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街头飘起了细雨，四月的雨丝细密而冰冷，打在脸上有微微的刺痛感。陆文婷站在一家中餐馆的屋檐下，看着雨幕中匆匆走过的行人。她手里拿着一份德文报纸，上面有东德工厂倒闭的新闻，配图是工人们聚集在工厂门口抗议的场景。雨水打湿了报纸的边缘，墨迹有些晕开。

    “文婷。”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陆文婷转过身，看到齐铁军站在不远处，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袋。他看起来比三年前黑了些，也瘦了些，但眼神依然明亮，腰杆依然挺直。雨丝打湿了他的头发，在额前结成一缕缕。

    “铁军。”陆文婷轻声说，脸上浮现出一个微笑。

    两人站在屋檐下，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三年没见，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三年里，陆文婷在欧洲各国考察学习，齐铁军在长春埋头搞发动机研发，两人偶尔通信，但信里说的都是工作，技术，行业动态，很少谈个人，很少谈感情。就像两条平行线，在各自的轨道上延伸，偶尔交错，然后又分开。

    “你……什么时候到的？”陆文婷问。

    “上午。”齐铁军说，把行李袋往肩上提了提，“部里的考察团明天才集合，我先到一天，想……想见见你。”

    “吃饭了吗？”

    “还没。”

    “这家餐馆不错，老板是上海人，做的红烧肉很地道。”陆文婷推开餐馆的门，一股暖气和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

    餐馆不大，七八张桌子，装修简单但干净。正是晚饭时间，店里坐了几桌客人，大多是中国人，说着各地的方言。墙上贴着中国地图和几幅山水画，柜台后面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正在播新闻，说的是德语，但图像是德国议会开会的场景。

    两人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陆文婷点了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和两碗米饭。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瘦瘦的，戴着眼镜，听到陆文婷说中文，热情地过来打招呼。

    “从国内来的？”老板问。

    “是，从长春来。”齐铁军说。

    “长春好啊，我在上海有个亲戚，前年移民去了长春，说那边现在汽车厂多，机会多。”老板一边倒茶一边说，“你们是来考察的？”

    “是，来看汽车工业。”

    “该看，该学。”老板点头，“德国的汽车，那是真厉害。奔驰，宝马，大众，都是好车。咱们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好车？”

    “会有的。”齐铁军说。

    “对，会有的。”老板笑着说，转身去厨房了。

    菜很快上来了。红烧肉肥而不腻，清蒸鱼鲜嫩，炒青菜绿油油的，米饭很香。两人默默吃饭，偶尔抬头看对方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流下一道道水痕。

    “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齐铁军问，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

    “还行。”陆文婷说，用筷子挑着鱼刺，“在欧洲到处跑，看了很多厂，学了很多东西。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都看过。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的，是真先进，自动化程度高，精度高，效率高。不好的，是真落后，设备陈旧，管理僵化，人心涣散。就像人一样，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健康的，有生病的。”

    “你信里说，在德国考察东德的工厂？”

    “嗯，去了几家，情况都不太好。”陆文婷放下筷子，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你看，这是我拍的照片，做的笔记。这家工厂，在柏林郊区，建于1952年，最辉煌的时候有三千多工人，年产机床五百台，出口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现在，只剩两百多工人，一周上三天班，工资发百分之七十。厂长说，下个月可能就要关门了。”

    她把笔记本推过去。齐铁军接过来看。笔记本上贴着照片，是陆文婷用莱卡相机拍的。厂房，设备，工人，还有几张是工厂门口抗议的场面。照片访谈，有市场分析。字迹工整，条理清晰，就像她的人一样，严谨，细致，一丝不苟。

    “这个工厂，有台六十年代的铣床，我看了，设计很扎实，但太老了，没有数控系统，全是手动操作。工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技师，叫汉斯，在工厂干了三十八年。他说，他的手艺很好，但现在没用了，因为工厂要关了，他要失业了。我问他，愿不愿意去中国，他说，愿意，不为别的，就为这身手艺，还能有用处。”

    齐铁军抬起头，看着陆文婷：“你想引进德国技工？”

