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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彰的担忧不无道理。华北平津一带的局势，在这几个月之中一直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之中。那平衡像是一根绷紧的弦，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谁也不敢用力去拨它。

    各方势力在这张棋盘上小心翼翼地落子，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引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日本人在北边虎视眈眈，关东军的铁蹄经过长城一役之后，已经踏进了长城以南。他们的装甲车在长城口碾过中国人的尸体，他们的太阳旗插在喜峰口上，在风里猎猎作响。

    那些穿着黄皮的士兵，腰里别着刺刀，眼睛里冒着凶光，像一群饿狼，蹲在门口，随时准备扑进来。

    国民政府虽然勉力支撑，军队调来调去，防线修了又修，可谁都知道，那不过是纸糊的墙。中央军的师调过来一个，又调走一个；东北军的军开过来，又开回去。防线修了三道，又拆了两道，修来修去，还是那几道土墙，还是那几个碉堡。看上去忙得热火朝天，实际上什么也没改变。

    洋人列强在租界里隔岸观火，歌舞升平，仿佛这一切都与他们无关。英租界的舞厅里，爵士乐响到深夜；法租界的咖啡馆里，男女老少喝着咖啡聊着天；意租界的花园里，贵妇人们牵着狗散步。他们像是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外面打得再热闹，也影响不了他们的好日子。

    大家各怀心思，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可何应钦对于梅津备忘录的回应，彻底地打破了这种平衡。

    接下来的时局往哪个方面发展，谁的心里也没有底。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一旦何应钦真的兑现他的口头承诺，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华北平津的局势，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变化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倒全倒，谁也拦不住。

    这种变化将会以南京政府的势力全面萎缩，日本势力逐步扩张为基调。罢免省主席，撤走军队，取缔党部，禁止抗日——哪一条不是在挖国民政府的根？哪一条不是在往日本人的口袋里装东西？

    省主席没了，谁替国民政府管河北？军队走了，谁替国民政府守华北？党部撤了，谁替国民政府宣传？抗日禁了，谁还跟日本人作对？

    最危险的局面，日本人甚至会以何应钦拖延撤军为借口，在华北再次挑起军事冲突。借口这种东西，想要多少有多少。今天可以说你撤军太慢，明天可以说你还有反日言论，后天可以说你的军队有挑衅行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日本人最擅长的，就是找借口。九一八事变是借口，一二八事变是借口，长城抗战也是借口。这一次，他们也不会例外。

    一旦这个预测成真，整个华北将会沦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到那时候，日本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日本人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华北的老百姓，就得像东北的老百姓一样，当亡国奴。

    这其中唯一的变数，就是天津的外国列强势力！这些外国势力，不会允许日本人在华北一家独大的。他们在这里有租界，有生意，有利益。英国人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每年从华北运走多少茶叶、丝绸、猪鬃？美国人的美孚石油，在天津卖出去多少煤油？法国人的东方汇理银行，在天津放出去多少贷款？哪一家不是日进斗金？哪一家不是在华北扎了根？

    日本人要是真的把华北吞了，他们的利益怎么办？他们在华北几十年的经营怎么办？所以，他们一定会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加以制衡。

    但是，如果你想让这些外国列强和日本人真刀真枪地干上一场，那又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英国人在远东只有一万人的部队，美国人连个像样的陆军都没有，法国人？不提他们了！打仗不行，投降倒是一把好手！指望他们去跟日本人拼命？那是做他妈的春秋大梦。

    但不管怎么说，列强势力也是现如今唯一能够依靠的力量了！所以，王汉彰打算去詹姆士先生那里探探口风。詹姆士先生是他在英租界最大的靠山，是他在天津卫站稳脚跟的根基。詹姆士先生的态度，关系到他在英租界的一切。要是詹姆士先生也乱了阵脚，那他可就真他妈的没辙了。

    他出了兴业公司，上了停在门口的那辆黑色雪佛兰轿车。他发动了引擎，车子缓缓驶入街道，朝着英租界的方向开去。他开得不快，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夹着烟。车窗开着，风从外面灌进来，吹得他的头发有些乱。他没有理会，只是眯着眼睛，看着前方的路。

    街道两旁的景象不断变换。出了南市，过了海光寺，穿过了交界处的铁栅栏门，进入了英租界。街道两旁的景象渐渐变了，平房少了，洋楼多了；穿短打的少了，穿西装的多了；路边的小摊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咖啡厅和西餐馆。路上偶尔能看见几个洋人，穿着考究的西装，戴着礼帽，拄着手杖，不紧不慢地走着。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那么安详宁静，仿佛外面的世界和这里没有任何关系。

