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外经贸委大楼七楼的办公室里，陈志刚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那份莫斯科来信的复印件，眉头紧锁。窗外是1995年盛夏的省城，梧桐树的叶子在阳光下发着油亮的光，蝉声一阵高过一阵，聒噪得让人心烦。

    陆文婷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她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确良衬衫，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但眼睛依然明亮，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这是陈志刚熟悉的陆文婷，也是他陌生的陆文婷——熟悉的是她的倔强，陌生的是她眼里的沧桑和疲惫。

    十年了。自从大学毕业后，他们就没再见过面。十年前，他还是意气风发的省工业厅干部，她是红旗厂技术科的小技术员。因为家庭反对，因为他父亲的仕途考量，他放弃了这段感情，娶了门当户对的妻子。她则去了包头，去了最艰苦的稀土研究院，一待就是七年。再后来，她回了红旗厂，成了总工程师，成了红旗厂的技术顶梁柱。而他，从工业厅调到外经贸委，从科长到处长，仕途顺利，家庭美满，但心里，总有个地方是空的。

    “文婷，这封信，你确定是真的？”陈志刚放下信，看着陆文婷。十年了，她瘦了，老了，眼角有了细纹，但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清冷和倔强，没变。

    “我确定。谢苗诺夫教授是我父亲的学生，我在父亲的相册里见过他。这封信的笔迹，和我父亲保存的信件笔迹一致。而且，信里提到的技术细节，只有真正的专家才写得出来。这不是骗局，是真的。”陆文婷的声音很平静，但很坚定。

    “就算是真的，这事也不好办。”陈志刚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陆文婷面前，“你看看，这是今年上半年外经贸委引进外国专家的统计数据。总共批了三十七个，其中三十个是英语国家的，五个是日本的，两个是德国的。苏联专家，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苏联解体了，政治不稳定，专家背景复杂，审查难度大，风险高。而且，你们红旗厂是国企，属于军工系统，引进外国专家，特别是苏联专家，更要谨慎。万一出点事，谁来负责？”

    “陈处长，我明白风险。但机会难得。谢苗诺夫教授是苏联科学院的应用化学专家，他手里的技术，是苏联几十年积累的尖端技术，特别是钛合金和稀土分离，对我们红旗厂，对中国工业，都非常重要。如果能引进，是双赢的事。红旗厂有了技术，苏联专家有了工作，国家有了人才。至于风险，我们可以控制，可以加强管理，可以签保密协议，可以做背景审查。但不能因为怕风险，就放弃机会。”

    “你说得轻巧。”陈志刚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陆文婷，“文婷，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苏联刚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形势复杂。我们引进苏联专家，政治上很敏感。万一这些专家里有问题，万一他们带走我们的技术，万一他们……算了，这些政治上的事，你不懂。总之，这事很难，非常难。”

    “再难也要试。”陆文婷也站起来，走到陈志刚身边，和他并肩看着窗外，“陈处长，红旗厂的情况，您知道。三百多工人，三个月没发工资，厂子快撑不住了。德国那边，条件苛刻，技术要独占二十年。深圳那边，刘天华是陷阱，要拿我们当挡箭牌。科委那边，卡在技术评估，要专家评审，要时间。红旗厂现在，四面楚歌。谢苗诺夫教授这条路，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条路也走不通，红旗厂就真的完了。三百多工人，三百多个家庭，就真的没活路了。陈处长，您帮帮忙，想想办法，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试试。”

    陈志刚转过头，看着陆文婷。她的眼睛里，有泪光，有恳求，有不甘，有绝望，但更多的是希望，是那种在绝境中也不肯熄灭的希望。这眼神，像十年前，他们在大学图书馆里，她为了一个实验数据，三天三夜不睡，最后算出结果时，那种疲惫但充满光芒的眼神。

