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来得又绵又密，将闽西山区的武所县城笼罩在一片氤氲水汽之中。天色晦暗，刚过傍晚，长街石板路上就已少见人迹，只有檐角滴答不绝的水声，敲打着这座战时后方小城的岑寂。街巷深处，偶尔传来几声零落的犬吠，旋即又被雨声吞没。

    县城中心，原是一处旧式祠堂改建的国民政府武所县党部，此刻更是门庭冷落。青砖门楼上的党徽，被雨水浸得色泽深暗，两侧持枪卫兵的身影在门廊的阴影里，如同两尊凝固的雕像。穿过几进院落，最里间的一处厢房，窗户被厚重的绒布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丝光也透不出去。

    这便是县党部书记长兼特种会报会负责人王文涛的办公室。他的工作，自然是收集情报，伺机策划组织反共。

    王文涛，从上海潜伏多年，后被派回到福建，又被派遣到武所，负责县党部。

    房间里，一股纸张霉湿、墨锭、还有若有若无的烟草和铁锈般的气息混杂着。王文涛独自坐在宽大的红木写字台后，身子微微前倾，罩在那一圈台灯投射下的昏黄光晕里。灯光勾勒出他瘦削的脸颊和紧抿的薄唇，也照亮了墙上悬挂的一幅裱糊精致的条幅，那是他自己手书的四个颜体楷字——“忠党爱国”，墨色乌亮，笔力沉雄，在这压抑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目。

    他指间夹着一支红蓝铅笔，笔尖在一份摊开的薄册页上缓慢移动，发出沙沙的轻响。那册子的纸张有些泛黄粗糙，封面上没有任何字样。此刻翻开的那一页，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有些名字后面打了勾，有些划了叉，还有些，像他此刻正凝视着的那个，尚是空白。

    名字是：王文瀚。

    他的笔尖，就悬在那个名字上方，微微颤抖。一滴殷红的墨迹，在笔尖凝聚，欲坠未坠。

    王文瀚。他的亲弟弟，他母亲傅善贞两个儿子，也是他唯一的亲弟弟。记忆的碎片不受控制地翻涌上来，是湘水湾河滩上两个少年的追逐笑闹，是王文瀚跟在他身后脆生生喊着“哥哥”的模样，是那年他离家赴沪求学前，少年王文瀚将一枚温润的中山石印章塞进他手里，说是自己刻的，让他带在身边……

    窗外雨声潺潺，更显得室内死寂。那盏绿玻璃罩的台灯，光线稳定得令人心慌。

    终于，他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眸子里仅剩的一点波澜也归于沉寂。手腕落下，红蓝铅笔在那名字上，用力地、毫不犹豫地划下了一道猩红的斜杠。完成这个动作，他像是耗尽了力气，将笔掷在桌上，身体向后靠进高背椅里，抬手用力捏着眉心。

    就在这时——

    “王书记长，连亲骨肉都下得去手？”

    一个声音，不高，却带着冰冷的穿透力，清晰地从窗外飘了进来。那声音似乎隔着一层雨幕，有些模糊，却又字字钻心，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诮，甚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本地口音。

    王文涛浑身猛地一僵，捏着眉心的手顿住了。刹那之间，他眼中疲惫尽去，锐利如鹰隼般的目光倏地射向那扇被厚绒布遮严的窗户。他没有立刻起身，也没有惊呼，只是放在桌面下的左手，无声地、极其迅捷地滑开抽屉，握住了一把冰冷坚硬的勃朗宁手枪枪柄。右手指尖，则轻轻拂过刚才掷下的红蓝铅笔，仿佛那只是一次无意识的动作。

    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撞击着，一下，又一下。是谁？卫兵？不可能。潜伏的敌人？竟能悄无声息地摸到这核心地带的窗外？还是……内部的眼睛？

    他维持着坐姿，声音平稳得听不出一丝异样，对着窗口方向，一字一顿地反问：“何方朋友？夜雨寒重，何不进来一叙？”

    窗外只有雨声，绵密如初。那声冷笑之后再无动静，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他心神激荡下的幻觉。

    但王文涛知道，不是幻觉。

    他静静等了片刻，握着枪柄的手缓缓松开，轻轻推上抽屉。然后，他站起身，走到墙边，伸手“啪”一声按下了电灯开关。屋顶那盏昏暗的白炽灯亮起，驱散了台灯营造出的小片光晕，将整个房间照得一览无余，也让他脸上瞬间恢复的冷硬线条暴露无遗。

    他走到窗边，并没有立刻拉开窗帘，而是侧耳倾听了片刻，这才猛地将绒布窗帘向两边扯开。玻璃窗外，是沉沉的夜色和迷蒙的雨丝，院落墙角那棵老榕树的枝叶在风雨中摇曳，黑影幢幢。看不到任何人迹。

    王文涛盯着窗外看了足有一分钟，才慢慢拉回窗帘，转身回到办公桌前。他拿起内部电话的听筒，摇动了手柄。

    “是我。”他的声音没有任何温度，“刚才，有没有人靠近我的办公室？……没有？加强警戒，所有岗位，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得出入党部。发现任何可疑，格杀勿论。”

