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长春,第一场雪来得比往年早。清晨五点,天还黑着,齐铁军已经坐在技术科的办公桌前。桌上摊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用钢笔写着“齐振华工作笔记1975-1978”,
这是父亲留下的。
父亲齐振华,红旗机械厂的老技术员,1978年冬天突发脑溢血去世,那年齐铁军刚满二十岁。父亲留下的东西不多,几件旧工装,一箱子技术书,还有这本笔记本。齐铁军一直带在身边,从红旗厂带到一汽-大众,翻了不知道多少遍。
但今天,他看得格外仔细。
笔记本的第87页,记录的是1976年的事。那年,厂里接到一个特殊任务,为一台进口的柴油发动机做维修。发动机是德国道依茨的,用在矿山机械上,功率大,结构复杂。其中一个关键部件——涡轮增压器坏了,需要更换。但当时没有备件,德国那边也说没货,要等三个月。
矿上等不起,一天停工就是几万块的损失。厂领导找到齐振华,问能不能修。齐振华研究了三天,在笔记本上画满了草图,写满了计算公式。最后,他带着两个徒弟,用了半个月时间,硬是把那个涡轮增压器修好了。
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修复过程:涡轮叶片有裂纹,需要补焊。但叶片材料特殊,是高温合金,普通焊条焊不上。齐振华用报废的航空发动机叶片,手工磨成粉末,混合特制的焊剂,一点一点补上去。补焊后,要重新做动平衡。没有动平衡机,他就用最土的办法:把涡轮轴架在两个V型铁上,用手轻轻转动,观察振动,一点一点在叶片上钻孔减重。
最后修好的涡轮增压器,装到发动机上,运行正常。矿上给厂里送了一面锦旗:“技术精湛为国分忧”。
齐铁军的手指抚过父亲工整的字迹,那些计算公式,那些手绘的草图,那些详细的工艺参数。父亲没受过高等教育,只是个中专生,但实践经验丰富,肯动脑筋,敢想敢干。
那时候,没有进口备件,没有技术资料,甚至没有像样的设备。但父亲他们,就凭着双手,靠着经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现在,一汽-大众有德国最先进的生产线,有完整的图纸,有充足的备件,有完善的培训体系。但齐铁军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那种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精神。
他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里贴着一张照片,是父亲和那台修好的柴油发动机的合影。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站在发动机旁,脸上带着朴实的笑容。发动机上挂着大红花,背景是红旗机械厂的车间,墙上贴着标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三十年前的老照片,三十年前的场景,三十年前的人。
但那种精神,不应该过时。
齐铁军合上笔记本,走到窗前。窗外,一汽厂区在晨曦中渐渐苏醒。总装车间的灯光还亮着,夜班的工人还没下班。厂区道路上,已经有早班的工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赶路。
再过一个月,就是1995年了。
五年了。从1990年一汽-大众成立,到现在五年了。五年时间,建起了现代化的工厂,引进了先进的技术,生产出了国产的捷达轿车。但关键零部件,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还是进口的。所谓的国产化,只是些内饰件、塑料件、标准件。
真正的核心技术,还在外国人手里。
齐铁军转身回到桌前,打开抽屉,拿出一份文件。这是一份项目建议书,标题是“汽车涡轮增压技术预研项目”,是他花了三个月时间写的。目标很明确:在三年内,掌握涡轮增压器的设计、制造技术,实现小批量生产,装车试验。
但这份建议书,在技术委员会上被否了。
理由很充分:一、国内没有技术基础,从零开始太难;二、涡轮增压技术是汽车发动机的核心技术之一,德国大众不会轻易转让;三、投入太大,风险太高,不如直接进口。
齐铁军没有争辩。他太了解这些人的想法了:引进、消化、吸收,一步步来,不急。先把组装搞好,把质量搞好,把市场占住。至于核心技术,等以后有条件了再说。
但齐铁军等不及了。
他知道,汽车工业,发动机是心脏,变速箱是大脑,底盘是骨骼。没有这些,就是空壳。现在不开始自主研发,十年后、二十年后,还是受制于人。
他决定,自己先干起来。
没有项目经费,就自筹。没有实验室,就找废弃的仓库改造。没有团队,就从维修车间找几个有想法、肯钻研的年轻人。没有设备,就用厂里淘汰的老设备改造。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研究现有的涡轮增压器,拆解,测绘,分析,仿制。