    十年了，她没变。还是那个为了技术，为了理想，可以拼尽一切的女人。而他，变了。变得世故，变得谨慎，变得凡事都要权衡利弊，计较得失。他羡慕她，也心疼她。

    “文婷，你先坐。”陈志刚回到座位，重新拿起那封信，“这事，不是完全没可能。但要走程序，要合规。第一，你们要先跟谢苗诺夫教授建立正式联系，要他的详细简历，研究成果清单，技术专利证明，还要有苏联官方机构的推荐信。第二，你们要写一份详细的引进方案，包括专家的专业背景、来华后的工作安排、待遇标准、保密措施、管理方案。第三，要找一个权威的国内专家，对谢苗诺夫的技术进行评估，确认其价值。第四，要报省外事办、省科委、省公安厅、省安全厅，层层审批。最后，要报国家外专局备案。这套程序走下来，最快也要三个月，最慢可能要半年。而且，不一定能批下来。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卡住，就前功尽弃。你们红旗厂，等得了吗？”

    陆文婷的心沉了下去。三个月，半年。红旗厂等不了。德国人只给一个月，深圳那边也只给一个月。就算刘天华是陷阱，那笔钱也能解燃眉之急。可苏联专家这条路，远水解不了近渴。

    “陈处长，能不能特事特办？红旗厂是省里的重点企业，现在遇到困难，能不能走绿色通道，加快审批？您在外经贸委，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下？”

    “文婷，这不是认识人多就能解决的。这是规定，是程序，是国家安全。我不能，也不敢违规操作。但……”陈志刚顿了顿，压低声音，“有个办法，可以试试。谢苗诺夫在信里说，他愿意先派两名专家来华考察。考察，属于短期访问，审批相对简单。如果你们能承担国际旅费，我们可以以外经贸委的名义，发邀请函，邀请他们来华进行技术交流。考察期间，如果他们真的有能力，有技术，我们可以安排他们做几场技术报告，请省里的专家来听。如果专家认可，我们再打报告，申请长期引进。这样，既符合程序，又能争取时间。但前提是，你们要承担国际旅费和考察期间的食宿费用。这笔钱，不少。两张莫斯科到北京的机票，加上食宿，至少两万人民币。你们红旗厂，拿得出来吗？”

    两万。陆文婷心里快速计算。红旗厂账上一分钱没有，工人的捐款加起来不到一千，沈雪梅垫付医药费的两千是她自己的积蓄。两万，对现在的红旗厂来说，是天文数字。但如果不花这两万，就可能错过一个救活红旗厂的机会。这笔投资，值不值？该不该？

    “陈处长，如果我们能筹到这两万，您能保证邀请函能发出去，专家能来吗？”

    “我不能保证，但可以尽力。外经贸委每年都有对外交流的指标，我可以想办法把红旗厂的项目报上去。但前提是，你们要先跟谢苗诺夫联系，确定他来华的具体时间、人员、行程。而且，要快。现在是六月中旬，如果七月能来，八月份做报告，九月份出评估结果，十月份打报告，年底前可能有结果。这是最快的速度了。”

    “好，我马上联系谢苗诺夫教授。两万块钱，我想办法筹。陈处长，谢谢您。真的，谢谢您。”

    “文婷，”陈志刚叫住转身要走的陆文婷，声音有些发涩，“这么多年，你……还好吗？”

    陆文婷停下脚步，没有回头：“还好。红旗厂在，我就好。陈处长，您保重。我走了。”

    门轻轻关上，办公室里只剩下陈志刚一个人。他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那封信，久久不动。窗外，蝉声依旧，阳光刺眼。十年前，他放弃了她，选择了仕途。十年后，她来找他帮忙，为了红旗厂，为了三百多工人，为了她父亲留下的技术和理想。他能帮的，只有这些。再多，就不能了，也不敢了。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喂，王主任吗？我，陈志刚。有个事，想跟您汇报一下。红旗机械厂，想引进苏联专家，对，就是那个快倒闭的红旗厂。他们有个技术，稀土添加剂，德国人想要，但他们想自己搞。现在有个机会，苏联专家主动联系，愿意来华。我想，这是个好事，既能救活红旗厂，又能引进技术。对，您说得对，政治上要谨慎。所以我想，先请他们来考察，做技术报告，让专家评估。如果确实有价值，再考虑长期引进。嗯，您同意？太好了。那我让红旗厂准备材料，报到您那儿。好，好，谢谢王主任。”

