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长春，秋风已经带着寒意，吹过一汽厂区里成排的白杨树，发出沙沙的响声。齐铁军裹紧了身上的蓝色工装，快步走向技术科那栋不起眼的三层小楼。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深红色的塑料封面已经磨得发白，上面印着烫金的“红旗”两个字。

    这是他在红旗机械厂时的笔记本，从1980年用到现在，十四年了。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满了技术参数、故障分析、改进方案，还有他手绘的简易图纸。这本子里，藏着一个秘密。

    推开技术科的门，办公室里已经坐了六七个人，都是备件国产化工作小组的成员。有从采购部调来的老陈，有质量部的小王，有维修车间的张师傅，还有两个刚从大学分配来的年轻人。大家围着会议桌，桌上摊着各种样品、图纸和报价单。

    “齐工，您来了。”老陈站起来，“我们正讨论接触器选型的事。这是上海机床电器厂的样品，这是北京第一低压电器厂的，这是沈阳213厂的。价格差得不多，但质量……”

    齐铁军把红旗本放在桌上，坐下：“一个一个来。先说说测试情况。”

    小王翻开记录本：“按照德国标准做了寿命测试，上海厂的接触器，机械寿命一百万次，电寿命二十万次，达到了要求。北京厂的，机械寿命八十万次，电寿命十五万次，差一点。沈阳厂的，机械寿命六十万次，电寿命十万次，差的比较多。”

    “价格呢？”

    “上海厂的最贵，每个四十二元。北京厂的三十八元。沈阳厂的三十五元。”

    “质量呢？”

    “上海厂的最好，外观、做工、用料，都明显好于另外两家。特别是触点材料，用的是银氧化镉，耐磨，导电性好。北京厂用的是银氧化锡，差一些。沈阳厂用的是纯银，容易氧化。”

    齐铁军翻开红旗本，找到一页：“看看这个。”

    那一页上，用铅笔手绘了一个接触器的结构图，旁边密密麻麻写着测试数据。时间是1985年，地点是红旗机械厂。当时，厂里一台进口磨床的接触器坏了，德国原装的一个要两千多外汇券，等货三个月。齐铁军找了个国产的替代，是上海机床电器厂的，价格只要八十元人民币。他做了测试，记录在这里：机械寿命一百二十万次，电寿命二十五万次，超过了德国原装的。

    “九年前的数据，可能不准确了。”老陈说。

    “但至少说明，上海厂有这个技术底子。”齐铁军说，“而且，那时候的材料、工艺，还不如现在。现在应该更好才对。”

    “可是齐工，”小王犹豫了一下，“德国总部要求，所有备件必须用原厂指定品牌，或者经过总部认证的替代品牌。上海厂，没有认证。”

    “那就去认证。”齐铁军说，“把测试数据、样品、技术文件，都寄到德国去，申请认证。这个过程可能很长，可能要一年，甚至两年。但我们得开始做。今天不做，明天不做，永远都不会有中国制造的备件进入大众的体系。”

    会议室里一阵沉默。大家都明白，这是条艰难的路。德国的标准，德国的流程，德国的认证体系，每一步都像翻越一座山。

    “而且，”齐铁军继续说，“下个月德国考察团就要来。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不是简单地用国产件替代进口件，我们在建立自己的供应商体系，在推动本土产业链升级。这是大事，是战略，不是简单的降成本。”

    “那您的意思是……”老陈问。

    “三个厂都先小批量试用。在非关键设备、非关键部位用。记录使用情况，包括故障率、使用寿命、维修次数。半年后，看数据说话。同时，推动上海厂去德国认证，我们协助提供技术支持和测试数据。”齐铁军说，“另外，接触器只是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国产备件认证体系，包括技术标准、测试方法、供应商管理、质量追溯。这套体系建立起来，不仅一汽-大众能用，其他合资厂、自主品牌厂，都能用。”

    这番话让大家精神一振。是啊，如果只是简单地换几个备件，省点钱，意义不大。但如果能建起一套体系，能推动整个产业链升级，那价值就大了。

    “好，我们按您说的办。”老陈点头。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工作小组讨论了十个备件的进展情况。接近开关，选了南京一家厂；继电器，选了苏州一家；传感器，选了西安一家。每个备件，都选了至少两家供应商，都要做样品测试和小批量试用。

    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齐铁军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桌上摊着一本德文的技术手册，是施密特给他的，关于发动机制造工艺的。他翻开，一页一页地看，遇到不懂的单词，就查字典。

