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家湾到京城,走的是运河边上的旧路。
旧路比官道窄,但人少——逃难的人都走官道,官道宽,能跑车,跑车比走路快。旧路是给牵驴的、推独轮车的、或者光靠两条腿走的人走的,路面是夯土的,被运河边上常年渗出来的水气泡得有些松软,走上去脚底会微微下沉一点,然后弹回来,像是踩在一块发了霉的厚地毯上。
陆晏选这条路不是因为好走——恰恰相反,旧路比官道难走得多。他选这条路是因为没有人走。没有人走的路,就不会遇到溃兵、难民、盘查的哨卡、或者任何需要他停下来解释自己是谁、从哪来、往哪去的麻烦。
一百五十个人——现在是一百四十二个了,死了一个,重伤七个,其中两个重伤的被绑在马背上由人牵着走——排成两列纵队,沿着旧路往西北方向走。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队伍在一片废弃的窑场边上停下来歇脚。
窑场大概是烧砖的地方,窑口已经坍了,只剩一个半圆形的土拱,拱顶上长着几丛枯黄的杂草,在风里瑟瑟地抖着。窑口前面有一片平地,地面上散着碎砖和碎陶片,踩上去“咔嚓咔嚓“地响。
队伍散开歇着,靠墙的靠墙,蹲地的蹲地,每个人从干粮袋里掏出吃食来啃——干饼子、盐豆子、或者一把炒面,就着水囊里的凉水咽下去。没有人生火——陆晏的规矩,行军途中不升炊烟,远处看到了会引人来。
赵长缨在窑场的另一头查看伤员。两个重伤的情况不太好——马武的肋下箭伤发了炎,伤口周围红肿起来了,人开始发烧,烧得不算高,但一直退不下去。吕根的肩膀好一些,箭杆留在肉里没敢动,用布条裹得严严实实的,血止住了,但右臂完全抬不起来。
赵长缨查看完了,走回来,在陆晏旁边蹲下。
陆晏坐在一块翻倒的条砖上,手里摊着那幅从登州带来的绢面地图。地图的边角已经起了毛——一路上翻了太多遍,绢面经不住反复折叠,边缘开始脱丝了。
他的目光落在地图上——不是看一个点,是在两个点之间来回移动。两个点,一个是通州,一个是京城。通州到京城,直线距离大约四十多里。他的手指从通州的位置出发,沿着运河的走向往西北划了一段,停在了一个标注着“张家湾“的小圆点上——他们昨天待过的地方,然后继续往西北划,经过通惠河的汇流处,抵达京城的南面。
但他在看的不只是路线。
他在看整个局。
地图上,他这几天的行军路线只是一条细线——从登州出发,往西北走了一千多里,到了通州附近,打了一场仗,现在正在往京城方向移动。这条线在整幅地图上几乎看不见,像是一只蚂蚁在一张大桌子上爬过的痕迹。
但这条细线旁边的那些东西,他看得很清楚。
北面,后金的主力——大约八万到十万骑兵,分成几路,在京畿一带展开,像是一把张开的手掌,手掌的五根手指分别伸向不同的方向,遵化、三河、顺义、通州、良乡,每一个方向上都有后金的兵在动。
西面,袁崇焕的关宁军——从宁远回援,走了上千里,应该已经到了京城附近。但沈青出发前最后一条消息说,袁崇焕已经被崇祯帝召进城里了——不是嘉奖,是审问。审什么?审他为什么不在蓟镇堵住后金,为什么让后金打到了京城脚下。
南面,各路勤王军——他亲眼看到了通州外面那几支的下场,三散一存。那只是十几路勤王军中的四支,其他的还在路上,或者已经到了别的地方,但和那四支一样,互不统属,各自为政。
东面,是他来的方向——登州,长山岛,崔氏,承乾,沈青,赵铁,还有那个抽屉里的纸条。
四面八方的信息在他脑子里汇聚成一幅图——不是地图上画的那种死的图,是一幅活的、在动的图。图上的每一支力量都在移动,后金在掠,明军在追,勤王军在赶,溃兵在跑,百姓在逃,而他——他在这幅巨大的棋盘上,是一颗不起眼的小棋子,正在从棋盘的右下角往中间爬。
赵长缨蹲在旁边,啃了半块干饼子,就着水囊喝了一口水。他看到陆晏在看地图,没有打扰,等陆晏自己开口。
陆晏看了很久。
风从窑口那边灌过来,把地图的边角吹得翘了起来。他用手压住,继续看。
然后他开口了。
不是对赵长缨说的——是自言自语一样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对地图说话:
“以现在大明军队这个状态,挡不住的。“
赵长缨啃饼子的动作停了。
他侧过头,看着陆晏。陆晏没有看他,目光还在地图上。
“挡不住什么?“赵长缨问。
陆晏没有回答。
他的手指还在地图上——停在京城和通州之间的那段路上,不动了。
赵长缨等了一会儿,以为他在想别的事,又问了一遍:“少爷,挡不住什么?“
陆晏的手指从地图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
他抬起头,看了赵长缨一眼。