目标不高:先做出能用的,再做出好用的。
就像父亲当年修那台柴油发动机,从零开始,一步步摸索。
齐铁军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
“喂,刘师傅吗?我齐铁军。有件事想请您帮忙……对,就是那台报废的帕萨特发动机,带涡轮增压的那台……对,我想拆开看看……好,我上午过去。”
放下电话,他看了看表,六点半。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他穿上棉大衣,戴上棉帽,走出办公室。
外面,雪还在下。纷纷扬扬的雪花,在路灯下闪着光。齐铁军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维修车间走去,在雪地上留下一串坚定的脚印。
江南的冬天湿冷,没有暖气,屋里屋外一个温度。沈雪梅裹着厚厚的棉袄,坐在医院的办公室里,手里捧着一个热水袋,还是觉得手脚冰凉。
桌上摊着一堆表格:药品采购清单、器械维修记录、人员排班表、收支明细……还有一份市卫生局刚下发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厂矿企业医院管理的通知》。
通知要求,所有厂矿企业医院,必须在年底前完成自查自纠,重点检查医疗质量、院内感染控制、药品管理、医疗器械管理等方面。明年三月,市卫生局将组织检查组,进行全面检查。不合格的,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暂停执业。
红星厂医院,问题不少。
医疗质量:医护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医生连心电图都不会看,有的护士连静脉注射都扎不准。
院内感染控制:消毒隔离制度执行不严,医疗废物处理不规范,手术室、产房、治疗室等关键区域,达不到无菌要求。
药品管理:药品采购渠道混乱,有的从医药公司进,有的从个体药贩手里进;药品储存条件不达标,该冷藏的没冷藏,该避光的没避光。
医疗器械管理:设备老化严重,X光机是七十年代的,心电图机是八十年代初的,B超机经常出故障;设备维护保养不到位,有的设备带病运行。
这些问题,沈雪梅都知道。但她没办法。医院经费紧张,人员编制不足,设备更新没钱,人员培训没时间。能维持正常运转,已经不容易了,哪里顾得上这些“高标准、严要求”?
但现在,市卫生局要动真格的了。不达标,就要暂停执业。那厂里几千职工、上万家属,看病怎么办?
沈雪梅揉了揉发疼的太阳穴。她想起上周和市一院的合作试点,已经运行一个月了。市一院的专家每周三上午来坐诊,确实带来了不少病人,也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技术。医院的两个医生去市一院进修,反馈也不错,学到了很多东西。
但合作也带来了新问题。
市一院的专家要求高,病历要规范,处方要规范,检查要规范。但医院的医生习惯了老一套,写病历简单潦草,开药凭经验,检查能省就省。双方经常闹矛盾。
市一院带来的设备,心电图机还好,操作简单。但一些新的检查项目,比如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医院的医生不会操作,也不会看报告,还得等专家来。
病人也有意见。以前看病,简单方便,不用排队。现在要挂号,要排队,要等专家,而且药价、检查费比以前贵了。
最让沈雪梅头疼的,是收入分配。按照协议,合作期间的收入,市一院拿六成,医院拿四成。但实际执行下来,医院拿到的四成,还不够支付水电、人员工资等基本开支。市一院拿走的六成,包括了专家的劳务费、设备使用费、管理费等等。算下来,医院不仅没赚到钱,还倒贴了。
这样下去,合作难以为继。
沈雪梅拿起电话,想给市一院的刘院长打个电话,商量一下收入分配的事。但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了。她知道,刘院长那边也有难处。派专家过来,要占用他们的工作时间;借设备过来,要承担损坏的风险;管理上要投入人力物力。拿六成,不算多。
那问题出在哪里?
沈雪梅翻出这一个月的收支明细,仔细看。门诊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但收入只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病人,都是来看常见病、多发病的,开点药就行了,检查做得少,治疗做得少,所以单次就诊费用低。
而市一院的专家,看的主要是疑难杂症、慢性病,需要做各种检查,开各种药,甚至要住院治疗。但这些病人,大部分都直接去市一院了,很少来厂医院。
也就是说,合作没有带来预期的病人结构改善,没有带来高附加值的医疗服务。
那怎么办?