    看了几页，他停下来，揉了揉眼睛。视线落在红旗本上。他翻开本子，找到另一页。

    这一页，记的是1987年的事。那时候，红旗机械厂接了个军工订单，加工一种特殊的涡轮叶片，用在航空发动机上的。材料是高温合金，难加工。德国进口的五轴机床都干废了好几个刀片。最后，是一个老师傅，用最普通的三轴机床，靠着手摇分度头，一点一点磨出来的。精度达到了0.005毫米，比德国机床干的还好。

    老师傅姓马，退休前是八级钳工。他用的方法，现在看很原始，很笨，但有效。他告诉齐铁军：“机床是死的，人是活的。再好的机床，也要人会用。再差的机床，用好了，也能干出好活。”

    齐铁军当时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现在再看，感触更深。一汽-大众有德国最先进的生产线，有最严格的工艺标准，有最完善的质保体系。但这一切，都是德国人建立的，德国人掌握的。中国人要做的，不仅是学会操作，还要理解背后的原理，还要能改进，能创新，最终能建立自己的体系。

    就像马师傅，用三轴机床干出了五轴机床的活。不是机床多好，是人多牛。

    齐铁军合上本子，拿起笔，在今天的会议记录后面，加了一行字：

    “备件国产化，不是目的，是手段。目的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汽车零部件产业体系。路很长，但必须走。”

    窗外，一汽厂区的灯火通明。总装车间还在三班倒，生产线二十四小时不停。每一分钟，就有一辆捷达车下线。这些车，大部分零件是进口的，发动机是德国原装的，变速箱是日本爱信的，仪表盘是法国伟世通的。

    什么时候，这车上能多几个中国零件？什么时候，发动机、变速箱能是中国造的？

    齐铁军不知道。但他知道，必须有人开始做，从一颗螺丝，一个开关，一个继电器开始。

    江南省城的这个秋天，反常地热。都已经十月中旬了，气温还在三十度上下徘徊。沈雪梅坐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外间的长椅上，手里捏着一份文件，手心都是汗。

    文件是她花了三个晚上写的《红星机械厂职工医院与市第一人民医院合作方案》，一共八页，用复写纸抄了三份，一份给厂长，一份给卫生局，一份就是现在手里这份，要给市医院的刘院长。

    方案写得详细：红星厂医院出场地，出基础医护人员，市医院出设备，出专家，出管理。合作后，红星厂医院改名为“市第一人民医院红星分院”，挂两块牌子，对内还是厂医院，服务职工和家属；对外是分院，服务周边居民。收入分成，市医院拿六成，红星厂医院拿四成。药品、器械由市医院统一采购，降低成本。专家每周定期坐诊，复杂病例转诊到市医院，享受绿色通道。

    沈雪梅反复看了好几遍，觉得没什么问题了。但真到了要交出去的时候，又紧张起来。刘院长会怎么看？会觉得这个方案可行，还是异想天开？会愿意合作，还是嫌麻烦？

    “沈主任，刘院长请您进去。”秘书推开门。

    沈雪梅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整理了一下白大褂的衣领，走了进去。

    刘院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医生，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正在看一份病历。见沈雪梅进来，他摘下眼镜，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沈主任，坐。你的方案，王科长给我看过了。”

    “刘院长，您觉得……”沈雪梅小心翼翼地坐下。

    “想法不错。”刘院长开门见山，“我们市医院现在病人太多，床位紧张，医生护士连轴转，还是看不过来。你们厂医院，地方大，病人少，资源闲置。合作，是双赢。”

    沈雪梅心里一喜。

    “但是，”刘院长话锋一转，“有几个问题。第一，管理。你们厂医院是企业的，我们是事业单位，体制不同，管理起来麻烦。医生护士的编制、工资、职称，怎么算？第二，设备。我们出设备，是租给你们，还是卖给你们？如果是租，租金怎么算？如果是卖，你们有钱买吗？第三，责任。医疗事故，谁负责？医疗纠纷，谁处理？”

    一连串问题，问得沈雪梅有点懵。她只想着怎么把合作搞成，没想这么细。

    “还有，”刘院长继续说，“你们厂医院现在的医护人员，水平怎么样？能处理常见病吗？急救能力如何？设备操作熟练吗？这些都要评估。合作不是简单地把我们的专家派过去坐诊，还要培训你们的医护人员，提高整体水平。这个培训，谁来做？费用谁出？时间多长？”