    “对。”陆文婷点头，“不只是技工，还有工程师，还有管理人员。东德的工厂在倒闭，人在失业，但技术还在，经验还在。这些人，如果能到中国去，到中国的工厂去，把他们的技术，他们的经验，传授给中国的工人，那对我们，是巨大的帮助。”

    齐铁军沉思着。引进外国专家，不是新鲜事。五十年代，苏联专家来过。八十年代，日本专家也来过。但引进东德的专家，而且是成批引进，这还是第一次。这里有好处，也有风险。好处是，德国人的技术确实好，严谨，认真，注重细节。风险是，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管理难度，还有……政治上的敏感。

    “这事，部里知道吗？”齐铁军问。

    “我写了报告，递上去了，但还没回音。”陆文婷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估计，有阻力。有人说，我们自己有人，为什么要请外国人？有人说，德国人来，工资高，待遇高，成本高。有人说，德国人来了，会不会水土不服，会不会不服管，会不会把我们的技术偷走？”

    “你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是，该请。”陆文婷放下茶杯，声音不高，但很坚定，“我们现在搞汽车，搞发动机，缺的不是人，是技术，是经验。德国人干了一百年汽车，我们才干了几年？德国人有完整的技术体系，有严格的工艺标准，有丰富的现场经验。这些东西，不是看书能学会的，不是上课能学到的，是要在实践中，在操作中，在失败中，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积累。引进德国专家，就是引进这个积累，就是走捷径，就是弯道超车。”

    “弯道超车。”齐铁军重复这个词，笑了，“这个词好。但弯道超车，有风险，容易翻车。”

    “不超车，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永远吃别人剩下的，永远受制于人。”陆文婷说，眼睛看着齐铁军，“你的发动机，搞了三年了，怎么样？”

    齐铁军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遇到瓶颈了。高温测试，过不了。问题在水泵上，传统水泵，流量固定，高温下散热不够。要换可变流量的水泵，但国内做不了，进口又受限制。现在，一边想办法进口，一边自己搞研发。刘厂长说了，给我一年时间，一年之内，要看到我们自己的水泵，装在我们自己的发动机上，跑在我们自己的汽车上。”

    “一年。”陆文婷轻声说，“时间很紧。”

    “是很紧，但必须做到。”齐铁军说，“不做到，发动机就不能量产，就不能装车，就不能上市。三年投入，几千万经费，几百号人的心血，就白费了。”

    “德国有家公司，做汽车水泵的，技术很好。”陆文婷说，从包里又拿出一本资料册，翻到一页，“你看，就是这家，在斯图加特，给奔驰、宝马供货。我联系过他们，想买样品，想谈技术转让，但他们不理，说只跟主机厂合作，不跟零部件厂合作，更不跟中国的工厂合作。态度很强硬，很傲慢。”

    齐铁军接过资料册看。上面是那家公司的介绍，有厂区照片，有产品图片，有技术参数。确实很先进，很专业，很厉害。但也很高傲，很封闭，很看不起人。

    “这种公司，德国很多。”陆文婷说，语气里有些无奈，“技术好，但态度差。想学，学不到。想买，买不到。想合作，合作不了。怎么办？只能自己搞，只能硬着头皮上，只能一遍一遍试，一遍一遍改，一遍一遍失败，再一遍一遍重来。”

    “你信里说，在搞开放式数控系统？”齐铁军问，把资料册还给陆文婷。

    “是，跟德国一家大学合作，在搞开放式数控系统的标准。”陆文婷说，眼睛亮了一下，“传统的数控系统，是封闭的，专用的，一家公司一个系统，不兼容，不互通。开放式数控系统，是开放的，通用的，标准化的，就像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样，谁都可以用，谁都可以在上面开发应用。如果搞成了，就能打破国外公司的垄断，就能让更多的中国机床厂用上数控系统，就能让中国的机床工业，迈上一个新台阶。”

    “进展怎么样？”