沈雪梅想起齐铁军常说的那句话:“打铁还要自身硬。”医院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自身能力不足。光靠引进专家、引进设备,治标不治本。必须提高自身的医疗服务能力,培养自己的骨干力量,开展自己的特色项目。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培养人才,需要时间,需要投入。开展新项目,需要设备,需要技术。这些,都需要钱。
钱从哪里来?
沈雪梅想起那份《关于进一步加强厂矿企业医院管理的通知》。里面提到,鼓励厂矿企业医院与地方医院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包括技术合作、管理合作、资本合作等多种形式。对合作效果好的,市卫生局将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资金支持?能有多少?
沈雪梅又拿起电话,这次是打给卫生局的王科长。
“王科长,我是红星厂医院的小沈。有件事想咨询您……对,就是那个通知,里面提到资金支持……具体能支持多少?……哦,要看合作形式和效果……那如果我们和市一院深化合作,比如搞联合病房,或者共建特色专科,能申请多少?……最多五万?……好,我明白了,谢谢王科长。”
放下电话,沈雪梅心里有了点底。五万,虽然不多,但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可以用来购买急需的小型设备,比如便携式B超、心电图机;可以用来送医护人员外出进修;可以用来改善医院的基础设施,比如改造消毒供应室、修建污水处理池。
但前提是,要和市一院深化合作,要拿出具体的方案,要看到实际效果。
沈雪梅铺开一张白纸,开始写方案。
标题是:《关于红星机械厂职工医院与市第一人民医院深化合作建立联合康复科的建设方案》。
她打算从康复科入手。理由有几个:第一,康复治疗需求大。厂里老工人多,很多有腰腿痛、关节炎、中风后遗症等慢性病,需要康复治疗。第二,康复治疗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医院的医护人员经过培训,能够掌握。第三,康复设备投入相对较小,五万块钱能买些基本的设备。第四,康复治疗周期长,能带来稳定的病人和收入。
方案写得很详细:合作形式、人员安排、设备采购、场地改造、收费标准、收入分配、预期效益……
写到一半,护士小张匆匆跑进来:“沈主任,急诊!三车间老李,手被机器绞了,伤得很重!”
沈雪梅扔下笔,抓起白大褂就往外跑。
急诊室里,老李躺在担架上,右手血肉模糊,骨头都露出来了。鲜血浸透了纱布,滴滴答答流在地上。老李脸色苍白,满头冷汗,但咬着牙没哼一声。
“怎么回事?”沈雪梅一边检查伤口一边问。
“冲床,手没抽出来……”旁边的工友声音发抖。
沈雪梅心里一沉。这种伤,医院处理不了,必须马上转院。但转院需要时间,路上出血不止,可能手就保不住了。
“准备手术!”沈雪梅果断下令,“小张,打电话给市一院急诊科,让他们准备接诊,我们马上送过去!小王,准备止血带、绷带、夹板!快!”
十分钟后,救护车呼啸着冲出医院,朝市一院疾驰而去。沈雪梅坐在车里,紧紧压着老李的伤口,血还是不断渗出来。
她想起齐铁军常说,搞工业,安全第一。但再好的安全措施,也挡不住万一。万一出了事,医院就是最后的保障。如果医院水平不行,保不住工人的手,保不住工人的命,那搞工业的意义何在?
老李今年四十五岁,是厂里的老钳工,技术很好。这双手,能车、能铣、能磨,能加工出精度0.01毫米的零件。如果没了,他以后怎么活?
