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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849章 德国车间里的启示
    斯图加特的六月,天空是那种干净的蔚蓝色,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照进奔驰发动机工厂的车间,在地面上投下整齐的光斑。齐铁军跟在考察团的队伍里,听着德语翻译急促而低声的解说,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眼前的一切。

    这里太干净了,干净得不像一个工厂。

    地面是浅灰色的环氧树脂地坪,光可鉴人,没有油污,没有水渍,甚至没有灰尘。设备是崭新的,或者说是保养得极好,银灰色的机身反射着冷冽的光。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天蓝色工装,戴着安全帽和护目镜,各自在自己的工位上忙碌,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抽烟喝水,甚至没有人抬头看他们这群外国参观者。

    “这里就是我们的发动机总装车间。”带领参观的德国工程师叫汉斯,五十岁上下,个子很高,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时下巴微微抬起,带着日耳曼人特有的那种严谨和骄傲,“这条生产线是1992年投入使用的,自动化程度达到百分之六十五,每两分半钟可以下线一台发动机。”

    齐铁军心里默默计算。两分半钟一台,一小时二十四台,一天三班倒的话……他看了看生产线,长长的传送带像一条银色的河流,缓缓流动。发动机缸体、曲轴、活塞、连杆、凸轮轴……一个个零部件从不同的支线汇入主线,在机械手的抓取下精准地组合,拧紧,测试。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停顿,没有等待,没有返工。

    “请问,”齐铁军举起手,用英语问道,“这条生产线的故障率是多少?”

    汉斯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考察团的其他成员也都看向齐铁军,有的好奇,有的不解,有的不以为然。这次考察团是部里组织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厂、发动机厂、研究所,有厂长,有总工,有技术骨干,有行政领导。齐铁军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来自一汽这个“国字头”大厂的人。

    “故障率?”汉斯重复了一遍,语气平稳,“这条生产线的设计故障间隔时间是两千小时,实际运行数据是一千八百小时。也就是说,平均每运行一千八百小时,会发生一次需要停机处理的故障。”

    一千八百小时。齐铁军在心里又算了一遍。按每天二十四小时运转,就是七十五天。两个半月才出一次需要停机的故障。而一汽的发动机生产线,最好的记录是……三百小时。相差六倍。

    “那日常维护呢?”齐铁军继续问,“比如刀具更换,润滑油添加,精度校准?”

    “我们有完整的预防性维护体系。”汉斯说,指了指墙上的一个电子看板。看板上显示着生产线的实时状态,有产量,有节拍,有质量数据,还有一个维护倒计时。“所有设备都有运行时间记录,达到设定时间就会自动报警。刀具寿命是精确计算的,在达到寿命之前就会更换。润滑油是集中供油系统,自动添加,自动监测油品质量。精度校准是每周一次,由专职的计量工程师完成。”

    齐铁军点了点头,没再提问。他走到生产线旁边,仔细看一个工位。那是一个拧紧工位,四台电动的拧紧枪从四个方向同时工作,在发动机缸盖上拧紧螺栓。拧紧枪是数字显示的,每个螺栓的扭矩、角度、时间都被实时记录,如果有一个数据超标,拧紧枪就会自动停止,生产线也会自动停止。

    “这些数据,”齐铁军指着拧紧枪的显示屏,“会保存多久?”

    “永久保存。”汉斯说,“每一台发动机的每一个螺栓的拧紧数据,都会保存在数据库里,和这台发动机的序列号绑定。如果这台发动机在用户那里出现问题,我们可以调出所有的装配数据,进行追溯分析。”

    永久保存。序列号绑定。追溯分析。这些词在齐铁军脑子里回响。在一汽,装配数据是记在纸上的,由装配工手动记录。纸会脏,会湿,会丢,会看错,会写错。出了问题,查起来像大海捞针,很多时候根本查不清是哪个环节的问题,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齐工,”考察团的领队,部里科技司的王司长走过来,低声说,“少问点技术细节,多看看大面上的东西。我们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挑刺的。”

    “我没有挑刺。”齐铁军说,声音平静,“我只是想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能做这么好。”

    “为什么?”王司长笑了,笑容里有些无奈,“因为他们是德国,我们是中国。因为他们是奔驰,我们是一汽。因为人家搞了一百年汽车,我们才搞了四十年。差距摆在那里,要承认,要面对,要追赶,但不能急,不能躁,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