    “很难。”陆文婷说，揉了揉太阳穴，“技术上的难点，很多。协调上的难点，更多。德国人内部，意见不统一。美国人那边，也在搞类似的标准，在跟我们竞争。国内，支持的人有，反对的人也有。有人说，搞这个干什么，直接买现成的不就行了？有人说，我们搞不出来，别白费力气。有人说，就算搞出来了，也没人用，因为不成熟，不可靠，不如国外的。压力很大，有时候，整晚整晚睡不着，就在想，这条路，到底对不对，该不该走，能不能走通。”

    “但你还在走。”齐铁军说，看着她。

    “是，我还在走。”陆文婷迎上他的目光，“因为我相信，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我知道，不自己搞，永远受制于人。因为我不想，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在为别人的技术卡脖子，还在为别人的专利付钱，还在为别人的标准打工。”

    齐铁军不说话，只是看着她。三年不见，她变了，又没变。变了的是，她更成熟了，更坚定了，眼睛里有一种以前没有的光芒。没变的是，她还是那个陆文婷，认真，执着，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底。

    “你呢？”陆文婷问，“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我？”齐铁军笑了笑，“老样子，天天泡在车间里，跟机器打交道，跟图纸打交道，跟数据打交道。有时候，一天说不了几句话，因为说的都是专业术语，别人听不懂，也不想听。有时候，一连几天不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因为一个问题解决不了，睡不着。有时候，也会怀疑，这么干，值不值，对不对，有没有意义。但看到发动机点火成功，看到数据达标，看到工人们的笑脸，就又觉得，值，对，有意义。”

    “雪梅呢？”陆文婷问，声音很轻，“她好吗？”

    齐铁军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他低下头，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米饭，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她……不太好。厂医院在改制，要承包，要自负盈亏。她是副院长，压力很大。职工在闹，说药价涨了，服务差了，态度不好了。她在中间，两头受气。上个月，累倒了，住了几天院，我去看她，瘦了一圈，脸色也不好。我说，别干了，太累。她说，不干，那些工人怎么办？那些老病号怎么办？厂医院要是真承包出去了，变成私人承包了，以赚钱为目的了，那些工人，那些退休的，那些家里困难的，看不起病怎么办？她放不下。”

    陆文婷沉默着。她想起了沈雪梅，想起了那个总是穿着白大褂，总是拎着急救箱，总是在工人需要的时候出现的女人。想起了她的温柔，她的坚韧，她的固执。想起了那一年，在红星机械厂，沈雪梅给她包扎伤口的情景。那时候，她们都还年轻，都还有梦想，都还相信，未来会很好。

    “红英呢？”陆文婷又问。

    “她挺好的。”齐铁军说，语气轻松了一些，“在深圳，跟香港人合资，搞了个汽车配件厂，做空调出风口。生意很好，订单接不过来，又扩了生产线。上个月，还说要拓展产品线，做汽车音响面板，做仪表壳，要做大，要做强。她还是那个脾气，敢想敢干，说干就干，谁也拦不住。”

    “你们……联系多吗？”陆文婷问，声音更轻了。

    “不多。”齐铁军说，抬起头，看着她，“有时候，会通个电话，说说工作。但都忙，说不了几句。她那边，天南海北地跑，找订单，找客户，找技术。我这边，天天泡在车间里，搞研发，搞测试，搞改进。两条线，不交叉，不重叠，就像……就像两条平行线。”

    陆文婷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窗外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像在诉说什么。餐馆里的电视，还在播新闻，声音不大，但能听到一些片段，说的是德国经济，说的是两德合并，说的是东部的困境，说的是西部的傲慢。一个时代在结束，另一个时代在开始。但结束的不一定都是坏的，开始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就像这场雨，洗去了灰尘，也带来了寒意。

    “这次来德国，要待多久？”陆文婷问，转移了话题。

    “半个月。”齐铁军说，“行程排得很满，奔驰，宝马，大众，博世，都要去看。还要去看几家零部件厂，看几家模具厂，看几家材料厂。刘厂长说了，多看，多学，多记，回去了，要写报告，要开讲座，要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我陪你。”陆文婷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齐铁军看着她。

    “我正好也要去这些地方，我也在学习，我也在考察。”陆文婷说，脸微微有些红，但眼神很坚定，“我们可以一起，可以交流，可以讨论。你懂发动机，我懂材料，我懂工艺，我们可以互补，可以互相学习。而且，我德语比你好，我可以帮你翻译，可以帮你沟通，可以帮你问问题。”