    沈雪梅的汗下来了。她拿出本子，一边记一边说：“刘院长，您说的这些，我确实没想周全。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先搞个试点，小范围合作。比如，我们先开两个科，内科和外科，您派两个专家，每周各来一天。设备，我们先用现有的，不够的，您借给我们几件基本的，比如心电图机、X光机。人员，我们派两个医生、两个护士，到您这儿进修三个月。管理，我们先不涉及编制、工资，专家过来坐诊，我们给补助，按次算。责任，以我们厂医院为主，您那边指导。试行半年，看看效果，再谈下一步。”

    刘院长沉吟片刻：“这个思路比较稳妥。先试点，再推广。那这样，我们先从内科开始。我派个副主任医师过去，每周三上午坐诊。设备，我可以借给你们一台旧的心电图机，还能用。你们派两个人来进修，但要通过我们的考核，合格了才能上岗。”

    “太好了！谢谢刘院长！”沈雪梅激动地站起来。

    “别急着谢。”刘院长摆摆手，“我还有个条件。合作期间，你们医院的管理，要按我们的规范来。病历书写、处方管理、消毒隔离、医疗废物处理，都要达标。我们会定期检查，不合格的，要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合作终止。”

    “没问题！我们一定按规范来！”

    “那行，你回去准备一下，下周三，我们的专家过去。你先整理出一间诊室，把基本的药品、器械备齐。进修的事，你下周一带人来，我安排。”

    “好，好！”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沈雪梅脚步轻快。虽然只是试点，虽然只是内科，虽然只是每周三上午，但毕竟是开始了。万事开头难，只要开了头，就有希望。

    她没回医院，而是直接去了卫生局，向王科长汇报。王科长听了也很高兴：“好啊，老刘肯松口，这事就成了一半。你们好好干，做出成绩来，以后扩大合作就好说了。”

    “王科长，还有个事想请您帮忙。”沈雪梅说，“我们医院那台X光机，是七十年代的老机器，经常出故障，拍出来的片子模糊。能不能请局里协调一下，帮我们修修，或者换台旧的？”

    “X光机？”王科长皱眉，“那东西可不好弄。新的要十几万，旧的也要好几万。局里没这个预算。”

    “那……能不能从别的医院调剂一台？我听说市二院刚进了台新的，旧的淘汰了。能不能把那台旧的给我们？”

    “你想得倒美。”王科长笑了，“二院的旧机器，多少人盯着呢。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成不成，不敢保证。”

    “谢谢王科长！太感谢了！”

    离开卫生局，沈雪梅骑着自行车回医院。秋风吹在脸上，带着桂花的香味。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子开始黄了，在阳光下金灿灿的。

    她想起十年前，也是这个季节，她刚进厂医院当护士。那时候，医院只有一栋二层小楼，十几个医护人员，设备简陋，只能看个头疼脑热。十年过去了，医院盖了新楼，添了设备，医护人员增加到三十多人，能做一些简单的手术了。

    但这还不够。和市医院比，差得远。和未来的医疗需求比，差得更远。

    沈雪梅知道，这次合作，是医院转型的机会，也是挑战。成功了，医院能活下去，能发展。失败了，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回到医院，她立即召集全体人员开会。二十多个医生护士，挤在小小的会议室里。

    “同志们，有个好消息。”沈雪梅站在前面，声音有些激动，“市第一人民医院，同意跟我们合作了！”

    “怎么合作？”

    “他们派专家过来坐诊，每周三上午，从内科开始。我们派两个人去市医院进修，三个月。设备，市医院借给我们一台心电图机。管理，按市医院的规范来。”

    “那我们的工资怎么办？编制怎么办？”有人问。

    “试点期间，工资、编制不变，还在厂里。市医院给的补助，作为奖金发放。以后如果全面合作，再谈编制的事。”

    “那要是合作不成功呢？专家走了，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争气。”沈雪梅说，“专家来了，我们要好好学，把本事学到手。设备来了，我们要会用，会保养。管理规范，我们要严格执行，养成习惯。只有这样，即使将来合作结束，我们也有了进步，有了提高。”

    “那谁去进修？”又有人问。

    “自愿报名，择优选拔。要求：年龄四十岁以下，有三年以上临床经验，愿意学习，能吃苦。名额两个，一医一护。”

