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五月，燕京。

    

    答辩结束的那天下午，阳光好得有些不真实。丁平从法学院的老楼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天。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长得很密了，把整条路都罩在阴影里，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在地上画出一片一片的、晃动的光斑。他手里攥着一本黑色的封皮论文，封面烫金的字在光里闪了一下，又暗下去。

    

    经济法，双博士。六年，两个学位，十九岁。他现在也可以自豪的说是燕大的杰出校友了，十九岁的双博士，不说后无来者，那也是前无古人。

    

    他在台阶上站了几秒，然后把论文夹在腋下，走下台阶，沿着那条被梧桐树荫覆盖的路往校门口走。路上人不多，偶尔有骑着自行车的学生从身边掠过，车铃叮叮当当的，在安静的午后显得很清脆。湖面上有人在划船，船桨划破水面，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很轻，很远。

    

    他没有特别激动。不是不激动，是那种激动已经在这六年里被一点一点地释放掉了。每一次考试，每一篇论文，每一个深夜的台灯，每一本翻到卷边的书——那些东西已经把所有的情绪都拆成了细碎的、日常的、不值一提的瞬间。他只是在做完了一件事之后，觉得应该吃一碗面，加一个荷包蛋。

    

    回到宿舍的时候，室友们都不在。他们比他大四五岁，有的已经工作了，有的在读博，有的在准备出国。宿舍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蝉在叫，一声接一声的，像是永远停不下来。丁平把论文放在桌上，倒了一杯水，站在窗前看着湖。湖面上那艘船还在，划船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船还是那条船，油漆已经有些斑驳了，但还能用。

    

    电话响了。

    

    他走过去，拿起听筒。

    

    “丁平，答辩结束了？”是爷爷的声音，丁平听出了紧张和压在胸腔里的期待。

    

    “结束了，爷爷。”

    

    “怎么样？”

    

    “通过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丁伟没有说话，但丁平听见他轻轻吐了一口气，那口气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慢慢吐出来的，带着一种压抑了很久的重量。

    

    “晚上回来吃饭。”丁伟说。

    

    “好。”

    

    丁平放下电话，站在窗前又看了一会儿湖。夕阳西下，湖面被染成橘红色，那些船靠岸了，空荡荡地在水面上轻轻地晃。他转过身，开始收拾东西。书架上的书要打包，衣柜里的衣服要叠好，抽屉里的笔记本要归类。六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收拾起来，也就是两个纸箱的事。

    

    他拿起桌上那本黑色的论文，翻开扉页。上面有导师的签名和评语，字迹潦草，但每一个字都很重——“优秀”。他看了几秒，合上，放进纸箱里。

    

    丁平回到四合院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老槐树的叶子在晚风里沙沙地响，声音很轻，像是在跟他说话。院子里的灯亮了，昏黄的，把青砖地面照出一片温暖的光。厨房里飘出红烧肉的香味，混着葱花的焦香和酱油的咸鲜，在暮色中弥散开来。

    

    丁伟站在台阶上，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头发全白了，但腰杆还是直的。他看见丁平走进院子，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去洗手，吃饭。”

    

    饭桌上摆了六个菜。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凉拌黄瓜，炖鸡汤，还有一盘切成薄片的酱牛肉。都是丁平爱吃的。丁伟坐在主位，丁平坐在他旁边。两个人安静地吃着，筷子碰在碗沿上，发出清脆的、细密的声响。厨房里还炖着汤，咕嘟咕嘟的，热气从门缝里挤出来，在灯光下变成白色的雾。

    

    “工作的事，定了。”丁伟放下筷子，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丁平抬起头，看着他。

    

    “你这个年纪去别的地方太扎眼，先去共青团。”

    

    丁平的手指微微顿了一下。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爷爷，等着他说下去。

    

    丁伟看着他，目光很复杂。“这时老首长的意思，你今年十九岁，太年轻。直接放到部委或者地方，压不住。先在共青团待几年，积累工作经验，熟悉机关运作，等年龄到了，再调整。”

    

    丁平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爷爷。”

    

    丁伟看着他的表情，看了几秒，然后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他没有问丁平愿不愿意，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从九岁开始，就已经不是在为自已活着了。那些责任，那些期待，那些从老首长、从爷爷、从那些已经走了和还在路上的人身上传递下来的东西，早就压在他肩上。不是别人给他的，是他自已接过来的。

    

    政策研究室主任常鑫（书友我母星呢？友情客串）是在丁平答辩后的第三天知道这个消息的。

    

    他当时正在办公室里看一份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调研报告，秘书敲门进来，把一份文件放在他桌上，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他的手指停住了，摘下眼镜，看着秘书。

    

    “你说什么？”

    

    “丁平同志被安排到团中央了。”秘书重复了一遍，“组织部的文件已经下了。”

    

    常鑫沉默了很久。他把眼镜戴上，又摘下，又戴上。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梧桐树的叶子被风翻动，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像是在翻一本很厚的书。他转过身，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老首长那边，帮我约一下。”

    

    常鑫五十六岁，政策研究室主任，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七年。他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比丁平早了很多届，但他知道丁平——不是因为丁伟，是因为丁平在学术期刊上发的那几篇文章。关于国企改革的，关于反间谍立法的，关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那些文章他看了不止一遍，每一遍都觉得这个年轻人不是在写文章，是在画地图。地图上有路，有河，有山，有那些他还没有走过、但迟早要走的、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

    

    他一直在等丁平毕业。等这个年轻人来到政研室，来到他身边，成为他团队里最年轻、也可能是最有价值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