    齐铁军没有说话。他承认差距,但他不认为差距是理所当然的,是不可逾越的。德国人也是人,中国人也是人。德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只是需要时间,需要方法,需要努力。

    考察团继续往前走,来到测试车间。这里更安静,只有发动机运转的低沉轰鸣声,像一群沉睡的巨兽在呼吸。一台台装配好的发动机被送到这里,连接上测试台架,进行冷试、热试、性能测试、耐久测试。测试数据实时显示在电脑屏幕上,曲线像心跳一样波动。

    齐铁军在一个测试台前停下。这台发动机正在做耐久测试,已经运行了四百个小时。仪表盘上显示着转速、扭矩、水温、油压、油耗……所有数据都在绿色范围内,稳定得像一条直线。

    “这台发动机,”齐铁军问旁边的德国工程师,“用的是什么样的水泵?”

    德国工程师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会有人问这么具体的问题。他看了看汉斯,汉斯点了点头,他才用英语回答:“是电子控制的可变流量水泵,我们自主研发的第四代产品。”

    “我能看看吗?”齐铁军问。

    德国工程师又看了看汉斯,汉斯这次没有立刻点头,而是问:“齐先生对水泵感兴趣?”

    “是。”齐铁军说,“我们也在研发可变流量水泵,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想学习一下贵公司的经验。”

    汉斯看着齐铁军,看了几秒钟,然后说:“可以,但只能看,不能拍照,不能记录,不能拆卸。”

    “明白。”齐铁军说。

    德国工程师从旁边的工具架上拿来一个水泵样品,递给齐铁军。齐铁军接过来,在手里掂了掂,很轻,很精致。壳体是铝合金的,表面做了黑色阳极氧化处理,质感很好。进出水口是黄铜的,闪闪发亮。上面有一个电子控制阀,连接着线束。

    “这个水泵的最大流量是多少?”齐铁军问。

    “每分钟一百二十升。”德国工程师说。

    “工作温度范围?”

    “零下四十度到一百四十度。”

    “寿命?”

    “一万小时。”

    “用什么材料做的密封圈?”

    德国工程师顿了顿,看了汉斯一眼。汉斯微微摇头。德国工程师于是说:“抱歉,这是商业机密,不能透露。”

    齐铁军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他把水泵翻过来,仔细看接缝处,看螺丝孔,看铸造的纹理。作为一个干了二十多年机械的老技术员,他有一种近乎直觉的能力,能从一件产品的细节看出它的设计思路、工艺水平、质量控制。这个水泵,每一个细节都无可挑剔。接缝平整光滑,没有毛刺,没有飞边。螺丝孔位置精准,大小一致。铸造纹理均匀细密,没有气孔,没有砂眼。这是一件工业艺术品,是德国制造精神的完美体现。

    但同时,齐铁军也看出了一些东西。这个水泵的结构,和他在父亲图纸上看到的那个军用特种水泵的结构,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德国人的设计更简洁,更集成,更偏向于电子控制。而父亲图纸上的设计,更复杂,更冗余,更偏向于机械控制。两种思路,各有优劣。

    “谢谢。”齐铁军把水泵还给德国工程师。

    “齐先生觉得怎么样?”汉斯问,语气里有一丝考较的意味。

    “很好。”齐铁军说,实话实说,“设计精巧,制造精良,性能优秀。但是,”他顿了顿,看着汉斯,“太贵了。”

    汉斯挑了挑眉毛:“贵?”

    “对,贵。”齐铁军说,“如果我猜得没错,这个水泵的单价,应该在两百美元以上。对于一台售价两万美元的卡车发动机来说,一个水泵占成本的百分之一,太高了。在中国,这样的成本结构,没有市场竞争力。”

    汉斯笑了,笑容里有些玩味:“齐先生,您知道奔驰卡车的售价吗?”

    “知道。”齐铁军说,“最便宜的也要五万美元,贵的要十几万,二十几万。但那是奔驰,是高端品牌,是奢侈品。我们要做的,是给普通老百姓,给普通运输户,给普通企业用的卡车,售价不能超过一万五千美元。在这个价格区间里,每一个零部件的成本,都要精打细算,都要斤斤计较。两百美元的水泵,我们用不起。”

    汉斯不笑了。他看着齐铁军,眼神变得认真起来:“那您打算怎么做?”