救护车在车流中穿行,鸣笛声刺耳。沈雪梅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道,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
她要把这家医院搞好,一定要搞好。不仅为了老李这样的工人,也为了所有依赖这家医院的人。
北京的冬天干燥寒冷,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但机械部大楼后面的临时工棚里,却是热火朝天。
工棚是原来存放杂物的仓库,临时腾出来,改造成了五轴机床项目组的简易实验室。地方不大,一百多平米,挤满了各种设备、工具、材料,还有十几个穿着工作服、满身油污的人。
陆文婷也在其中。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袖子挽到肘部,手上戴着帆布手套,脸上沾着油污,正蹲在一台机床旁,和几个工人讨论着什么。
这台机床,就是项目组这三个月来的成果:一台简化版的五轴机床样机。
说是五轴,其实只有三个直线轴(X、Y、Z)是全闭环数控的,两个旋转轴(A、C)是半自动的,需要手动调整角度,再锁紧。数控系统用的是华中数控的三轴系统,经过改造,勉强能控制五个轴联动,但精度不高,稳定性差。
床身是用焊接的,分三段铸造,然后焊在一起。焊完后做了退火处理,消除应力,再用龙门铣粗加工,最后用人工刮研。导轨是进口的,台湾产的滚柱导轨,精度比德国的差,但便宜。丝杠也是台湾的。电机用的是传统的伺服电机加减速机,体积大,噪音大,但便宜可靠。
就是这样一台“凑合”出来的机床,花了项目组五百万经费,花了三个月时间,失败了不知道多少次,今天终于能动了。
“陆工,准备好了,可以试机了。”负责电气的李工程师说。
陆文婷站起来,退后几步。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李工程师按下启动按钮。电机嗡嗡地响起来,主轴慢慢旋转。数控系统屏幕上,坐标值开始变化。机床工作台沿着X轴移动,主轴沿着Z轴下降,然后A轴旋转,C轴旋转……
虽然动作缓慢,虽然噪音很大,虽然精度不敢保证,但毕竟,五个轴在联动,刀具在工作,切屑在飞溅。
“成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工棚里爆发出欢呼声。几个年轻人跳起来,互相拥抱。老师傅们脸上露出笑容,虽然没说话,但眼神里满是欣慰。
陆文婷也笑了,但笑得很克制。她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机床能动,不代表能用。精度怎么样?稳定性怎么样?可靠性怎么样?能干什么活?能干到什么精度?这些,都需要验证。
“陆工,试切个什么?”有人问。
陆文婷想了想:“先试切个最简单的,立方体。材料用45号钢,尺寸100×100×100,六个面,每个面铣平就行,公差正负0.1毫米。”
“好嘞!”
工人把一块100毫米见方的45号钢毛坯装夹在工作台上。编程员在计算机上编程,生成G代码,导入数控系统。再次检查对刀、坐标系、切削参数……
“开始!”
机床又动起来。刀具接触工件,发出刺耳的切削声。切屑飞溅,冷却液喷淋。所有人都盯着看,像盯着一个新生的婴儿。
一个面铣完了,停机,测量。游标卡尺显示:100.05毫米。误差0.05毫米,在公差范围内。
“好!”又是一片欢呼。
第二个面,100.03毫米。
第三个面,100.08毫米。
……
六个面都铣完了,最大误差0.12毫米,最小误差0.02毫米,平均误差0.06毫米。对于一台简化版的五轴机床来说,这个精度,已经相当不错了。
“精度可以啊!”李工程师兴奋地说。
“但只能干粗加工,精加工不行。”陆文婷很清醒,“而且,只能加工简单的规则形状,复杂的曲面、叶轮、叶片,还不行。旋转轴的精度不够,刚度也不够。”
“那也很了不起了!咱们从零开始,三个月搞出来,能干活,有精度,已经是奇迹了!”
陆文婷点点头,没再说话。她走到机床旁,伸手摸了摸刚刚铣过的工件表面。表面粗糙,有刀纹,但整体平整。这是中国第一台,不,严格来说,是第二台自行研制的五轴机床。第一台是1988年北京机床研究所搞的,但那是国家项目,投入巨大,而且一直没走出实验室。这台,是他们在有限的经费、有限的条件下,搞出来的,虽然简陋,虽然不完美,但毕竟走出了第一步。
“陆工,部里领导来了。”有人跑进来说。
陆文婷抬头,看见王总工带着几个人走进工棚。为首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头发花白,戴着眼镜,气质儒雅。陆文婷认识他,机械部的老领导,刘副部长,主管机床行业。
“刘部长,您怎么来了?”陆文婷迎上去。
“听说你们的样机搞出来了,我来看看。”刘部长笑呵呵地说,走到机床旁,仔细打量,“就是这个?”