    王汉彰把车停在詹姆士先生宅邸门口，下了车。那是一幢三层的小洋楼，红砖墙，白窗框，门口有两棵修剪得很整齐的松树。他按响了门铃，等了好一会儿，一个穿着白围裙的佣人开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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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是王汉彰，佣人连忙说：“王先生来了。詹姆士先生一大早就被叫到工部局去开会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您要不要进来等？”

    王汉彰听了，眉头微微一皱。工部局开会？那些洋人平时难得聚在一起，今天怎么突然开会了？看来何应钦的这个回应，把他们也惊动了。他想了想，说：“不用了，我去工部局找他。”

    他上了车，调转车头，朝着英租界工部局戈登堂的方向开去。戈登堂在海河边，是一座灰色的石头建筑，高大而庄严，门口有铁栅栏门，有印度巡捕站岗。那是英租界的权力中心，所有的大事都在那里决定。

    他把车停在戈登堂门口，下了车。门口的印度巡捕认识他，点了点头，放他进去了。他上了二楼，沿着右侧走廊一直走到尽头。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墙上挂着一幅幅油画，画的是英国的风景和人物，昏暗的光线里，那些画里的人像像是在盯着他看。

    他走到詹姆士先生的办公室门口，轻轻地敲响了房门。那敲门声很轻，很有节奏，“咚咚咚”三下，然停住。

    片刻之后，房门被打开了。开门的是詹姆士先生本人，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见是王汉彰，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那笑容很温和，很亲切，可那温和底下，分明藏着什么——是凝重，还是别的什么？

    王汉彰往办公室里看了一眼。办公室里光线明亮，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把整个房间照得亮堂堂的。詹姆士先生坐在办公桌的后面，在他的对面，还有一个男人。

    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身材瘦削，肩膀很宽。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系着一条暗红色的领带，脚上的皮鞋锃亮。他的脸棱角分明，颧骨很高，下巴很尖，有一头亚麻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往后背过去。

    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很亮，很冷，像冬天的湖水，又像鹰隼的眼睛。他正盯着王汉彰，那目光阴冷而锐利，像是要把人看穿，看透，看到骨头里去。

    那目光只盯着王汉彰看了两秒钟，便把目光投向了窗外，仿佛王汉彰不过是一件无关紧要的摆设，不值得他多看一眼。

    就在这时，詹姆士先生冲着王汉彰招了招手，开口说：“王，进来说话，顺便把房门关上。”

    王汉彰走进了办公室之中，随手关上了房门。那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发出“咔嗒”一声轻响，隔绝了外面走廊里的所有声音。

    就听詹姆士先生继续说道：“王，我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华莱士先生，是我在英国时候的老同事、老朋友。他马上要去香港任职，在任职之前，特意来看看我。华莱士，这就是我和你提起过的王汉彰，一个聪明的小伙子！”

    王汉彰赶紧上前，脸上堆着笑，微微弯了弯腰，说：“华莱士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他伸出手去，想要握手。华莱士站起身来，和他握了握手。那只手很凉，很瘦，指节突出，像是一把铁钳。他握得很轻，很敷衍，指尖碰了碰就松开了。他似乎并没有打算和王汉彰过多的交谈，甚至没有正眼看他。

    他只是冲着王汉彰微微地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很浅，像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一碰就散。然后他扭头对詹姆士说道：“好了，我还要去拜访一下英租界的董事会主席，就不打扰你了。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到香港去帮我。你知道，我在那边需要信得过的人。”

    他说着，拿起桌上的礼帽，戴在头上。那礼帽是黑色的，很新，帽檐压得很低。他拿起手杖，那手杖是乌木的，杖头镶着一圈银箍。他冲着詹姆士点了点头，然后大步走出了办公室。他的皮鞋踩在地毯上，没有声音，但王汉彰能感觉到那股压迫感，像一阵冷风，从他身边刮过，带走了房间里的所有温度。

    这位华莱士先生前脚刚走，王汉彰就迫不及待地问道：“詹姆士先生，您要去香港？”

    他的声音有些发紧，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他的眼睛盯着詹姆士先生，那目光里有惊讶，有不安，也有一丝隐隐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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