    去三个月，要离开家，要重新当学生，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

    “我报名。”一个年轻的女医生举起手。她叫李晓燕，二十八岁，卫校毕业，在医院工作五年了。

    “我也报名。”一个男护士也举了手。他叫王强，二十五岁，护校毕业，工作三年。

    “好，就你们两个。下周一带你们去市医院报到。”沈雪梅说，“其他人，也要做好准备。诊室要重新布置，药品要清点补充，器械要消毒备用。下周三，市医院的专家就来。我们要拿出最好的状态，不能让人家看笑话。”

    散会后，沈雪梅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长长地舒了口气。累，但充实。她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一种事情在向前推进的感觉，一种有希望的感觉。

    桌上，那个铝饭盒静静地放着。她打开，里面是早上带的馒头和咸菜，已经凉了。她倒了一杯热水，就着热水，慢慢地吃。

    饭盒是父亲留下的，用了二十多年了，磕磕碰碰，坑坑洼洼，但依然结实。就像这家医院，像这个国家，历经风雨，但依然在向前走。

    北京的秋天干燥，风吹在脸上像刀子。陆文婷紧了紧风衣的领子，快步走进机械部的大楼。她的包里，装着最新的项目进展报告，还有一份特殊的礼物。

    会议室里，五轴机床项目组的核心成员都到了。清华的李教授，北航的王教授，济南铸造所的刘工，沈阳电机厂的张工，还有部里的领导，总工，一共十几个人。气氛有些凝重。

    “开始吧。”部里的王总工主持会议，“文婷，你先说说总体情况。”

    陆文婷打开文件：“项目启动两个月，进展不如预期。主要问题有几个：第一，床身铸造，废品率太高，达到百分之三十，成本控制不住。第二，直驱电机，进口太贵，国产的不稳定。第三，丝杠导轨，关键材料要进口，国产的性能不达标。第四，数控系统，正在跟华中数控、广州数控谈，但他们的系统还没经过五轴联动的考验。第五，经费，按现在的预算，最多支撑到明年六月。”

    一连串的问题，让会议室的气氛更加沉重。

    “床身铸造的问题，我来说说。”济南铸造所的刘工开口，“我们试了各种方法，改进了砂型配方，调整了浇注温度，优化了冷却工艺，但废品率就是降不下来。主要是缩孔、缩松、裂纹这三个问题。我们分析，根本原因是我们的铸造工艺不行，设备落后，检测手段不足。”

    “那怎么办？”王总工问。

    “两条路。”刘工说，“第一，引进国外先进的树脂砂造型线，真空浇注设备，但一套要几百万美元，我们买不起。第二，换思路，不用铸造，用焊接。把床身分成几个部分，分别铸造，然后焊接起来。焊接的变形控制是个难题，但比整体铸造的废品率低。”

    “焊接的精度够吗？”李教授问。

    “如果控制得好，可以达到要求。但焊接工艺复杂，周期长，成本也不低。”刘工说。

    “直驱电机的问题，我来说说。”沈阳电机厂的张工说，“我们重新设计了转子结构，改进了冷却系统，最新一批样机的测试结果，温升降低了十五度，扭矩波动控制在百分之五以内，比之前好多了，但距离德国西门子的产品，还有差距。主要是轴承寿命和噪音控制。”

    “差距有多大？”王总工问。

    “寿命，我们的样机是八千小时，西门子的是一万六千小时，差一倍。噪音，我们的比西门子高十五分贝。”

    “数控系统呢？”

    “华中数控那边，他们的五轴联动控制系统还在调试，预计年底能出样机。广州数控进度慢一些，明年三月能出来。但都只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没有经过实际加工的考验。”

    王总工沉默了一会儿，看向陆文婷：“文婷，你的意见？”

    陆文婷深吸一口气，从包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块金属零件。巴掌大小，形状复杂，表面是精密的叶片状结构。

    “这是……”李教授凑近看。

    “航空发动机的涡轮叶片。”陆文婷说，“是我父亲留下的。苏联时期的产品，1960年代制造的。”

    她把叶片放在桌上：“大家看，这个叶片的形状，非常复杂，曲面多，壁薄，精度要求极高。在1960年代，苏联没有五轴机床，没有先进的铸造设备，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所有人都看着那个叶片。银灰色的金属，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叶片的曲面流畅，壁厚均匀，边缘锋利。

