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5章:救治范围的扩大
197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迟。
三月中旬,四九城的杨树才刚刚冒出一点嫩芽,护城河里的冰还没完全化开。但西单那家小小的委托商店,却迎来了开春以来最“繁忙”的时段。
不是来买东西的人多了——实际上,店里的顾客依然寥寥无几。而是那些被悄悄塞进旧书里、包裹在旧衣物中、或者伪装成寄售物品送来的信件,突然多了起来。
老吴戴着老花镜,坐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本《红旗》杂志,看似在认真阅读,余光却时刻留意着每一个进店的人。
一个穿着洗得发白中山装的中年妇女,在店里转了两圈,最后拿起一个缺了角的瓷碗端详。趁没人注意,她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迅速塞进碗里,又把碗放回原处。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说要寄售几本外文书。在登记的时候,他把一个叠成方块的纸条夹在了书页里。
甚至还有个穿着军大衣、腿脚不太利索的老人,在店里坐了半个小时,临走时“不小心”把一份病历落在了长椅上。
老吴不动声色地收着这些“货”。等到晚上关店,他才把这些东西一件件整理出来,分门别类。
信件一共七封。
比上个月多了四封。
而且,不再局限于四九城。信封上的地址五花八门:黑龙江某农场、江西某干校、湖北某山村、甘肃某劳改场……
老吴叹了口气,把信件装进一个铁皮饼干盒,锁进保险柜。第二天一早,这个盒子通过特定的渠道,送到了林卫东手里。
而林卫东,在当天晚上,又敲响了李建国的家门。
这次,他没有带点心,手里只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进屋后,公文包往桌上一放,金属搭扣弹开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建国,你看看这个。”林卫东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个铁皮饼干盒,打开,里面是厚厚一叠信件。
李建国没有立刻去拿,而是先倒了杯茶,推到林卫东面前:“多少?”
“七封。”林卫东喝了口茶,语气复杂,“而且,范围扩大了。东北、华中、西北……都有。”
李建国这才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信封很普通,上面用钢笔写着收件地址“西单委托商店”,没有寄件人信息。拆开,里面是两张信纸。
第一张是病情描述:“病人:王振华,原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六九年下放黑龙江五七干校。长期营养不良,去年冬天感染肺炎,治疗后未愈,转为慢性支气管炎,入春后加重,咳血,低烧不退。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仅能提供最基础消炎药,效果不佳。”
第二张是病历——是真的病历,从某个县医院撕下来的,上面有潦草的诊断和简单的治疗方案。
李建国放下,拿起第二封。
“病人:赵树理,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七〇年被关押审查,现于江西某农场劳动改造。年初在劳动中摔伤,右腿胫骨骨折,当地卫生所简单固定,但愈合不良,现已感染,伤口化脓,伴随高烧。”
第三封。
“病人:周新民,原某省工业厅副厅长,七一年被打倒,下放湖北农村。患有严重胃溃疡,去年底大出血一次,抢救后保住性命,但身体状况极差,近日再次出现黑便症状……”
一封信,一个名字,一段遭遇,一种伤病。
七封信,七个人,七个不同地方,七种不同困境。
李建国看完最后一封信,没有立刻说话。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春夜的冷风灌进来,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
“这些信……”他转过身,“都是怎么送来的?”
“各种渠道。”林卫东说,“有托回城探亲的知青带的,有通过邮局寄的——但地址写得很模糊,显然是内部有人帮忙转递。还有的是……”他顿了顿,“是家属亲自送来的,冒险来北京,找到老吴的店。”
“他们怎么知道老吴?”
“一传十,十传百。”林卫东苦笑,“陈老那边救活了,郑老、赵老、文化部那位……也都陆续好转。这种消息,在那种环境里,比什么传得都快。现在那个圈子里,都知道四九城有个‘暗夜神医’,手里有奇药,能救命。”
李建国沉默了。
他知道会有这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猛。
一个月前还只是三封信,现在已经是七封。下个月呢?会不会是十七封?二十七封?