    挂了电话，陈志刚长长舒了口气。这是他能为陆文婷做的，为数不多的事了。红旗厂的命运，苏联专家的来华，技术的引进，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至少，有了一线希望。

    希望，是黑暗中唯一的光。

    深圳阳光酒店的会议室里，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长条会议桌两侧，赵红英和李律师坐一边，刘天华和他的团队坐另一边。桌上摊着两份文件，一份是修改后的《合资意向书》，一份是李律师收集的刘天华化工厂的违法证据复印件。

    刘天华的脸色很难看，像被人当众扇了耳光。他盯着那些证据复印件，手指捏得发白。环保局的整改通知书，工商局的处罚决定，税务局的欠税通知，还有几张化工厂违规生产的照片，污水横流，浓烟滚滚，触目惊心。这些证据，如果捅出去，他的厂子不但要关门，他本人还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赵厂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刘天华抬起头，眼神阴冷，“咱们谈合作，你查我老底？这是不信任我，还是想敲诈我？”

    “刘董事长，话不能这么说。”李律师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合作要坦诚，要互信。您之前说您的化工厂手续齐全，只是有点小问题。可我们调查的结果，似乎不是这样。无环评，无消防验收，无安全生产许可证，偷排污水，超标排放，欠税漏税。这些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如果这些情况被媒体曝光，被环保局联合执法，您的厂子，恐怕不只是整改那么简单吧？”

    “你在威胁我？”刘天华猛地站起来，身后的椅子“哐当”一声倒地。

    “不是威胁，是提醒。”赵红英平静地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刘董事长，我们红旗厂是困难，但我们不傻。您想用红旗厂的牌子，替您的化工厂挡灾，这个算盘，打错了。红旗厂的牌子，是三十七年攒下来的信誉，是几百工人的命，不能砸在您手里。合作，可以，但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如果您真想合作，就把化工厂的问题彻底解决，该补的手续补，该交的罚款交，该整改的整改。等一切都合规了，咱们再谈合资。否则，免谈。”

    刘天华死死盯着赵红英，眼里冒着火。他没想到，这个来自东北的女厂长，看着土气，实则精明，居然在谈判的最后一刻，亮出了底牌，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更没想到，她手里居然有这么多证据。这些证据，如果真捅出去，他不光厂子保不住，在深圳的关系网也可能受影响。副市长虽然是他哥们，但副市长也要看风向，如果事情闹大了，副市长也保不了他。

    “赵厂长，好手段。”刘天华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重新坐下，“行，我认栽。化工厂的事，我自己解决，不连累红旗厂。但合资的事，还得谈。你们红旗厂需要钱，我需要技术和牌子。咱们各取所需，何必闹得这么僵？”

    “刘董事长，您说得对，各取所需。但需要要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您之前的做法，不诚信。所以，合作的条件，要改。”赵红英翻开意向书，用笔指着其中几条，“第一，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一千万，红旗厂以技术、土地、厂房、设备作价五百万，占50%；天华实业出五百万现金，占50%。但现金要一次到位，不能分期。第二，合资公司总经理由红旗厂推荐，董事会任命；财务总监由红旗厂派人，天华实业派人当副总监。第三，合资公司承接红旗厂全部债权债务，接收全部员工，员工待遇不低于现有水平。第四，天华实业要提供五百万流动资金贷款担保，帮助合资公司启动生产。第五，合资公司的技术研发，由红旗厂主导，天华实业不得干预。第六……”

    “够了！”刘天华打断赵红英，脸色铁青，“赵厂长，你这是要抢啊！五百万现金一次到位？还要提供担保？技术研发你们主导？那我出钱干什么？当冤大头吗？”