    “用一百美元的成本,做出性能相当的产品。”齐铁军说,语气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

    “一百美元?”汉斯摇摇头,“不可能。材料成本、制造成本、研发成本,加起来就不可能低于一百五十美元。除非,”他顿了顿,“您用差的材料,用差的工艺,用差的设计,做差的产品。”

    “不。”齐铁军说,“我们用好的材料,用好的工艺,用好的设计,做好产品。但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路径。比如,”他指了指水泵,“这个电子控制阀,很先进,很精准,但也很贵。我们可以用机械控制,虽然反应慢一点,精度低一点,但便宜,可靠,耐用。又比如,这个壳体,是精密铸造的,成本高。我们可以用普通铸造加机加工,虽然重一点,丑一点,但功能一样,成本低一半。还比如,这个密封圈,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但肯定不便宜。我们可以用橡胶,用氟橡胶,用丁腈橡胶,虽然寿命短一点,但更换方便,成本低廉。”

    汉斯听着,没有打断,也没有反驳。等齐铁军说完,他才缓缓开口:“齐先生,您说的,是三十年前的技术思路。机械控制,普通铸造,橡胶密封,这些我们早就淘汰了。为什么淘汰?因为不可靠,不精准,不耐用。您要做的,不是创新,是倒退。”

    “不,不是倒退。”齐铁军说,声音很坚定,“是适合。适合我们的国情,适合我们的市场,适合我们的用户。德国有德国的路,中国有中国的路。德国的路是高科技,高附加值,高价格。中国的路是适用技术,可靠耐用,低成本。两条路,没有对错,只有适合不适合。我们要走的,是中国路。”

    汉斯沉默了。他看着齐铁军,看着这个比他年轻二十岁,个子比他矮一头,来自一个贫穷落后国家的中国工程师,眼神里有惊讶,有疑惑,有不解,但也有一丝……尊重。

    “齐先生,”汉斯说,语气变得温和了一些,“您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谁?”

    “我的老师,沃纳·冯·布劳恩博士。”汉斯说,眼神有些悠远,“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完美是好的敌人。有时候,为了追求完美,我们会失去好的。您要做的,不是完美的产品,是好的产品。这也许,是对的。”

    齐铁军心里一震。完美是好的敌人。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心中长久以来的迷雾。是啊,他一直想做一个完美的水泵,材料要最好的,工艺要最先进的,性能要最优异的。但完美的代价,是成本,是时间,是可行性。而用户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水泵,而是一个好的水泵,一个能用,耐用,好用,买得起的水泵。

    “谢谢。”齐铁军说,真诚地说。

    “不客气。”汉斯说,伸出手,“祝您好运,齐先生。希望有一天,我能在中国看到您做的发动机,您做的卡车。”

    齐铁军握住汉斯的手,很用力:“一定。”

    考察结束了。走出奔驰工厂,阳光有些刺眼。齐铁军眯起眼睛,看着远处的天空,心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水泵的问题,他似乎找到了方向。不是一味的模仿,一味的追赶,一味的追求先进。而是立足实际,立足国情,立足用户,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产品。

    “铁军,”王司长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刚才说得不错。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有骨气,有想法。这才是我们中国工程师该有的样子。”

    “王司长过奖了。”齐铁军说。

    “不过奖,不过奖。”王司长说,叹了口气,“我带队出来考察很多次了,见过太多人,一看到外国的东西,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就想全盘照搬,就想买买买。你不一样,你能看出门道,能想到自己的路,这很难得。但是,”他话锋一转,“路是对的,但走起来很难。国内的氛围,你知道的。领导要政绩,要快,要好看。用户要便宜,要好用,要耐用。你们夹在中间,很难。要有心理准备。”

    “我明白。”齐铁军说。

    “明白就好。”王司长说,“走吧,上车,去下一个地方。下午是博世,明天是宝马,后天是大众。多看,多学,多问,但也要多思考,多比较,多分析。学以致用,学为我用,这才是考察的意义。”

    “是。”齐铁军说。

    车子开动了,驶向斯图加特市区。齐铁军看着窗外,德国的小镇很安静,很整洁,很漂亮。但他心里想的,是长春,是一汽,是那个还没有解决的水泵,是那条等待发动机的生产线,是那些等着卡车的用户。