他走到书架前,从最上面一层拿下一个笔记本。翻开,里面已经有十几个名字:陈明远、郑XX、赵XX……
每个名字后面,都简单记录了病情、用药、效果。
这是他给自己建的“病历档案”。
现在,这个档案要增加七个人了。
“建国,”林卫东看着他,“接不接?”
这是个问题。
接,意味着工作量成倍增加,风险成倍增加。药材的消耗,传递的难度,暴露的可能性……
不接,那七个人里,可能有人熬不过这个春天。
李建国合上笔记本,坐回桌前。他拿起那七封信,又看了一遍。
七个人,七个领域:经济学、物理学、工业管理、历史学、农学、文学、医学。
都是这个国家曾经急需,现在和未来依然急需的人才。
而他们,正在一个个偏远的地方,因为伤病,慢慢凋零。
“接。”李建国终于开口,“但要有规矩。”
“你说。”
“第一,建立档案。”李建国打开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每个人的姓名、原单位、原职务、下放原因、现所在地、病情、病程、当地医疗条件……这些信息,必须核实清楚。”
林卫东点头:“这个我去办。老吴那边也能帮忙核实一些。”
“第二,分级管理。”李建国继续说,“按病情紧急程度分三级:危重、紧急、一般。危重的优先处理,救命要紧;紧急的尽快安排;一般的可以暂缓。”
“第三,审查标准。”李建国的声音严肃起来,“不是所有人都救。救该救之人。”
“什么是‘该救之人’?”
李建国想了想:“一,确实有真才实学,对国家建设有贡献的;二,下放原因属于冤假错案,或者问题不大的;三,人品端正,不是真正的害群之马;四,家属或者身边人愿意配合,能够保守秘密的。”
林卫东把这些记在心里:“我明白了。那这七个人……”
李建国重新拿起那些信,一份份看过去。
“这个经济学家王振华,要救。国家迟早要搞经济建设,需要这样的人才。”
“物理学家赵树理,要救。清华的教授,搞基础研究的,是宝贝。”
“工业厅的周新民……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实干家。救。”
他一一点过去,七个人里,选了五个。
“这两个,”他抽出两封信,“暂时不接。”
林卫东接过一看:一个是原某地委书记,一个是原某厂党委书记。
“为什么?”
“第一个,信里写的是‘高血压、心脏病’,但病情描述很模糊,而且家属要求‘最好能弄点人参鹿茸补补身体’。”李建国摇头,“这不是救命,是想要补品。我的药是救急的,不是给人养生的。”
“第二个呢?”
“第二个,下放原因是‘贪污腐化,生活作风问题’。”李建国把信放下,“虽然现在很多罪名都是莫须有,但这个……老吴那边核实过吗?”
林卫东想了想:“核实过一点。这人确实有点问题,当年在厂里,确实手脚不干净。虽然现在被整得有点过头,但底子不干净。”
“那就不接。”李建国说得很坚决,“救该救之人,不是滥好人。我的药有限,精力有限,只能用在刀刃上。”
林卫东点点头,把那两封信收起来:“我会处理。”
剩下的五封信,摊在桌上。五个名字,五种病情,五个不同的远方。
“药,我来配。”李建国说,“传递渠道,你来安排。记住,安全第一。宁可慢一点,不能出事。”
“明白。”
送走林卫东,已经是深夜。李建国没有睡意,直接进了空间。
五个人,五种病。
经济学家的慢性支气管炎咳血,需要润肺止咳、凉血止血的药。他选了百合、麦冬、川贝母、白及、三七,制成蜜丸。
物理学家的骨折感染,需要接骨续筋、清热解毒。虎骨粉已经不多,他省着用,配上骨碎补、金银花、连翘、蒲公英。
工业厅长的胃溃疡出血,需要健脾和胃、止血生肌。黄芪、白术、茯苓、白及、乌贼骨、浙贝母……
还有历史学家的肝病,农学家的肾病,文学家的神经衰弱……
每一份药,他都根据病情精心配伍。既要有效,又不能太“神效”而引人怀疑。所以他在一些方子里加了普通的草药作为“掩护”,真正的核心药材用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包装依然是老规矩:最普通的容器,最简单的说明,字迹歪斜得像是不识字的老人的手笔。
只是这一次,他多做了件事。
在每份药的包装里,他都放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只有一个字:“望”。
望,是希望,是盼望,是守望。
他希望这些药能起作用,盼望这些人能熬过去,守望这个国家好起来的那一天。
他不知道这些人能不能看懂这个字的意思。
但他希望他们能。
配完五份药,天快亮了。李建国退出空间时,感到一阵疲惫——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累。
救人,不是简单地把药送出去就完事了。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人生,一个家庭,一种可能。
救活了,这个人也许还能回到岗位上,还能发挥作用。
救不活,就什么都没了。
这种重量,压在肩上,沉甸甸的。
第二天,药通过老吴的渠道送出去了。
接下来是等待。
等待消息传回来,等待那些人病情的变化,等待春天的真正到来。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李建国在轧钢厂技术科审核图纸时,接到了林卫东打来的电话。
“建国,消息回来了。”
“怎么样?”