    “刘董事长，您出钱，是为了赚钱。红旗厂的技术，值这个价。红旗厂的牌子，值这个价。红旗厂的工人，更值这个价。如果您觉得不值，可以不投。深圳这么大，想投红旗厂的人，不止您一个。德国巴斯夫，出三百万美元，只要30%的股份。我们没答应，是因为不想让技术流失。如果您觉得我们的条件苛刻，可以去找德国人谈，看看他们给不给您这样的条件。”赵红英不慌不忙，句句戳在刘天华的痛处。

    刘天华沉默了。他知道赵红英说的是实话。红旗厂的技术，确实有价值。德国人愿意出三百万美元，就是证明。他之所以想跟红旗厂合作，看中的就是技术，是红旗厂的国企背景，是政策优势。如果红旗厂真跟德国人合作了，他就没机会了。而且，化工厂的事，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他需要红旗厂这个护身符，需要尽快把合资公司办起来，把化工厂的问题转嫁出去。

    “赵厂长，你的条件，我可以考虑。但五百万现金一次到位，我做不到。我现在资金紧张，深圳这边项目多，现金都投出去了。最多三百万，剩下的两百万，分一年付清。担保的事，我可以找银行朋友帮忙，但不能以天华实业的名义，要以合资公司的名义。其他的，都好说。”

    “四百万，首付三百万，剩下的一百万半年内付清。担保要以天华实业的名义，这是底线。刘董事长，化工厂的事，拖一天，风险大一分。您早一天跟红旗厂合资，就早一天安全。这个账，您应该算得清。”

    刘天华盯着赵红英，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突然笑了：“赵厂长，我服了。你真厉害。行，就按你说的，四百万，首付三百万，剩下的一百万半年内付清。担保我想办法。但有个条件，合资公司成立后，化工厂要并入合资公司，作为生产基地。环保手续，你们要帮忙补办。这个，不过分吧？”

    “不过分。但化工厂的债务，天华实业要自己承担，不能转嫁给合资公司。而且，并入前要完成整改，通过环保验收。这是红线，不能碰。”

    “可以。那就这么定了。意向书，咱们重新签？”

    “重新签。但正式合同，要等红旗厂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上级批准后才能签。这是程序，必须走。”

    “行，程序你们走。我这边，三天内把三百万打到红旗厂账上。赵厂长，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签字，握手，拍照。闪光灯亮起的瞬间，赵红英的脸上是职业性的微笑，但心里，沉甸甸的。这场谈判，她赢了，但赢得很险，很累。刘天华让步了，但化工厂的问题，就像一颗雷，虽然暂时被红旗厂的牌子压住了，但随时可能爆炸。合资公司的路，不会平坦。

    但至少，三百万到手了。红旗厂的工资，有着落了。王师傅的医药费，有着落了。老李的手术费，有着落了。红旗厂，能喘口气了。

    送走刘天华，赵红英瘫坐在椅子上，浑身虚脱。李律师递过来一杯水，她接过来，一饮而尽。

    “赵厂长，您真行。刘天华在深圳，是有名的难缠，您居然能把他逼到这个份上。不过，化工厂的事，是个隐患。合资后，万一出事，红旗厂要担责。您要有心理准备。”

    “我知道。但眼下，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救命，再治病。红旗厂等不起。李律师，谢谢您。没有您收集的证据，这场谈判，我们赢不了。”

    “应该的。赵厂长，您也注意身体。我看您脸色不好，是不是这几天没休息好？”

    “没事，撑得住。李律师，您先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坐会儿，静静。”

    李律师走了，会议室里只剩下赵红英一个人。窗外的深圳，华灯初上，霓虹闪烁。这个城市的夜晚，比白天更喧嚣，更浮躁，也更真实。但这一切，与红旗厂无关，与长春无关，与那片黑土地无关。

    赵红英拿起电话，拨通了长春的号码。

    “喂，老齐，是我。深圳这边，谈成了。三百万，三天内到账。工资能发了，医药费能交了，红旗厂，能喘口气了。”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传来齐铁军哽咽的声音：“红英，辛苦你了。红旗厂，有救了。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谢谢你。”

    “老齐，别这么说。红旗厂是大家的，是咱们的家。救家，应该的。你那边，抓紧准备职工代表大会，抓紧报批。刘天华只给一个月时间，咱们得抓紧。”