    齐铁军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点点头：“好。”

    吃完饭，雨小了一些。两人走出餐馆，走在柏林的街道上。街道很干净，很安静，行人不多。两旁的建筑，有些是古老的，有些是现代的，混杂在一起，像一个混血儿，既有历史，又有未来。路灯亮了，黄黄的光，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投下模糊的影子。

    “你住哪里？”陆文婷问。

    “部里安排的招待所，在市中心。”齐铁军说。

    “我住的地方，离你不远，走路二十分钟。”陆文婷说，“我送你回去。”

    “不用，我自己……”

    “走吧，我想走走。”陆文婷说，走在了前面。

    齐铁军跟了上去。两人并肩走着，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不远不近。雨丝细细的，打在脸上，凉凉的。街边的橱窗里，陈列着各种商品，有服装，有电器，有书籍，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一家音像店门口，挂着大幅的海报，是迈克尔·杰克逊，正在跳舞，动作狂野，表情不羁。一家咖啡馆里，传出轻柔的音乐，是英文歌，一个女声在唱，声音很温柔，很伤感。

    “你……有男朋友了吗？”齐铁军突然问，问完就后悔了，觉得太唐突，太直接。

    陆文婷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雨丝打湿了她的头发，贴在额头上，眼睛在路灯下，亮晶晶的。

    “没有。”她说，然后继续往前走。

    齐铁军跟上去，心里松了口气，又有些失落。松了口气，是因为她没有。失落，是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失落。

    “你呢？”陆文婷问，没有回头，“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齐铁军说。

    两人又沉默地走了一段。前面是一个广场，广场中央有一个喷泉，在灯光下，水珠闪闪发亮。几个年轻人在喷泉边聊天，笑声很响，很快乐。一个老人在喂鸽子，面包屑撒出去，鸽子扑棱棱地飞起来，又落下。

    “你还记得吗？”陆文婷突然说，“那年，在红星机械厂，你修那台东德的铣床，三天三夜没睡觉，最后修好了，然后晕倒了，是我把你送到医院，是雪梅给你打的点滴。”

    “记得。”齐铁军说，嘴角浮现出一丝笑容，“那台铣床，现在还在用，精度还不错。那个老师傅，姓王，去年退休了，退休前，还特意去看了看那台铣床，摸了摸，说，老伙计，我走了，你好好干。”

    “时间过得真快。”陆文婷轻声说，“一转眼，这么多年了。”

    “是啊。”齐铁军说，“一转眼，我们都老了。”

    “你不老。”陆文婷说，转过头，看着他，“你才三十多岁，正是干事业的时候。”

    “你也不老。”齐铁军说，看着她，“你才二十八，正年轻。”

    两人对视着，眼睛里都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雨丝在灯光下，像银线，密密地织成一张网，把他们网在中间。远处的钟楼，传来钟声，当，当，当，响了九下。时间不早了。

    “我到了。”齐铁军说，指了指前面的一栋楼，楼门口挂着牌子，用德文和中文写着“中国驻德机构招待所”。

    “嗯。”陆文婷说，“那你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考察。”

    “好，你也早点休息。”

    “我明天早上八点过来，一起吃早饭，然后去奔驰的工厂。”

    “好。”

    陆文婷转身要走，齐铁军突然叫住她：“文婷。”

    “嗯？”

    “谢谢你。”齐铁军说，很认真。

    “谢什么？”

    “谢你……还愿意见我。”齐铁军说，声音有些低。

    陆文婷笑了，笑容在灯光下，很温柔，很温暖。

    “说什么呢。”她说，“我们是朋友，是战友，是……是同路人。”

    说完，她挥挥手，转身走进了雨幕中。齐铁军站在门口，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直到消失在街角，才转身走进楼里。

    深圳的四月，已经是夏天的感觉了。太阳明晃晃地照着，空气湿热，像蒸笼一样。赵红英站在华源-林氏工厂的大门口，看着远处驶来的黑色轿车，心跳有些快。

    车停在厂门口，车门打开，一个外国人从车里下来。是个老人，大约六十岁左右，个子不高，但很健壮，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穿着浅灰色的西装，打着深蓝色的领带，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下车后，先看了看工厂的大门，又看了看厂区里的厂房，表情很严肃，眼神很锐利，像鹰一样。