“五个里,四个有反应了。”林卫东的声音透着兴奋,“经济学家咳血止住了,物理学家烧退了,工业厅长没有再便血,历史学家说肝区疼痛减轻了……”
“还有一个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农学家……没撑住。药送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三天了。肾衰竭,尿毒症。”
李建国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
他知道会有这一天。不是所有人都能救回来。医学有极限,时间有极限,距离有极限。
但真正听到消息时,心里还是像被什么扎了一下。
“家属……说什么了吗?”
“家属说,谢谢。说药虽然没赶上,但这份心,他们领了。”林卫东叹了口气,“还说,等将来政策好了,一定亲自来北京道谢。”
李建国挂了电话,在办公桌前坐了许久。
四个成功,一个失败。
成功率百分之八十,很高了。
但他记住的,是那个没救回来的人。
农学家,研究土壤改良的,下放前在农科院工作。信里说,他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中国农民都能吃饱饭”。
这个愿望,他再也看不到了。
但还有四个人,活下来了。
经济学家还能继续研究经济规律,物理学家还能继续教书育人,工业厅长还能继续管理工厂,历史学家还能继续书写历史。
这也许,就是他做这些事的意义。
不是救每一个人,而是救那些救得回来的人,救那些救回来还有价值的人。
这不是冷血,是现实。
在这个现实里,他尽自己所能,能救一个是一个。
那天晚上,李建国在空间里,在那本“病历档案”上,农学家的名字后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圈。
然后,在新的一页,写下了四个新的名字。
王振华、赵树理、周新民……
名字后面,是病情跟踪,用药记录,效果评估。
这本档案,越来越厚了。
而“暗夜神医”这个名字,在那个隐秘的圈子里,也越来越响了。
春天终于来了。四九城的杨树绿了,桃花开了,护城河的水流动起来。
西单委托商店里的“货”,还在增加。
老吴的铁皮饼干盒,快要装不下了。
林卫东来的次数越来越多,公文包越来越鼓。
李建国空间里的药材消耗得越来越快,他不得不开始有意识地扩大种植,甚至尝试用灵泉培育新的品种。
一切都在悄然变化。
而李建国自己,也在变化。
他不再只是轧钢厂的技术科负责人,四合院的户主,林婉清的丈夫,三个孩子的父亲。
他还是那个隐秘网络的核心,是那些散落在天南地北、身处逆境的人们心中,最后的一线希望。
这个身份,没有名分,没有报酬,甚至不能对人言说。
但它真实存在。
就像春天里埋在地下的种子,虽然看不见,但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
李建国知道,他正在种下这些种子。
在那些偏远农场,在那些干校牛棚,在那些山村角落。
一个经济学家,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教授……
一颗颗种子,在药物的滋养下,熬过了严冬,等来了春天。
而他自己,也在等待。
等待这些种子发芽的那一天。
等待这个国家,真正苏醒的那一天。
到那时,“暗夜神医”也许就不再需要了。
但在这之前,他还会继续。
救该救之人,尽应尽之力。
这是他的选择。
也是他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