“是,简化版的,三个直线轴数控,两个旋转轴半自动。”陆文婷介绍。
“能干什么活?”
“简单的铣削、钻孔、攻丝,复杂的不行。”
“精度怎么样?”
“粗加工可以,精加工还不行。”
“成本呢?”
“这台样机,材料、外购件、加工费,加起来一百二十万。如果批量生产,优化设计,成本能降到八十万左右。”
“八十万……”刘部长沉吟,“进口一台类似的五轴机床,要多少钱?”
“德国、日本、美国的,最便宜的也要三百万美元,合人民币两千五百万左右。而且,他们不卖给我们高端的,只卖中低端的,还有各种限制。”
“那你们这台,相当于进口货的零头。”
“但性能也只有进口货的零头。”陆文婷很实诚。
刘部长笑了:“你很实在。不过,有总比没有强。从无到有,最难。从有到好,是时间问题。你们这条路,走对了。”
他走到工件旁,拿起那个铣好的立方体,掂了掂:“这第一个工件,有纪念意义。我建议,在上面刻上日期,刻上你们所有人的名字,保存起来。十年后、二十年后,再看,会很有感触。”
“好主意。”王总工点头。
“文婷啊,”刘部长看向陆文婷,“你们这个项目,部里很重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下一步,我们想用这台机床,加工一些真正的零件,验证它的实用性。比如,模具行业的型腔、型芯,航空领域的简单结构件,汽车领域的工装夹具。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改进问题。同时,我们也在设计第二代样机,目标是全五轴联动,全闭环控制,精度达到0.01毫米,能加工复杂的曲面和叶轮。”
“需要什么支持?”
“经费,主要是。第一代样机花了五百万,部里给的三百万,我们自己筹了两百万。第二代样机,估计要一千万左右。另外,需要一些进口的关键件,比如高精度的编码器、高刚度的轴承、高性能的伺服驱动器,这些国内还做不了,需要外汇指标。”
刘部长点点头:“经费的事,我回去协调。外汇指标,也可以申请。但你们要记住,引进的目的是消化吸收,最终要实现国产化。不能总是依赖进口。”
“我们明白。所以我们在研发的同时,也在和国内的配套厂合作,一起攻关关键部件。比如数控系统,我们在和华中数控、广州数控合作,开发五轴联动的系统。伺服电机,在和沈阳电机厂、上海电机厂合作。丝杠导轨,在和南京工艺装备厂、哈尔滨轴承厂合作。虽然现在还有差距,但总要有开始。”
“好,有这股劲头就好。”刘部长拍拍陆文婷的肩膀,“好好干,年轻人。中国机床工业的腾飞,就靠你们了。”
送走刘部长一行,陆文婷回到工棚。机床已经停了,工人们正在打扫卫生,清理切屑。那个铣好的立方体,被放在工作台上,在灯光下泛着金属的光泽。
陆文婷走过去,拿起立方体。一百毫米见方,沉甸甸的,有点压手。六个面,铣得不算精致,但平整。这是中国机床工业的一个小小的脚印,虽然稚嫩,虽然歪斜,但毕竟迈出去了。
她想起父亲留下的那个涡轮叶片。父亲当年,在更简陋的条件下,用更原始的设备,做出了更精密的产品。现在,条件好多了,没理由做不好。
“陆工,这个怎么处理?”李工程师指着机床问。
“明天开始,加工第一个正式零件。”陆文婷说,“我这里有张图纸,是一个模具的型芯,形状比较复杂,有曲面,有斜孔。用这台机床试试,看能不能做出来。”
“好!做什么材料?”
“P20模具钢,硬度高,难加工,正好考验机床的刚性。”
“行!我马上准备!”