    赵红英迎上去，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赫尔曼先生，欢迎来到华源-林氏。”

    老人看着她，点了点头，用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说：“你是赵厂长？”

    “是的，我是赵红英。”赵红英伸出手。

    赫尔曼和她握了握手。他的手很大，很粗糙，很有力，是常年干体力活的手。握手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看着赵红英，像在审视，在评估，在判断。

    “工厂很小。”赫尔曼说，语气很直白，很直接。

    赵红英心里一紧，但脸上依然带着笑容：“是的，我们刚刚起步，规模还不大。但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干劲。我们想做大，想做好，想做出世界一流的产品。这需要您的帮助，需要您的指导，需要您的经验。”

    赫尔曼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说：“我想看看车间。”

    “好，请跟我来。”赵红英在前面带路，赫尔曼跟在后面，步子很稳，不快不慢。

    车间里，机器在轰鸣，工人在忙碌。注塑机在运转，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工人穿着蓝色的工装，戴着安全帽，在机器旁操作，在流水线上忙碌。看到厂长带了一个外国人进来，工人们都投来好奇的目光，但手上的活没停，依然在认真地干。

    赫尔曼在车间里走着，看得很仔细。他看机器的型号，看机器的状态，看工人的操作，看产品的质量。他时不时停下，拿起一个半成品，仔细看，用手摸，用眼睛量。他眉头紧锁，表情严肃，不说话，只是看。

    赵红英跟在他身边，心里很紧张。她知道，这个德国人，是林先生花了很大力气才请来的，是奔驰干了三十年的模具专家，是见过大世面，干过大项目的人。她的工厂，在林先生眼里，可能是个有潜力的合作伙伴。但在赫尔曼眼里，可能就是个作坊，就是个玩具厂。她怕赫尔曼看不上，怕赫尔曼转身就走，怕林先生的投资，怕自己的努力，怕工人们的希望，都落空。

    “这台注塑机，是日本产的，1985年的型号，二手的。”赫尔曼在一台注塑机前停下，用英语说，语气很平淡，听不出喜怒。

    “是。”赵红英说，“我们买的时候，状态还不错，精度还可以，价格也合适。我们自己做了一些改造，加了一些辅助设备，提高了效率，提高了稳定性。”

    赫尔曼看了她一眼，眼神里有一丝意外，然后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继续往前走。

    来到模具车间。这里相对安静一些，几台机床在运转，几个工人在加工模具。模具是塑料件生产的关键，模具的精度，决定了产品的精度。模具做不好，再好的注塑机，也做不出好产品。

    赫尔曼在一个老师傅旁边停下。老师傅姓陈，五十多岁，干了三十年模具，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手艺很好，经验很丰富。他正在用铣床加工一个模具，动作很稳，很准，很熟练。赫尔曼看了一会儿，然后问：“这个模具，是什么材料？”

    陈师傅听不懂英语，抬头看着赵红英。赵红英翻译了。陈师傅说：“国产的模具钢，牌号是P20，我们常用的。”

    赵红英翻译了。赫尔曼摇摇头，说：“P20，是美国的牌号，相当于德国的1.2311。这种材料，做一般的模具可以，但要做高精度的模具，要做汽车音响面板，汽车仪表壳这样的模具，不行。硬度不够，耐磨性不够，抛光性不够。要用更好的材料，比如1.2316，或者1.2738。”

    赵红英翻译了。陈师傅听了，想了想，说：“1.2316，是镜面钢，抛光性好，但贵。1.2738，是预硬钢，硬度高，但加工难度大。我们厂里，没有用过。而且，这些材料，国内不一定有，有也不一定好，可能要进口，进口的话，贵，而且周期长。”

    赵红英翻译了。赫尔曼点点头，说：“你说得对，这些材料，是贵，是难搞。但要做高精度的模具，要做高要求的产品，就必须用好的材料。就像盖房子，地基不打牢，房子盖不高。材料不好，模具就做不好。模具做不好，产品就做不好。一环扣一环，不能凑合，不能将就。”