    他想起了陆文婷的电话,想起了她说的那个特种复合材料。如果那个材料真的存在,如果真的能用,那水泵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剩下的,就是设计,是工艺,是制造。而这些,是中国人擅长的。中国人聪明,勤劳,有韧性,有耐心。只要方向对了,路,一定能走通。

    他拿出笔记本,翻开,在上面写下几行字:

    一、水泵方向:机械控制,结构简化,成本优先。

    二、材料:寻找特种复合材料替代橡胶,或改进橡胶配方。

    三、工艺:普通铸造加机加工,精度靠工装保证。

    四、测试:建立完整的测试体系,数据追溯。

    五、目标:成本一百美元以下,寿命八千小时以上。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闭上眼睛。车在颠簸,人在摇晃,但他的心,很静,很定。

    柏林,国家图书馆。

    陆文婷坐在阅览室里,面前堆满了资料。德文的,英文的,俄文的,中文的,各种期刊,论文,报告,专着。她一本一本地翻,一页一页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查。

    已经三天了。这三天,她除了吃饭睡觉,几乎全泡在图书馆里。查找那个特种复合材料的线索。父亲图纸上只写了“特种复合材料”,没有写成分,没有写配方,没有写工艺。只有一个性能参数:热膨胀系数23.5,和铝合金的23.8很接近。耐温范围零下40度到400度。耐磨性是橡胶的十倍。密封性是橡胶的五倍。使用寿命是橡胶的三倍以上。

    这些参数,太惊人了。如果真的有这种材料,那不仅是水泵,整个发动机,甚至整个汽车工业,整个机械工业,都会受益。但问题是,它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在哪里?谁发明的?谁生产的?还能不能找到?

    陆文婷先从德文资料查起。德国是化工强国,材料科学的世界领先者。如果有这种材料,德国人最有可能发明。但她查遍了德国的主要化工期刊,材料学期刊,机械工程期刊,从六十年代查到九十年代,没有找到任何关于“热膨胀系数23.5的复合材料”的记载。

    然后查英文资料。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这些国家的材料科学也很发达。但同样,没有。倒是有一些关于“金属-陶瓷复合材料”“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研究,但热膨胀系数都不对,要么太高,要么太低,要么不稳定。

    俄文资料。苏联的材料科学,特别是军用材料科学,曾经很发达。父亲是留苏的,这个材料很可能来自苏联。陆文婷的俄文很好,能读能写能说。她找来了苏联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制造》《国防工业》等期刊,从五十年代查到八十年代,一页一页地翻。眼睛看花了,脖子看酸了,手指被纸张划破了,但她没有停。

    终于,在1973年的《国防工业》第6期上,她看到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新型高温密封材料的研制与应用》。文章不长,只有两页,但提到了一个代号“KH-7”的材料,性能描述和父亲图纸上的描述高度相似:热膨胀系数与铝合金匹配,耐高温,耐磨损,密封性好,用于某型航空发动机的密封件。

    陆文婷的心跳加快了。她仔细看作者单位:莫斯科航空材料研究所。作者名字:伊万诺夫,彼得罗夫,西多罗夫。文章最后说,该材料已通过实验室测试,正在进行小批量试制。

    KH-7。陆文婷默念着这个代号。这就是父亲图纸上那个特种复合材料吗?很可能。父亲是1965年回国的,而这篇文章是1973年发表的,时间对得上。父亲可能在苏联工作时接触过这个材料,或者听说过这个材料,回国后在自己的研究里应用了这个材料。

    但问题是,苏联解体了,莫斯科航空材料研究所还存在吗?那些研究人员还在吗?技术资料还在吗?就算在,怎么获取?一个中国人,一个前留苏工程师的女儿,去问苏联的军用材料技术,这可能吗?