    “我明白。文婷那边，有消息吗？”

    “有。莫斯科来信了，苏联专家愿意来。陈志刚答应帮忙，但要走程序，要时间，要钱。两万，国际旅费和考察费用。我正在想办法。”

    “两万……厂里一分钱没有了。工人的捐款，加起来不到一千。沈雪梅垫了两千，是她自己的积蓄。这两万，去哪儿弄？”

    “我想办法。深圳这边，我找找朋友，看能不能借。你那边，也想想办法。苏联专家这条路，可能是红旗厂的长远之计，不能放弃。”

    “好，我想办法。红英，你自己注意身体，别太拼。红旗厂不能没有你，咱们……不能没有你。”

    挂了电话，赵红英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这些天的压力，这些天的委屈，这些天的艰难，在这一刻，终于释放了出来。但她知道，不能哭太久，不能倒下。红旗厂还在等着她，工人们还在等着她，齐铁军、陆文婷、沈雪梅，都在等着她。

    她擦干眼泪，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深圳的夜色，深沉如海。但海的那边，是彼岸，是希望，是红旗厂重新站起来的明天。

    红旗厂，一定要站起来。一定。

    红旗厂大礼堂，能坐五百人，但今天，连过道都站满了人。三百多工人，加上家属，差不多五百人，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还有期待和不安的味道。台上，齐铁军、陆文婷、沈雪梅，还有几个厂领导，坐在长条桌后面。台下，工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听说深圳那边搞到钱了，三百万！”

    “真的假的？三百万？那工资能发了？”

    “不止工资，医药费也能报了。老李的手术费，有着落了。”

    “可是，听说要跟深圳老板合资，咱们红旗厂，要改姓了。”

    “改姓就改姓，总比倒闭强。只要发工资，只要能活下去，姓啥都行。”

    “你说得轻巧。红旗厂是国企，是国家的，怎么能卖给私人？这是卖厂，是败家！”

    “不卖怎么办？等死？你愿意等死，我不愿意。我家里有老有小，等不起。”

    议论声越来越大，像开了锅的水。齐铁军站起来，敲了敲话筒，礼堂里渐渐安静下来。

    “工友们，同志们，今天开这个会，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下厂里的情况，也要听听大家的意见。”齐铁军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来，有些沙哑，但很清晰，“大家都知道，红旗厂现在很困难。欠银行三百万，欠供应商一百多万，欠大家三个月工资。市里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一个月内，如果不能扭亏，就要破产清算。这一个月，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跑了很多路。文婷去了德国，跟巴斯夫谈合作；红英去了深圳，跟天华实业谈合资；我在市里、省里跑，找领导，找政策。现在，有了一些进展。”

    齐铁军顿了顿，看着台下的工人们。那一张张熟悉的脸，有老陈，有老王，有小李，有他带了三十年的徒弟，有他看着长大的孩子。这些人，是红旗厂的根，是红旗厂的魂。今天这个决定，关系到他们的命运，关系到红旗厂的未来。他必须说实话，必须把利弊说清楚。

    “第一个进展，德国巴斯夫愿意投资三百万美元，但条件很苛刻。要我们的技术独占权二十年，要控股，要管理权。如果我们同意，红旗厂的技术就归德国人了，我们只能当加工厂，挣点辛苦钱。而且，德国人的钱，要等三个月才能到位。红旗厂，等不了三个月。”

    台下响起议论声。有人喊：“不能给德国人！技术是咱们的，不能卖！”

    齐铁军摆摆手，继续说：“第二个进展，深圳天华实业愿意投资三百万人民币，条件好一些。红旗厂控股，财务权在我们手里，技术研发我们主导。但天华实业在深圳的化工厂有环保问题，想用红旗厂的牌子去挡。如果我们同意，可能要担风险。但天华实业的钱，三天内就能到账。工资能发，医药费能报，红旗厂能喘口气。”

    台下又响起议论声。有人喊：“深圳老板靠不住！那是火坑，不能跳！”