那一眼很短,但赵长缨看到了里面的东西——不是疲倦,不是害怕,不是愤怒。是一种很深的、很安静的、像是一口枯井一样的东西。那口井很深,深到看不见底,但你知道底下有水,只是水面太低了,光照不到。
陆晏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把目光重新放回地图上。
“挡不住什么“——这四个字的答案,他没有办法说出来。因为那个答案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也不是赵长缨能听懂的。
那个答案是一个数。
一个他从前世的历史书上搬过来的数字,搬过来之后又用这几天亲眼看到的东西核实了一遍,核实完了,数字还是那个数字,一点都没有变。
后金此役入关兵力:约十万。
明军各路勤王军总兵力:约二十万。
其中真正能打的:不超过五万。
五万对十万。
而那五万里面最能打的关宁军,他们的主帅袁崇焕,即将被投入大牢。
这组数字背后的意思是——这场仗,明军不会赢。
不是“可能不赢“。是“不会赢“。
后金也不打算真的打下京城——他们是来抢的,抢完了就走。但“抢完了就走“这件事本身,对大明朝来说,是一种比战败更深的耻辱。它意味着:你的首都被人骑在头上跑了一圈,你的边军被像驱赶牛羊一样驱赶了一遍,你的勤王军二十万人赶来了但什么也没挡住,你的皇帝坐在紫禁城里发了一夜的脾气但什么也改变不了。
然后——后金走了。大明朝“大捷“了。崇祯帝论功行赏了——赏完了之后,把袁崇焕拖出来凌迟了。
这就是己巳之变的全部剧本。
陆晏在他穿越过来之前,就把这个剧本读了不下五遍。每一遍都是一样的结局,没有任何一本书给出一个不同的版本。
现在他站在这个剧本的中间——不是读它,是活在里面。他的脚踩在这个剧本的第三幕上面,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剧本里的角色,他自己也是。唯一不同的是——他知道结局,别人不知道。
知道结局的人在一群不知道结局的人中间,是什么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像是一口枯井,井底有水,但光照不到。
他把地图折好,收进怀里。
“走吧,“他说,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碎砖灰,“天黑之前到不了京城,在通惠河边上再扎一夜营。“
赵长缨站起来,没有再问刚才那个问题。他不追问——这是他的好处。有些事情,问了一遍没有得到回答,就不再问第二遍。答案如果重要,陆晏会在该说的时候说。如果不说,就是不该说。
队伍重新整理,准备出发。
陆晏走到队伍前面,回头看了一眼——一百四十二个人,排成两列,夹杂着几匹驮着伤员的马,在废窑场的平地上拉成了一条长长的线。线的尾巴上,有一匹马背上驮着一个用油布裹着的东西。
周小年。
他转过头,朝前走了。
旧路在前面延伸着,弯弯曲曲的,像是一条不知道通向哪里的绳子。绳子的那头是京城——顺天府,大明朝的心脏。
心脏里面坐着一个叫朱由检的人,那个人现在大概正在大发雷霆,或者正在大发雷霆的间隙里喘一口气。
他要去见那个人——不是真的见,是出现在那个人的视野范围里。让崇祯帝知道:有一个叫陆含章的登州通判,带了一百多号人,从山东跑了一千多里路来勤王,在通州打了一仗,没有掉链子。
这就够了。
让皇帝记住你的名字,在大明朝的官场上,比十道军功文书都值钱。
他在心里把接下来的步骤过了一遍:
第一步,到京城,找到接收勤王军的衙门——应该是兵部或者五军都督府——挂上号,递上军功文书。文书上写得低调:策应友军,侧翼牵制,配合有功。不多不少,刚好够升一级的程度。
第二步,趁着在京城的机会,打听朝廷对这次己巳之变的善后方案。谁会被赏、谁会被罚、谁会被杀——这些信息决定了他回到登州之后的处境。
第三步,看看能不能碰到孙元化。沈青出发前的情报说,孙元化现在应该在京城——他是火器方面的技术人才,朝廷在打仗的时候不太可能把他扔在一边不管。碰到了,打个照面,维持关系。碰不到,也没关系。
第四步——活着回去。
这四步想完了,他在心里给每一步标了一个预估的时间:进京挂号一到两天,打听消息两到三天,找孙元化一天,然后南下返回,走半个月。加在一起,从现在到回到登州,大约二十天到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他会回到登州,回到书房,回到那个锁着铜锁的抽屉旁边。抽屉里的纸条还在那里等着他——孔有德的纸条,沈青的汇报,每一张都带着一个日期和一个判断。
他走了这一趟,打了一仗,死了一个人,伤了七个人,看了很多很多人死在他面前。回去之后,他从登州通判变成了登州同知——大概率是这样,如果文书递得顺利的话。品级升了半级,官帽子换了一顶。
然后呢?