    陆文婷放下期刊,揉了揉太阳穴。窗外,柏林的天空阴沉沉的,似乎要下雨。阅览室里很安静,只有翻书的声音,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偶尔的咳嗽声。她看着桌上堆成山的书,看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记录,心里涌起一股无力感。

    找到了线索,但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不,不是死胡同。陆文婷摇摇头,甩掉消极的想法。既然有线索,就一定有路。莫斯科航空材料研究所,总有人还在。伊万诺夫,彼得罗夫,西多罗夫,总有人能找到。苏联解体了,但技术还在,人还在,资料还在。问题是怎么找到他们,怎么联系他们,怎么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

    她想起了一个人。谢尔盖,她的一个俄国朋友,在柏林洪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学的是材料物理。谢尔盖的父亲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母亲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在苏联科学界有很广的人脉。也许,谢尔盖能帮忙。

    陆文婷收拾好东西,离开图书馆。外面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打湿了街道,打湿了树叶,打湿了行人的衣服。她没有带伞,把书包抱在怀里,快步走向地铁站。雨不大,但很密,很快她的头发就湿了,衣服也湿了,但她不在乎。她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在催促她,快点,再快点。

    到了洪堡大学,找到了物理系的大楼,找到了谢尔盖的办公室。敲门,里面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进来。”

    陆文婷推门进去。谢尔盖坐在办公桌后,正在看一篇论文。他大约四十岁,个子很高,很胖,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形象。看到陆文婷,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用带口音的德语说:“陆,你怎么来了?淋雨了?快坐下,我给你倒杯茶。”

    “谢谢,谢尔盖。”陆文婷坐下,接过谢尔盖递来的热茶,喝了一口,暖和了一些。

    “什么事这么急?”谢尔盖也坐下,看着她,“你看上去很累,但眼睛很亮。有什么好消息?”

    “不是好消息,是问题。”陆文婷说,从书包里拿出笔记本,翻到那一页,递给谢尔盖,“谢尔盖,你听说过一种材料吗?代号KH-7,热膨胀系数23.5,耐温零下40度到400度,耐磨性是橡胶的十倍,密封性是橡胶的五倍。”

    谢尔盖接过笔记本,仔细看。看了很久,眉头皱起来,又松开,又皱起来。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陆文婷,眼神很复杂:“陆,你从哪里知道这个代号的?”

    “我父亲留下的资料里。”陆文婷说,“我父亲是留苏的工程师,1965年回国。他有一些图纸,上面提到了这种材料,但没有详细说明。我查了资料,在1973年的《国防工业》上看到了这个代号,但只有一篇短文,没有详细信息。谢尔盖,你知道这个材料吗?它是什么?谁研究的?现在还能找到吗?”

    谢尔盖沉默了很久,久到陆文婷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雨,背影有些沉重。

    “KH-7,”谢尔盖缓缓开口,声音很低,很沉,“我知道。不仅知道,我还参与过这个项目的研究。”

    陆文婷的心跳停了一拍。

    “那是1970年,”谢尔盖转过身,看着陆文婷,眼神很遥远,“我在莫斯科航空材料研究所读研究生,导师是伊万诺夫教授,就是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KH-7,是一种金属-陶瓷-聚合物复合材料。基体是铝合金,增强相是碳化硅和氧化铝的混合陶瓷颗粒,粘结相是一种改性的聚酰亚胺。这种材料的最大特点,就是热膨胀系数可以通过调整陶瓷颗粒的比例和尺寸来精确控制,从20到30之间任意可调。同时,它继承了铝合金的轻质,陶瓷的耐磨,聚合物的弹性,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密封材料,特别是用于高温、高压、高速的旋转密封。”

    陆文婷屏住呼吸,听着。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在她心里。

    “但是,”谢尔盖叹了口气,“这个材料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贵。非常贵。贵到什么程度?一公斤的成本,相当于同等重量黄金的十倍。因为碳化硅和氧化铝的纳米级粉末制备极其困难,改性聚酰亚胺的合成工艺极其复杂,整个制造过程需要超高温高压,成品率极低。所以,它只用于最顶尖的航空发动机,最关键的密封部位。而且,因为太贵,产量极低,知道的人极少,是苏联的最高机密之一。”

    陆文婷的心沉了下去。黄金的十倍。那还怎么用?用在卡车上?用在民用发动机上?简直是天方夜谭。

    “后来呢?”陆文婷问,声音有些干涩。

    “后来,”谢尔盖苦笑,“苏联解体了,项目停了,经费断了,研究所解散了,人员流失了。伊万诺夫教授去了美国,彼得罗夫教授去了德国,西多罗夫教授……死了,心脏病。那些资料,那些设备,那些样品,大部分都流失了,毁掉了,或者被封存了,不知道在哪里。KH-7,成了一个传说,一个记忆,一个……遗憾。”

    沉默。办公室里的沉默,像一块巨石,压得人喘不过气。窗外的雨还在下,敲打着窗户,噼啪作响。

    “所以,”陆文婷艰难地说,“这个材料,不可能用在民用领域,是吗?”