    齐铁军点点头：“第三个进展，莫斯科来信了。苏联专家谢苗诺夫教授，愿意来红旗厂工作，带技术，带团队。条件是，我们要承担国际旅费和考察费用，大约两万人民币。如果专家真的有能力，有技术，红旗厂就能得到最先进的技术，就能自己搞研发，自己生产，自己销售。但这条路，需要时间，需要钱，需要上级批准。最快，也要三个月。”

    台下安静了。工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了。三条路，各有利弊。德国人给钱多，但条件苛刻；深圳人给钱快，但有风险；苏联专家给技术，但要等，要钱。怎么选？选哪条？

    “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齐铁军说，“红旗厂是大家的厂，是国家的厂，但更是咱们工人的厂。厂子的命运，应该由大家决定。同意跟德国人合作的，举手。”

    台下，稀稀拉拉举起了十几只手，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等不及了，要钱，要活路。

    “同意跟深圳人合作的，举手。”

    台下，举起了几十只手，多是中年人。他们拖家带口，等不了三个月，要现钱，要救命。

    “同意请苏联专家，自己搞研发的，举手。”

    台下，举起了上百只手，多是老工人。他们舍不得红旗厂的技术，舍不得红旗厂的牌子，想自己干，想争口气。

    齐铁军看着台下，心里五味杂陈。工人们的选择，反映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希望。年轻人要现钱，中年人要稳妥，老年人要骨气。都对，也都不对。因为红旗厂要的，不只是现钱，不只是稳妥，不只是骨气。红旗厂要的，是活下去，是活得好，是活得有尊严。

    “工友们，我来说说我的想法。”陆文婷站起来，走到话筒前。她今天穿了件白衬衫，蓝裤子，朴素，但精神。台下安静下来，工人们看着她，这个他们看着长大的姑娘，这个从德国回来的总工程师。

    “我是红旗厂的女儿，我父亲是红旗厂的第一代工程师。我生在红旗厂，长在红旗厂，红旗厂的技术，是我父亲的心血，也是我的心血。我不愿意把技术给德国人，不愿意让红旗厂变成德国人的加工厂。我也不愿意跟深圳人合作，不愿意让红旗厂的牌子，替别人挡灾。我想请苏联专家，想自己搞研发，想把红旗厂的技术，变成红旗厂的产品，卖到全国，卖到全世界。我想让红旗厂，重新站起来，让红旗厂的工人，重新挺起腰杆。但这条路，难，要时间，要钱，要大家勒紧裤腰带，要大家再苦一段时间。大家，愿意吗？”

    台下沉默了。然后，老陈站起来，大声说：“文婷，我们愿意！红旗厂是咱们的家，家要自己建，不能靠别人！再苦，再难，咱们一起扛！只要厂子在，人在，技术在，红旗厂就倒不了！”

    “对，咱们自己干！”

    “请苏联专家，自己搞研发！”

    “红旗厂不能倒！”

    工人们纷纷站起来，大声喊着。声音越来越大，像潮水，像惊雷，在礼堂里回荡。这是红旗厂工人的声音，是三十年积压的不甘，是三十年积蓄的力量，是三十年不灭的希望。

    齐铁军的眼睛湿了。他站起来，走到陆文婷身边，握住她的手，然后转向工人们，大声说：“好！那咱们就自己干！请苏联专家，自己搞研发！深圳的三百万，咱们要，救命用。但红旗厂的牌子，不能倒！红旗厂的技术，不能丢！红旗厂的工人，不能散！从今天起，咱们红旗厂，要打一场翻身仗！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翻身仗！”

    “翻身仗！翻身仗！翻身仗！”

    工人们齐声高喊，声音震天。沈雪梅坐在台上，看着台下激动的工人们，看着齐铁军和陆文婷紧握的手，眼泪流了下来。这是希望的眼泪，是感动的眼泪，是红旗厂重新站起来的眼泪。

    她知道，路还长，难还多。三百万，只能解燃眉之急。苏联专家，还远在莫斯科。技术研发，还要时间。但至少，人心齐了，希望有了，路，有了。

    红旗厂，一定能站起来。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