红英拿起笔，在信纸的背面，写下了一个人的名字：陈志刚。陈志刚是陆文婷的大学同学，也是她的前男友，现在在省外经贸委工作，主管外籍专家引进。如果通过陈志刚，以外经贸委的名义引进苏联专家，安排到红旗厂工作，那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红旗厂出场地，出设备，出技术人员，外经贸委出政策，出资金，出管理。这样，既解决了技术问题，又解决了资金问题，还避开了刘天华的陷阱。

    但陈志刚会帮忙吗？当年他和陆文婷分手，是因为家里反对，嫌陆文婷出身不好，父亲是“走资派”。这些年，两人没联系，也不知道陈志刚现在怎么样了。但为了红旗厂，为了文婷，赵红英决定，试试。

    她拿起电话，拨通了省城的号码。电话响了七八声，才有人接。是个女人的声音，很年轻，很甜美。

    “喂，请问找谁？”

    “您好，我找陈志刚处长。我是红旗机械厂的赵红英，有急事找他。”

    “陈处长在开会，您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

    “麻烦您转告他，就说我是陆文婷的战友，有急事找他。他会接的。”

    “好的，请您稍等。”

    电话里传来音乐声，是《梁祝》，赵红英记得，这是陈志刚最喜欢的曲子。等了大概五分钟，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喂，我是陈志刚。文婷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声音很急，很关切，还带着当年那份感情。赵红英心里一酸，为文婷不值，也为陈志刚可惜。但此时，不是叙旧的时候。

    “陈处长，文婷很好，在德国谈合作。是我，赵红英，红旗机械厂的。我有个急事，想请您帮忙。”

    “红旗厂？我知道。文婷跟我提过。你说，什么事？”

    “我们厂收到一封莫斯科的来信，是苏联专家谢苗诺夫写来的，他想来中国工作，带着技术，还有几个同事。但我们厂没资格引进外国专家，您看，能不能以外经贸委的名义引进，安排到我们厂？我们出场地，出设备，您那边出政策，出资金。这事，能办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陈志刚的声音：“苏联专家？什么背景？什么技术？”

    “谢苗诺夫，苏联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是文婷父亲的学生。技术是钛合金熔炼、稀土分离、高分子复合材料，都是军工级别的。苏联解体后，他们失业了，想来中国。”

    “军工技术？这很敏感，要严格审查。你先让文婷联系谢苗诺夫，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要详细的简历，研究成果，技术清单。然后，你带着材料来省里，我帮你协调。但这事不简单，涉及外事，涉及技术安全，需要多个部门审批。你要有思想准备，时间不会短，程序不会简单。”

    “我明白。但陈处长，红旗厂等不起。德国那边只给一个月时间，深圳这边也出问题，红旗厂现在是四面楚歌。苏联专家这事，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加快一下？”

    “赵厂长，你的心情我理解。但规矩就是规矩，程序就是程序，急不得。这样，你先让文婷联系谢苗诺夫，把材料准备好。我这边，也先找领导吹吹风，摸摸情况。等文婷从德国回来，你们一起到省里来，咱们面谈。这事，电话里说不清楚。”

    “好，那就麻烦陈处长了。等文婷回来，我们去省里找您。”

    “行。对了，文婷在德国还好吧？那边的事，顺利吗？”

    “不太顺利。德国那边条件苛刻，科委这边卡壳，刘天华那边是陷阱。红旗厂，难啊。”

    “文婷性子倔，你多劝劝她，别太拼。身体要紧。我这边，能帮的，一定帮。你们红旗厂，是文婷的心血，也是她父亲的心血，不能垮。”

    挂了电话，赵红英长舒一口气。陈志刚肯帮忙，这事就有希望。但希望只是希望，要变成现实，还要过五关斩六将。但至少，有路了。

    窗外的天空，露出了鱼肚白。深圳的早晨，来了。新的一天，新的战斗，开始了。

    红旗厂职工医院二楼，内科病房。早晨六点，天还没大亮，但病房里已经忙起来了。护士在量体温，发药，病人在洗漱，走动，家属在打饭，陪护。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混杂着饭菜的香味，和病人压抑的咳嗽声。

    沈雪梅在护士站，对着病历，一页一页地看。昨天又收了三个病人，都是老工人，一个高血压，一个肺气肿，一个关节炎。药费欠了六百多，医院已经停了两种进口药，换了便宜的国产药。效果差，副作用大，但没办法，没钱。

    “沈大夫，三床的王师傅，情况不太好，呼吸有些困难，您去看看。”一个小护士跑过来，气喘吁吁。

    沈雪梅放下病历，快步走向三床。三床住的是老焊工张师傅，六十多岁，肺气肿十几年了，这次是急性发作，住院快一周了，但不见好转，反而加重了。沈雪梅检查了一下，听诊器里，肺部有湿罗音，心跳快，血氧饱和度只有85%。这是呼吸衰竭的前兆，要立即转院，上呼吸机。