然后什么都没有变。
朝廷还是那个朝廷——杀自己人比杀敌人利索。皇帝还是那个皇帝——疑心比能力大。后金还是那个后金——打完了抢完了拍拍屁股走了,明年还来。孔有德还是那个孔有德——蹲在登州城南的营里,抽屉里的纸条还是一天一张地往里面堆。
什么都没有变。
变的只有一件事——他的脑子里多了一组数字。
一组用亲眼所见核实过的数字。
后金骑兵在平原上的冲击速度:三百步,不到一分钟。一个千人规模的步兵方阵从接敌到被冲散的时间:一刻钟。一支四五千人的勤王军在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抵抗后金偏师的结果:三散一存。明军的火器在百步距离上对后金骑兵的命中率:十发中一二。明军各部之间的协同能力:没有。
这些数字不在任何兵书上,不在任何奏疏里,不在任何朝堂上的大臣嘴里。它们只在战场上——在那些被马蹄碾过的泥地里,在那些歪倒的旗杆上,在那些来不及列阵就被冲散的营帐中间,在周小年脖子上那个再也不会流血的伤口里。
他把这些数字一个一个地收进脑子里,像是前世在工地上收集地质勘探数据一样——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根钻杆打下去、从地层深处取上来的岩芯样本。样本不会说谎,不会安慰你,不会告诉你“其实没那么差“。样本只告诉你一件事:地基的承载力是多少,你能在上面盖多高的楼。
现在他看到了这个地基。
大明朝的军事地基。
这个地基的承载力,不够。
不够盖什么?
不够盖一座挡住后金的城墙。
不够盖一座扛得住李自成的堡垒。
不够盖任何一座能让他安安稳稳待在里面的东西。
所以他说了那句话:“以现在大明军队这个状态,挡不住的。“
挡不住的不是一场仗、一次入侵——是所有即将到来的东西。
他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后金还会来,明年、后年、大后年,一次比一次深入。李自成会起来,张献忠会起来,流寇会从陕西蔓延到河南、从河南蔓延到湖广。朝廷会杀越来越多的将领——杀袁崇焕、杀毛文龙已经杀过了——以后还会杀更多的人,杀到最后,没有人替它打仗了,它就自己倒了。
崇祯十七年——距离现在还有十五年——那个叫朱由检的人会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大明朝三百年的基业在一个早上就没了。
这些东西他全知道。但他说不出来。说出来也没有人信——赵长缨不会信,沈青不会信,崔氏更不会信。不是他们不信他,是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没有发生的事情,谁信?
所以他只说了半句话。
“挡不住的。“
后面半句——挡不住什么——他没有说。
他把那半句话咽了回去,和那些数字一起,压在心里最深的那个地方,锁上了。
以后再说。
或者永远不说。
有些东西,不需要说出来。知道就够了。
知道了,就能提前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一个不需要依靠这个朝廷的未来。
一个只属于他自己、属于长山岛、属于崔氏和承乾、属于那一百四十二个还活着的人的未来。
他在队伍前面走着,脚踩在旧路的夯土上,一步一步地走。
前面是京城的方向。
京城还在那里,城墙还在那里,崇祯帝还在那里。
但在他心里,那座城已经开始摇了。
摇得很慢,慢到除了他以外谁也感觉不到。
但它在摇。
他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