    陈师傅听了，不说话了，只是看着赵红英。赵红英知道，陈师傅不服气，不服一个外国人，对他的手艺，对他的经验，对他的选择，指手画脚。但她更知道，赫尔曼说得对。要做高精度的产品，就必须用高精度的模具。要做高精度的模具，就必须用高精度的材料。这个道理，她懂。但现实是，她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她只能从现有的条件出发，从能做到的做起，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往上走。

    “赫尔曼先生，”赵红英说，语气很诚恳，“您说得对，我们应该用更好的材料。但我们现在，条件有限，资金有限，经验有限。我们想请您来，就是想让您帮我们，教我们，带我们。教我们怎么选材料，教我们怎么做模具，教我们怎么提高水平。我们愿意学，我们愿意改，我们愿意下功夫。您看，行吗？”

    赫尔曼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说：“你的英语，说得不错。”

    赵红英一愣，然后笑了：“谢谢，我自学的，说得不好，请您多包涵。”

    “我不是在夸你，我是在说一个事实。”赫尔曼说，语气依然严肃，“你能用英语跟我交流，说明你愿意学，愿意接受新东西。这很好。但光愿意学不够，还要有能力学，有毅力学，有恒心学。模具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不是一年两年能精通的。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辈子。你，你的工人，能做到吗？”

    “能。”赵红英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为什么能？”

    “因为我们没有退路。”赵红英说，看着赫尔曼的眼睛，“因为我们想活下去，想活得好，想活得有尊严。因为我们不想永远做低端产品，永远赚辛苦钱，永远被别人看不起。因为我们想做出好东西，想做出让世界认可的东西，想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孙，以我们为荣，以我们的工厂为荣，以我们的国家为荣。”

    赫尔曼不说话，只是看着她。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轰鸣，工人们还在忙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赵红英的脸上，照在她坚定的眼睛里。汗水从她的额头上流下来，但她没有擦，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赫尔曼，等着他的回答。

    “好。”赫尔曼终于开口了，只说了一个字。

    赵红英心里一松，脸上露出了笑容。

    “但我有要求。”赫尔曼说，“第一，我要有独立的办公室，要有图纸，要有资料，要有电话，要有传真。第二，我要有翻译，要懂技术，要懂德语，要全天跟着我。第三，我要有决定权，在模具设计，在材料选择，在工艺制定上，我说了算。第四，我要有培训权，我要培训工人，培训技术员，培训管理人员，培训内容我说了算。第五，我要有检查权，我可以随时检查任何环节，任何工序，任何产品，任何人不能阻拦。第六，我要有建议权，我可以对工厂的管理，对生产的安排，对质量的管控，提出建议，你们要认真听取，认真研究，认真改进。第七，我要有休息权，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时，加班要经过我同意，要付加班费。第八，我要有报酬权，我的工资，要按时发，要按约定发，不能拖欠，不能克扣。第九，我要有尊重权，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受气的，任何人，不能对我无理，不能对我无礼，不能对我无端指责。第十，我要有合同，白纸黑字，写清楚，签清楚，公证清楚。这十条，能做到吗？”

    赫尔曼说得很慢，很清晰，一条一条，像在念法律条文。赵红英认真地听，认真地记，然后点头：“能做到。这十条，我现在就可以答应您。合同，林先生那边已经在准备了，明天就可以签。办公室，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图纸，资料，电话，传真，都有。翻译，我也找好了，是个大学生，学机械的，德语不错，人也机灵，明天就来上班。其他的，也都按您说的办。”

    赫尔曼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虽然很淡，很浅，但确实是笑容。

    “好。”他说，“那我们就开始工作吧。先看图纸，再看材料，再看设备，再看工人。一步一步来，一样一样来。三个月，我要看到合格的样品。一年，我要看到稳定的量产。三年，我要看到这个工厂，成为华南地区最好的模具厂，最好的注塑厂，最好的汽车配件厂。能做到吗？”

    “能！”赵红英大声说，声音在车间里回荡，盖过了机器的轰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