    “通知家属，准备转市医院。我去开转院单，联系救护车。”

    “沈大夫，转院要交两千押金。张师傅家，拿不出啊。他儿子下岗了，在街上摆摊，一天挣不了几个钱。儿媳妇有病，在家躺着。孙女上初中，正是花钱的时候。昨天他儿子来，说实在没办法，能不能让厂里先垫着，他以后慢慢还。”

    沈雪梅沉默了。两千块，对张师傅家来说，是天文数字。对红旗厂来说，也是沉重负担。但人命关天，不能不救。

    “先转，钱的事，我想办法。你去准备氧气袋，我联系市医院。”

    沈雪梅回到办公室，拿起电话，拨通了市医院呼吸科主任的电话。他们是同学，私交不错，平时红旗厂有重病人，都是往他那儿转。

    “老刘，是我，雪梅。我这儿有个肺气肿急发病人，情况不好，要上呼吸机，得转你们那儿。能收吗？”

    “雪梅啊，没问题。但老规矩，押金得交，两千，这是规定，我也没办法。你们厂的情况我知道，但医院是公家的，不是慈善机构，我也得按章办事。”

    “我明白。押金我这边想办法，你先让病房准备，救护车马上就送过去。病人情况很危险，不能拖。”

    “行，我让准备。但你得快点，我们这儿床位也紧张，只能留一天，明天就得交钱，不然就得出院。”

    “一天够了。谢谢了，老刘。”

    挂了电话，沈雪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存折。这是她的私人存折，上面有三千块钱，是她准备给女儿上大学的学费。女儿今年高三，成绩很好，能考个好大学，但学费、生活费，是一大笔开销。这三千块钱，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是女儿的希望。

    但她没有犹豫，拿着存折，去了银行。取了两千块钱，用信封装好，回到医院，塞给护士长。

    “小王，这钱，是张师傅的转院押金，你拿着，等会儿救护车来了，你跟着去，把押金交了。记住，开收据，写红旗厂的名字，别写我的名字。”

    “沈大夫，这钱……是您私人的吧？您女儿……”

    “别说了，救人要紧。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真没了。快去吧，时间不等人。”

    护士长走了，沈雪梅瘫坐在椅子上，浑身无力。两千块，是她一年的积蓄，是女儿的学费。但她不后悔，也不能后悔。她是医生，救死扶伤，是她的天职。红旗厂的工人，是她的兄弟姐妹，是她的亲人。亲人病了，她能不管吗？能眼睁睁看着吗？

    可是，救了这一个，还有下一个。厂里三百多工人，平均年龄四十五岁，大部分都有职业病。肺气肿，尘肺病，腰肌劳损，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病，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这次是张师傅，下次是谁？王师傅，李师傅，还是刘师傅？她救得过来吗？救得了人，救得了厂吗？

    “沈大夫，沈大夫！”一个年轻工人冲进来，是车工小李，脸上全是泪，“沈大夫，我爸……我爸他不行了，您快去看看！”

    沈雪梅心里一沉，站起来，跟着小李往病房跑。病房里，四床的病人，是锻工老李，五十八岁，突发心肌梗塞，正在抢救。医生在做胸外按压，护士在打强心针，但监护仪上，心跳曲线已经变成了一条直线。

    “爸！爸！你醒醒啊，爸！”小李跪在床边，哭喊着。

    沈雪梅冲过去，接过医生手里的除颤仪：“我来！充电，三百焦！准备！”

    “砰！”电击之后，老李的身体弹了一下，但监护仪上，依然是直线。

    “充电，三百六十焦！再来！”

    “砰！”第二次电击。心跳曲线，动了一下，又停。

    “充电，四百焦！最后一次！”

    “砰！”第三次电击。心跳曲线，终于恢复了，虽然微弱，但稳定了。

    “有救了！快，送抢救室，上呼吸机，上监护仪！”

    老李被推走，小李跟着，还在哭。沈雪梅靠在墙上，大口喘气，汗水湿透了白大褂。刚才那几分钟，像几个世纪那么长。她救回了老李，但只是暂时。心肌梗塞，需要溶栓，需要做冠脉造影，需要放支架，需要长期服药。这些，都要钱。而老李，和张师傅一样，没钱。

    钱，钱，钱。这个字，像一座山，压在沈雪梅的心上，压在红旗厂所有人的心上。没有钱，医院进不去，药买不起，病治不了。没有钱，工资发不出，饭吃不饱，日子过不下去。没有钱，技术留不住，人才跑光，厂子垮掉。