陆文婷走到工作台旁,从包里拿出莱卡相机。这台相机是父亲留下的,德国货,六十年代的产品,但保养得很好,依然能用。她调整光圈、快门,对焦,按下快门。
咔嚓一声,记录下这个瞬间:简陋的工棚,粗糙的机床,沾满油污的工人,还有那个刚刚诞生的立方体。
照片洗出来,她会像以前一样,在背面写上日期、地点、事件。然后,和父亲留下的那些照片放在一起。父亲的照片,记录的是中国工业的昨天;她的照片,记录的是今天。而明天,需要他们这一代人去创造。
四、赵红英的转机
深圳的十一月,气温还在二十度以上。赵红英从永新电镀厂出来,长舒了一口气。
问题解决了。
永新电镀厂的技术员,用了三天时间,把那批十万件的五金工具全部返工。重新除油、除锈、磷化、电镀、钝化,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关。昨天送检,今天结果出来:盐雾试验过了96小时,甚至过了120小时,完全符合要求,而且外观比原来好得多,镀层均匀,光泽度好。
美国客户那边,香港贸易公司已经沟通好了,客户同意重新验货,如果合格,就接收。信用证的问题也解决了,银行同意解付,但要扣除滞纳金和仓储费。
虽然多花了十五万,但至少保住了订单,保住了信誉。
赵红英坐上车,对司机说:“去福田,外贸大楼。”
她要去见周老师,当面谢谢他。这次要不是周老师介绍永新电镀厂,麻烦就大了。
路上,赵红英看着窗外的深圳。高楼越来越多,工地越来越多,车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变化,快得让人眼花缭乱。
她的向阳机械厂,也在变化。从一个小作坊,发展到一百多人的工厂,从做简单的五金件,到做出口工具,从内销到外贸。每一步,都不容易。
这次电镀事件,给了她一个深刻的教训:做外贸,质量是生命线。国外客户,不看关系,不看人情,只看标准,只看合同。达不到标准,就退货,就索赔,就再也不跟你做生意。
所以,必须建立自己的质量管理体系,从原材料进厂,到生产过程,到成品检验,每一个环节都要控制。不能像以前那样,凭经验,凭感觉。
但建立体系,需要人,需要钱,需要时间。人还好说,可以招,可以培训。钱呢?时间呢?
赵红英想起齐铁军。他在一汽-大众,搞的就是德国那套质量管理体系,什么ISO9000,什么TS,虽然她不太懂,但知道很严格,很有效。也许,可以请齐铁军帮忙,给厂里做做培训,指导指导。
但齐铁军那么忙,能抽出时间吗?
还有,德国那套东西,适合乡镇企业吗?会不会太复杂,太死板,成本太高?
赵红英心里没底。
车到外贸大楼,赵红英上楼,找到周老师的办公室。周老师五十多岁,戴眼镜,文质彬彬,做了二十多年外贸,经验丰富。
“周老师,这次多亏您了!”赵红英一进门就道谢。
“小事一桩。”周老师摆摆手,让座,倒茶,“问题解决了就好。做外贸,这种事常遇到。关键是要吸取教训,以后别再犯。”
“是,是。我正准备搞个质量管理体系,把各个环节都规范起来。”
“这个想法好。不过,我建议你不要一步到位,慢慢来。先从最关键的环节开始,比如来料检验、过程控制、成品检验。先把这三个环节抓好,再逐步扩展。”
“我也是这么想的。另外,我想请个专业的人来指导,周老师您有认识的人吗?”
“有倒是有,但费用不低。深圳现在懂质量管理的人不多,工资要得很高。”
“大概多少?”
“一个月至少五千,还要包吃住。”
五千……赵红英心里盘算。厂里现在一个月的利润,好的时候也就两三万,不好的时候还亏钱。花五千请个人,值不值?
“要不这样,”周老师说,“你先送两个人出去培训,学学质量管理的基础知识。费用低一些,一个人两三千就够了。学回来,在厂里推行,边学边做。虽然慢一点,但实在。”
“这个主意好。去哪儿培训?”