    “是熔模铸造。”陆文婷说，“也叫失蜡法。先用蜡做出叶片的模型，然后在蜡模上涂上陶瓷浆，干燥，硬化，形成陶瓷壳。然后加热，让蜡融化流出，得到空心的陶瓷型壳。然后把金属液浇注进去，冷却后，敲掉陶瓷壳，就得到了铸件。再经过打磨、抛光、热处理，就得到了成品。”

    “这个工艺，我们也能做啊。”刘工说。

    “但做不了这么复杂，精度也达不到。”陆文婷说，“我父亲的研究笔记里记着，苏联人做这个叶片，关键不在铸造，而在模具。他们用了一种特殊的石膏材料做模具，这种石膏的热膨胀系数和金属接近，在浇注时变形小。他们还用了一种真空浇注技术，在真空环境下浇注，减少气泡和杂质。还有，他们的蜡模，是用五轴雕刻机做出来的，精度极高。”

    “五轴雕刻机？”王总工敏锐地抓住了重点。

    “对，五轴雕刻机。虽然那时候没有数控，但他们是靠机械仿形实现的。一个主模型，用探针扫描，通过一套复杂的机械连杆，驱动刀具运动，复制出蜡模。精度可以达到0.01毫米。”

    “你的意思是……”李教授若有所思。

    “我是说，也许我们可以换个思路。”陆文婷拿起叶片，“我们总想着用最先进的设备，最先进的工艺，去追赶德国、日本。但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些传统的、但成熟可靠的工艺，结合一些创新的方法，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比如这个涡轮叶片，用熔模铸造，用真空浇注，用机械仿形。虽然效率低，但能做出来，而且精度不低。”

    “那你的具体建议是？”王总工问。

    “床身铸造，如果整体铸造废品率高，可以分段铸造，然后焊接。焊接变形控制，可以参考航空发动机机匣的焊接工艺，预热、小电流、多层多道。直驱电机，如果性能一时上不去，可以考虑用传统的伺服电机加精密减速机的方案，虽然体积大，但成熟可靠。数控系统，如果五轴联动的不成熟，可以先从三轴联动做起，逐步升级。”

    “那还是五轴机床吗？”有人问。

    “是，但可能是简化版的五轴机床。三个直线轴，两个旋转轴，但旋转轴可能不是全闭环的，可能是手动的，或者是简易的数控。先解决有无问题，再解决好坏问题。”陆文婷说，“就像这个叶片，1960年代的苏联，用简陋的设备，也做出了世界一流的产品。我们现在的条件，比他们当年好多了。为什么不能？”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大家都在思考。

    “我同意文婷的意见。”李教授第一个表态，“我们之前的目标定得太高了，总想一步到位，做出和德国、日本一样水平的五轴机床。但实际上，我们的基础太差，材料、工艺、元器件，都跟不上。不如放低目标，先做出能用的，再慢慢改进。”

    “我也同意。”王教授说，“科研要实事求是，不能好高骛远。先解决有无，再解决优劣。”

    “那经费呢？”王总工问。

    “如果简化方案，经费应该够。”陆文婷说，“床身用焊接，成本能降三分之一。电机用传统方案，成本能降一半。数控系统用三轴的，便宜。这样算下来，五百万应该能做出样机。”

    “好。”王总工拍板，“就按这个思路，重新做方案。文婷，你牵头，一周之内，拿出新的技术方案和预算。”

    “是。”

    散会后，陆文婷没有马上离开。她坐在会议室里，看着桌上那个涡轮叶片。叶片是父亲留下的遗物，是父亲毕生研究的结晶。父亲常说，搞技术，不能总想着抄近路，走捷径。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父亲当年在苏联留学，学的是航空发动机制造。回国后，在沈阳的发动机制造厂工作。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带走了所有图纸和技术资料。父亲和同事们，靠着记忆，靠着几台老设备，硬是把涡喷发动机搞出来了。

    那时候，条件多苦啊。没有计算机，计算靠手摇计算器；没有精密机床，加工靠老师傅的手艺；没有特殊材料，自己炼，自己轧。但就是那样，也搞出来了。

    现在，条件好多了，至少设备有了，至少资料能找到，至少可以出国考察学习。为什么反而畏手畏脚，这也不敢，那也怕？

    陆文婷收起叶片，放进包里。窗外，天色渐暗，长安街上的车灯亮了起来，像一条流动的河。

    她想起齐铁军，想起沈雪梅。他们也在各自的岗位上，面对着各自的困难。齐铁军在搞备件国产化，沈雪梅在搞医院合作。都不容易，但都在往前走。

    那就一起走吧。陆文婷想，路再难，只要走，就能走下去。

    深圳的十月，依然闷热。赵红英坐在办公室里，空调开得很足，但她还是觉得心里有团火在烧。

    桌子上摊着一份合同，一份信用证，还有一堆质检报告。合同是和香港一家贸易公司签的，出口十万件五金工具到美国。信用证是美国银行开的，金额五十万美元。质检报告是深圳商检局出的，结论是：部分产品尺寸超差，部分产品表面处理不合格，整体判定为不合格。