    放下电话，他重新坐回椅子上，目光再次落回那份名单，落在“王文瀚”那个名字上，以及那道新鲜刺目的红杠。他伸出手，将那份名单拿起，仔细地折叠好，放进了写字台最底层那个带暗锁的抽屉里，然后“咔哒”一声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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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这一切，他靠进椅背，点燃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眯着眼，看着对面墙上那“忠党爱国”四个大字，嘴角慢慢扯起一丝极冷、极硬的笑意。

    亲骨肉？在这年月，忠与孝，党与家，早就成了必须剖开的两面。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武所县的清晨，在湿漉漉的雾气中醒来。昨夜的雨已经停了，但青石板路依旧滑腻，空气里满是泥土和植物腐败的气息。县城很小，从东门到西门，快步走也不过一炷香的功夫。几条主要街道两旁，多是低矮的木板门面店铺，伙计们打着哈欠卸下门板，开始一天的营生。偶尔有挑着菜担的农人吆喝着走过，或是穿着灰布军装的保安团士兵三人一队，巡逻经过，沉重的脚步声在安静的街巷里回荡。

    与这表面的市井平静格格不入的，是城里悄然流传的各种消息。米店老板老周一边用鸡毛掸子拂拭着其实并无多少灰尘的米缸，一边压低了声音对来买米的熟客说：“听说了吗？北边过来的那支‘工作队’，前几日在十方那边，又被‘请’走了几个。”他伸出两根手指，比划了一个“八”字，又迅速收回，眼神里带着小商贩特有的谨慎与打探。

    熟客会意地点点头，也低声道：“这世道，不太平啊。日本人占了那么多地方，咱们这山里，也不得安生。”

    “谁说不是呢？”老周叹了口气，“王书记长那边，抓得紧呐……”

    他们口中的“王书记长”，此刻正坐在一辆黑色的奥斯汀轿车里，驶过武所县的街道。车身溅满了泥点，显示出昨夜行路的痕迹。王文涛坐在后座，穿着熨烫平整的深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目光平静地看着窗外。街景在他眼中掠过，那些窃窃私语的市民，那些巡逻的士兵，那些开门营业的店铺，构成了一幅他需要牢牢掌控的图景。

    车子没有在县党部门口停留，而是直接驶向了位于城西的武所县政府。县政府是一栋中西合璧的二层砖楼，比县党部要气派不少。小会议室里，每周一次的党政军联席例会即将开始。

    县长钟礼斋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穿着绸缎长衫，圆脸上总带着一团和气的笑容，见谁都能寒暄几句，但眼底深处却藏着商人的精明与官吏的圆滑。他原是本地富绅，靠着捐输和在地方上的人脉，坐上了这县长的位置。保安团团长李振彪则是个行伍出身的粗人，一身黄呢军装穿得绷紧，满脸横肉，说话嗓门洪亮。

    王文涛走进会议室时，钟礼斋立刻站起身，热情地迎上来：“王书记长，辛苦辛苦！昨夜雨那么大，还以为您要晚些到呢。”

    “公务要紧，钟县长客气了。”王文涛与他轻轻一握手，脸上是程式化的淡淡笑容。

    李振彪也站起身，敬了个不算标准的军礼，声音洪亮：“王书记长！”

    会议开始，先是钟礼斋照本宣科，汇报了近期的民政、赋税征收、粮食调配等情况，无非是“困难重重”、“勉力维持”之类的套话。轮到李振彪，他大手一挥，开始吹嘘保安团如何“清剿匪患”、“维护治安”，“抓获可疑分子若干”，唾沫星子几乎要溅到对面王文涛的脸上。

    王文涛一直安静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光滑的桌面，直到两人都说完了，他才抬起眼，目光扫过钟礼斋和李振彪。

    “钟县长，李团长，二位辛苦了。”他的声音不高，却让会议室里轻松的气氛为之一凝，“目前国难当头，日寇虽未直接犯我闽西，然其威胁无处不在。更紧要者，境内异党活动日趋猖獗，利用民众对战时困难之不满，散播谣言，蛊惑人心，此实为心腹大患。”

    他顿了顿，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轻轻放在桌上。“根据上峰指示，以及我们特种会报会近期掌握的情报，必须进一步强化地方保甲，实行连坐。对一切可疑人员，尤其是外来流动人口，要严加盘查。粮食、食盐、药品等战略物资，更要严格管制，严防资敌。”

    钟礼斋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搓着手道：“王书记长所言极是，只是……这保甲连坐，盘查管制，牵涉甚广，下面的人手……恐怕有些捉襟见肘啊。再者，民怨也不可不虑……”

    “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王文涛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人手不足，可以增募警备队。民怨？若因姑息而酿成大患，届时民怨更大，你我都担待不起。”他的目光转向李振彪，“李团长，保安团要加大巡查力度，特别是与江西交界山区，发现形迹可疑者，或所谓‘工作队’、‘宣传队’，不必请示，可立即采取果断措施。”

    李振彪挺了挺胸脯：“是！请王书记长放心，我手下儿郎，对付几个毛贼，不在话下！”

    王文涛微微颔首，语气放缓了一些，但内容却更加尖锐：“另外，据报，本地一些乡绅，对政府战时政策，颇有微词。甚至有人私下散布悲观言论，指责政府征粮、征税过重。钟县长，你在本地人脉广，这方面，还要多留心，该劝导的劝导，该警告的警告。须知，言论失控，其危害不亚于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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