    红旗厂，缺的不是技术，不是人才，是钱。是活下去的钱，是发展的钱，是希望的钱。

    沈雪梅回到办公室，拿起桌上那份《红旗厂职工医疗互助基金章程（草案）》，翻到最后一页，是捐款登记表。上面已经有三十多个人的名字，后面跟着捐款数额。最多的，是车间主任老陈，一百块。最少的，是学徒工小张，五块。总共，五百六十三块七毛二。这点钱，救不了老李，救不了张师傅，救不了红旗厂。

    但这是工人们的心意，是工人们的希望，是红旗厂最后的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点火，不能让它熄灭。

    沈雪梅拿起笔，在登记表最后，工工整整地写上：

    “沈雪梅，捐款两千元。”

    她写得很慢，很重，像在写一份承诺，一份誓言。这钱，是女儿的学费，是女儿的前程，是女儿的未来。但她知道，如果红旗厂没了，女儿的未来，也会蒙上阴影。红旗厂是根，是家，是魂。根不能断，家不能散，魂不能丢。

    写完，沈雪梅把登记表放进抽屉，锁好。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齐铁军的号码。

    “老齐，是我。张师傅转院了，需要两千押金，我垫上了。老李心梗，抢救过来了，但需要做手术，至少一万。厂里，能拿出钱吗？”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传来齐铁军沙哑的声音：

    “雪梅，厂里，一分钱都没有了。财务科账上，只剩下一百二十七块三毛二。下个月工资，还差八万多。我昨天去找银行，想用厂房抵押贷款，银行说，红旗厂的厂房是工业用地，不能抵押。我找了几个朋友借钱，借了一圈，只借到五千。一万块，我拿不出。”

    “那老李怎么办？不手术，会死。手术，要一万。老齐，你想想办法，老李是为厂子累倒的，不能不管。”

    “我想办法，我一定想办法。我去找市里，找省里，找上级，我去磕头，去下跪，也要把钱要来。但雪梅，你要有心理准备，如果……如果实在没办法，老李的手术，可能做不了。厂里，对不起他。”

    “齐铁军！”沈雪梅的声音猛地拔高，“你再说一遍？做不了？老李在红旗厂干了三十年，三十年！他没日没夜地干，把身体累垮了，现在厂子不管他了？你还是人吗？你还配当这个厂长吗？”

    “雪梅，我不是不管，是管不了！我也想管，可我怎么管？厂子要钱，工人要钱，医院要钱，银行要钱，供应商要钱，到处都是要钱的，我去哪儿找钱？我齐铁军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变不出钱来！我是厂长，我不是神仙！”

    电话里，传来压抑的哭泣声。是齐铁军，这个在战场上没掉过泪，在工厂里没服过软的汉子，哭了。哭得那么伤心，那么绝望，那么无力。

    沈雪梅的心，像被刀扎一样疼。她知道齐铁军难，知道他苦，知道他压力大。但老李，等不了啊。那是命，是人命，是活生生的，为红旗厂流了三十年血汗的人命。

    “老齐，对不起，我刚才……话说重了。我知道你难，厂里难。但老李，不能不管。我去想办法，我去找钱。你那边，也再想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总有办法的，总有办法的。”

    挂了电话，沈雪梅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窗外的天，亮了，但红旗厂的天，还黑着。这黑暗，什么时候能过去？这黎明，什么时候能到来？

    她不知道。但知道不知道，都得往前走。因为她是医生，是红旗厂的医生。她要救人，救不了厂，也要救人。救一个，是一个。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陆文婷站在门口，风尘仆仆，但眼睛里有光。

    “雪梅姐，我回来了。有消息了，好消息。”

    沈雪梅抬起头，看着陆文婷，看着她眼里的光，那光，像黑暗里的火把，像寒冬里的暖阳，像绝望里的希望。

    “文婷，你回来了。什么好消息？”

    “莫斯科来信了。谢苗诺夫教授，还有他的团队，想来红旗厂工作。他们不要高薪，不要住房，只要一个实验室，一个继续做研究的机会。他们手里，有钛合金技术，有稀土分离技术，有咱们急需的东西。雪梅姐，红旗厂，有救了。”

    沈雪梅站起来，看着陆文婷，看着这个和她一起长大，一起奋斗，一起经历了红旗厂兴衰的姐妹。她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冰冷，但坚定。

    “文婷，有救了。红旗厂，有救了。咱们，一起，把厂子救活。把老李救活，把张师傅救活，把所有工人，都救活。让红旗厂，再活过来，再站起来！”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金黄的阳光，照在红旗厂的厂房上，照在烟囱上，照在那面飘扬的红旗上。红旗，虽然旧了，虽然破了，但依然在风中，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