    问题出在电镀上。合同要求是环保镀锌，盐雾试验要过96小时。但实际做出来的，盐雾试验只过了48小时，就生锈了。美国客户拒收，香港贸易公司要求赔偿，银行拒付货款。

    五十万美元，对向阳机械厂来说，不是小数目。为了这个订单，厂里新上了两条电镀线，招了三十个工人，加班加点干了一个月。现在，货压在深圳的仓库里，每天要交仓储费。钱拿不到，还要赔违约金。

    赵红英揉着太阳穴，头痛欲裂。这是她第一次做直接出口，以前都是通过外贸公司，或者给其他厂做配套。这次想着利润高，就自己接了。没想到，栽了个大跟头。

    “赵厂长，香港的陈先生又打电话来了，催我们给答复。”秘书小刘推门进来。

    “就说我在想办法，让他再宽限几天。”

    “他说最迟到明天，不给答复，就启动仲裁程序。”

    “知道了。”

    小刘退出去，轻轻带上门。

    赵红英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深圳的街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这个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在创造奇迹，也有无数人在经历失败。她现在，就属于后者。

    电镀的问题，她找过供应商。供应商是一家东莞的电镀厂，老板拍着胸脯保证，绝对符合环保要求，绝对过盐雾试验。但现在出问题了，老板不认账，说他们的工艺没问题，是赵红英的基材有问题，前处理没做好。

    互相扯皮，没完没了。

    赵红英知道，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货在美国客户手里压着，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好，客户有权取消订单，并要求赔偿。那损失就大了，不仅是这五十万美元的货款，还有违约金，还有工厂的信誉。

    信誉，是最重要的。做外贸，没有信誉，就没人跟你做生意。

    赵红英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是她在广交会上认识的一个老外贸，姓周，做了二十多年进出口，经验丰富。

    “周老师，我小赵，向阳机械厂的。有个事想请教您……”

    她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

    “电镀的问题？”周老师在电话那头沉吟，“这个比较麻烦。环保电镀，国内能做好的厂不多。你找的那家东莞厂，我知道，规模不大，工艺不稳定。这样，我给你推荐一家，深圳宝安的，叫永新电镀，他们专做出口订单，质量稳定，就是价格贵点。”

    “贵多少？”

    “比市场价高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赵红英快速心算。十万件，电镀费本来要十万，加百分之三十，就是十三万。多出三万。

    “但他们保证质量，出了问题他们全赔。而且，他们有美国的UL认证，欧盟的RoHS认证，接的都是大单。”周老师说。

    “好，您把联系方式给我，我马上联系。”

    挂了电话，赵红英立即让秘书联系永新电镀。对方很热情，答应马上派人来看货，如果问题不大，可以返工。但返工的费用，要赵红英承担，而且要先付百分之五十的定金。

    “赵厂长，我们这是行规。您这批货已经出过问题，我们担着风险。”对方说。

    “可以，定金我马上打。但你们要保证，返工后绝对合格，盐雾试验要过96小时。”

    “这个您放心，我们有信心。”

    安排好电镀的事，赵红英又开始愁钱。返工费，运输费，仓储费，加起来要十五万。厂里账上的流动资金，只有八万。还差七万。

    找银行贷款？来不及了，而且没有抵押。找朋友借？她在深圳认识的人不多，能借出七万的更少。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帮她：齐铁军。

    但赵红英不想找他。不是不想，是不好意思。这些年，她欠齐铁军的人情太多了。从最早的技术支持，到后来的设备改造，再到订单介绍。每次遇到困难，都是齐铁军帮她。这次，她想自己解决。

    可是，自己解决得了吗？

    赵红英在办公室里踱步，走了十几圈，最后下定决心，还是要找齐铁军。不是借钱，是请教。齐铁军在一汽-大众，接触的都是国际标准，质量管理经验丰富。他也许有办法，能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她拿起电话，拨通了长春的号码。

    “喂，铁军吗？我是红英。有个事想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