    “不可能。”谢尔盖摇头,“成本太高了,高到无法承受。除非,”他顿了顿,看着陆文婷,“除非能找到替代材料,或者简化工艺,或者……有别的思路。”

    别的思路。陆文婷想起齐铁军的话: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路径。德国人用电子控制,我们用机械控制。德国人用精密铸造,我们用普通铸造。德国人用特种复合材料,我们用……用什么?

    “谢尔盖,”陆文婷抬起头,看着谢尔盖,眼睛里有光在闪,“如果,我们不追求完全复制KH-7,不追求那么完美的性能,不追求那么宽的温度范围,不追求那么长的使用寿命。如果我们只要求热膨胀系数匹配,只要求耐温一百五十度,只要求寿命八千小时。如果我们用更便宜的陶瓷颗粒,用更简单的聚合物,用更普通的工艺。有可能吗?成本能降到多少?”

    谢尔盖愣住了。他没想到陆文婷会这么问。他以为,陆文婷会失望,会放弃,会转身离开。但她没有。她在思考,在变通,在寻找可能。

    “你等等,”谢尔盖说,转身在书架上翻找,找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黑色封皮,边角已经磨损。他翻开笔记本,里面是密密麻麻的俄文公式、数据、图表。“这是我当年的研究笔记,有一些想法,但没来得及实验。你看这里,”他指着一页,“如果用微米级的碳化硅,而不是纳米级的,成本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如果用普通的聚酰亚胺,而不是改性的,成本可以再降低百分之五十。如果只要求耐温一百五十度,而不是四百度,工艺可以大大简化。如果……”

    他说着,陆文婷听着,记着。雨还在下,但办公室里的气氛,已经变了。从绝望,到希望。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死胡同,到新道路。

    “谢尔盖,”陆文婷说,声音有些颤抖,“你能帮我吗?帮我设计一种材料,满足这些要求,成本控制在……控制在……”

    “多少?”谢尔盖问。

    “一公斤,不超过一百美元。”陆文婷说,说出这个数字,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黄金的十倍,是一公斤二十万美元。一百美元,是两千分之一。这可能吗?

    谢尔盖没有立刻回答。他翻看着笔记本,计算着,思考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窗外的雨,渐渐小了。天空露出了一角蓝色。

    “有可能。”谢尔盖终于开口,抬起头,看着陆文婷,眼神很亮,“用微米级碳化硅,用普通聚酰亚胺,用热压烧结工艺,不追求完美性能,只追求基本要求。成本,大概在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美元一公斤。如果批量生产,工艺成熟,也许能降到一百美元以下。”

    陆文婷的心,像被重锤击打,剧烈地跳动。一百五十美元。一百美元。虽然还是贵,虽然离目标还有距离,但已经不是遥不可及,已经不是天方夜谭。已经有路,已经有光,已经有希望。

    “谢尔盖,”陆文婷站起来,握住谢尔盖的手,很用力,“谢谢你,谢谢你。”

    “不用谢,”谢尔盖笑了,笑容很温暖,“陆,你知道吗,看到你,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想起了伊万诺夫教授,想起了彼得罗夫,想起了西多罗夫。我们都曾有过梦想,都想做出最好的材料,都曾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但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梦想破灭了,努力白费了,奋斗停止了。但今天,看到你,看到你还在坚持,还在寻找,还在努力,我很感动,也很羡慕。如果你需要,我愿意帮你,把我当年的研究,把我没完成的梦想,延续下去。”

    “谢谢,”陆文婷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的,谢谢你。”

    “别哭,”谢尔盖拍拍她的手,“我们开始工作吧。时间不等人,你的朋友还在等着呢,不是吗?”

    “嗯。”陆文婷擦掉眼泪,用力点头。

    雨停了。阳光从云层里透出来,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照在洪堡大学古老的建筑上,照在办公室里两个埋头工作的人身上。窗外,柏林在雨后的清新空气里,缓缓苏醒。而在这个小小的办公室里,一个关于材料的梦想,也在苏醒,在萌芽,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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