“市里有个质量技术监督局,经常办培训班,教ISO9000什么的。还有深圳大学,也有这方面的课程。你可以去问问。”
“好,我明天就去问。”
“另外,”周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你看看这个。”
赵红英接过,是一份招标文件,全英文的。她英文不好,看不太懂。
“这是美国一家五金连锁店的招标文件,要采购一批工具箱,数量很大,五十万套。要求很高,质量、价格、交货期,都很严格。但一旦中标,就是长期合作,每年都有订单。”
“五十万套……”赵红英倒吸一口凉气。她厂里现在一年的产量,也就十万套左右。五十万套,要扩大生产规模,要增加设备,要招人,要……
“你先别急着想产量,”周老师看穿她的心思,“先看看要求。质量方面,要通过UL认证,要符合美国ASTM标准。生产环境,要符合美国OSHA标准。包装,要符合美国运输标准。还有,要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要通过第三方审核。”
赵红英听得头大。UL认证?ASTM标准?OSHA标准?她听都没听过。
“很难,我知道。”周老师说,“但这是机会。如果能拿下这个订单,你的厂就上了一个台阶,就从做低端产品,跳到做中高端产品了。而且,一旦进入这家连锁店的供应链,以后就好做了,其他客户也会找上门。”
“可是,这些认证、标准,我们都没有。”
“可以申请,可以建立。当然,要花钱,要花时间。但值得。你考虑考虑,如果感兴趣,我可以帮你找咨询公司,帮你做认证,帮你建体系。费用嘛,大概要二三十万。”
二三十万……赵红英犹豫了。厂里现在账上,也就三十多万的现金。全投进去,万一不成功,厂子就危险了。
“不急,你回去想想,跟家里人商量商量。招标截止日期是三个月后,你有时间考虑。”
“好,我回去想想。”
从外贸大楼出来,赵红英没有马上回厂。她让司机开车,在深圳市区转悠。经过华强北,看到那里人山人海,各种电子产品摊位数不胜数。经过罗湖口岸,看到香港过来的货车排成长队。经过蛇口工业区,看到一片片厂房,一个个工地。
这个城市,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挑战。每天都有新公司成立,每天也有老公司倒闭。能活下来,能发展起来的,都是适应了规则,抓住了机会的。
她的向阳机械厂,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继续做低端产品,靠价格竞争,薄利多销?还是转型升级,做中高端产品,靠质量取胜?
做低端,稳当,但利润越来越薄,竞争越来越激烈。做高端,风险大,投入大,但一旦成功,前景广阔。
赵红英想起父亲。父亲是个铁匠,一辈子打铁,手艺很好,但也就养家糊口。父亲常说:“手艺再好,也就是个手艺人。要想做大,得开厂,得用人,得用机器。”
她听了父亲的话,开了厂,用了人,用了机器。但做到现在,又遇到了瓶颈。
也许,该再往前迈一步了。
回到厂里,赵红英立即召开中层干部会。她把招标文件的事说了,把周老师的建议说了,把她的想法说了。
“我的意思是,搏一把。花二三十万,搞认证,建体系,争取这个订单。成功了,厂子就上一个台阶。失败了,最坏的结果,厂子关门,我赵红英个人承担所有债务,不连累大家。大家怎么看?”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重大的决定,关系到厂子的生死存亡。
“厂长,我支持你。”生产科长第一个表态,“咱们厂干了这么多年,一直给人做配套,给人代工,赚点辛苦钱。这次是个机会,成了,咱们就有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品牌了。”
“我也支持。”技术科长说,“老是做低端,没意思。搞点有技术含量的,兄弟们也有干劲。”
“可是,钱从哪里来?”财务科长最冷静,“账上就三十多万,全投进去,万一不成,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我去贷款。”赵红英说,“用厂子抵押,应该能贷出二三十万。如果还不够,我找我哥借,找我姐借,把房子抵押了,也要凑够。”
“厂长,不至于……”有人劝。
“至于。”赵红英很坚决,“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咱们农民出身,没什么可失去的,大不了从头再来。但这次机会,错过了,可能就再也没有了。”
“那……干吧!”
“对,干!搏一把!”
“厂长,我们跟着你干!”
看着大家一张张激动的脸,赵红英眼睛有点湿润。这些人,有的是跟她一起从村里出来的老乡,有的是后来招的工人,有的是聘请的技术员。这么多年,风风雨雨,一起走过来。厂子能有今天,是靠大家。厂子的未来,也要靠大家。
“好,那就这么定了。”赵红英站起来,“从明天开始,兵分两路。一路,由我负责,跑认证,跑咨询,跑贷款。另一路,由生产科长负责,整顿生产,抓质量,抓纪律。我们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这次挑战。”
散会后,赵红英回到办公室,拿起电话,拨通了长春的号码。
“喂,铁军吗?我红英。有件事,想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