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的长春，已是深秋。一汽大众厂区里的杨树叶子掉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空。齐铁军裹紧身上的军大衣，踩着满地落叶，快步走向厂区角落那个废弃的仓库。

    自从上次和刘师傅商量好要搞“业余技术学习小组”，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这两个月里，他白天在厂里上班，处理车间各种日常技术问题，晚上就钻进这个仓库，带着几个年轻人，捣鼓那台报废的EA827发动机。

    仓库不大，也就一百平米左右，以前是放杂物的，现在被清理出来，中间摆着那台拆得七零八落的发动机，四周的工作台上摆满了各种工具、量具、还有拆下来的零件。墙角用木板隔出个小空间，摆了两张旧课桌，算是“办公室”。顶上吊着几盏碘钨灯，光线还算明亮，但电压不稳，有时候会忽明忽暗的。

    “齐工，您来啦。”说话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叫李卫国，维修车间的技工，中专毕业，脑子活，手也巧，是刘师傅推荐过来的。他正拿着游标卡尺测量一个活塞的直径，记录在本子上。

    “嗯，测量得怎么样了？”齐铁军脱下大衣，挂在门后的钉子上。

    “活塞裙部直径，标准是80.985毫米，这个实测是80.978，磨损了0.007毫米，还在允许范围内。但活塞环槽的宽度……”李卫国指给他看，“第一道气环槽，标准宽度是1.5毫米，这个已经磨损到1.52了，超差了。活塞环的端隙也大了，标准是0.3到0.5毫米，这个都0.7了。”

    齐铁军接过卡尺，自己量了一遍，点点头：“记录好。活塞环槽磨损，会导致密封不好，机油上窜，燃烧室积碳增加。这也是发动机拉缸的原因之一。”

    “齐工，咱们量这些有用吗？”旁边另一个小伙子问，他叫王建国，也是维修车间的，比李卫国大两岁，做事踏实，但有时候会怀疑。“这发动机都报废了，咱们就是把它全拆了，量得再细，不也造不出来吗？”

    齐铁军没直接回答，而是走到工作台前，拿起父亲的笔记本，翻开一页，指着上面的草图：“你们看，这是我父亲二十多年前画的东西。”

    几个年轻人都围过来看。笔记本上是用铅笔画的草图，线条有些潦草，但能看出大概结构：一个涡轮，一个压气机，中间有根轴连着，旁边标注着一些尺寸和数据，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

    “这是……涡轮增压器？”李卫国认出来了。

    “对，涡轮增压器，但又不是汽车上用的这种。”齐铁军说，“这是航空发动机上用的涡喷发动机的草图。六十年代，我父亲在沈阳飞机厂参与涡喷-6发动机的仿制和改进工作，这是他自己琢磨的一些想法。”

    “您父亲是搞航空发动机的？”王建国惊讶地问。

    “嗯，他原来是学航空发动机的，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转业到了地方，在机械厂工作。但他一直没放下老本行，业余时间就琢磨这些。”齐铁军抚摸着笔记本泛黄的纸页，“那时候条件多差啊，没有计算机，没有CAD，全靠手算、手画。材料不行，工艺不行，设备也不行，想做个试验，都得自己动手改造设备。”

    他翻到另一页，上面画着一个叶片的剖面图，旁边密密麻麻写满了计算公式和数据。“涡轮叶片，是涡喷发动机的核心零件，要在高温、高压、高速的条件下工作，对材料、设计、加工、冷却，要求都极高。我父亲他们当年用的材料，是仿制苏联的GH4033高温合金，性能比人家差一截。加工用的是普通铣床，靠老师傅的手艺一点点修磨出来。就这样，他们还是把涡喷-6搞出来了，虽然性能不如原版，但能用，装在了歼-6飞机上。”

    年轻人听得入神。他们这一代人，没经历过那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很难想象，前辈们是用怎样简陋的条件，搞出了那些“大国重器”。

    “我父亲临终前，把这个笔记本交给我，说：‘铁军，咱们国家，工业要强，制造业要强，就得从最基础的东西做起。飞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道理是相通的。你把基础打牢了，将来才能往上走。’”齐铁军看着几个年轻人，“所以，我们现在拆这台发动机，不光是拆，是学。学德国人怎么设计的，为什么这么设计。学我们差在哪，为什么差。学我们怎么追，从哪里开始追。”

    他指着那台拆得零零散散的发动机：“活塞环槽为什么磨损？是材料问题，还是热处理问题，还是设计问题？涡轮叶片为什么能用那么久？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冷却方式？这些，都得搞清楚。搞清楚了，我们才知道，国产化这条路，该怎么走。”

    “可是齐工，”王建国还是有些犹豫，“就算咱们搞清楚了，可要自己做，太难了。就说涡轮叶片，要高温合金，要精密铸造，要五轴机床加工，咱们哪有这些条件？”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齐铁军说，“高温合金，国内有研究所能做，虽然性能差点，但可以用。精密铸造，国内有厂子能搞，虽然精度差点，但可以改进。五轴机床，咱们自己正在搞，虽然还不行，但可以继续搞。一步一步来，先从最简单的做起。”

    他从工作台下拿出一个木盒子，打开，里面是几个用铝块手工铣出来的叶片。“这是我自己在铣床上做的，材料是普通铝合金，当然没法用，就是个样子。但至少，我知道叶片长什么样，知道型线怎么画，知道加工难点在哪。”

    李卫国拿起一个叶片，仔细端详。叶片不大，巴掌长，形状复杂，曲面光滑，叶身薄，边缘锋利。“齐工，这是您自己做的？”

    “嗯，用厂里的老铣床，一点一点抠出来的。花了一个星期，就做了这么一个。”齐铁军说，“我知道，离真正的涡轮叶片差得远。但这是一个开始。你们也可以试试，就用普通的铝，用现有的设备，做最简单的叶片模型。做出来了，你们就知道难在哪，就知道该学什么，该补什么。”

    几个年轻人互相看看，眼中有了光。他们平时在车间，干的都是维修、保养的活，按图纸、按工艺、按标准来，从没想过要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什么东西。齐铁军的话，像在他们心里点了一把火。

    “齐工，我干！”李卫国第一个表态，“不就是学嘛，我还年轻，能学！”

    “我也干！”王建国也点头，“总比天天混日子强。”

    “好！”齐铁军笑了，“那咱们就从今天开始。这台发动机，咱们把它彻底拆解，每一个零件，都测量，都记录，都分析。然后，咱们选一两个最简单的零件，试着做做看。比如这个活塞，结构相对简单，材料是铝合金，铸造工艺，咱们可以试试。”

    “活塞？活塞也不简单啊。”李卫国说，“要轻，要坚固，要耐磨，要散热好，型线还复杂。”

    “是不简单，但比涡轮叶片简单。”齐铁军说，“而且，活塞是发动机的心脏，搞懂了活塞，就搞懂了发动机的一半。咱们先从活塞做起，做好了活塞，再做连杆，再做曲轴，一步一步来。”

    他拿起父亲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上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字迹有些褪色，但依然清晰：“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这是我父亲写的。”齐铁军说，“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自己。路还长，事还难，但只要走下去，做下去，就一定能成。”

    市一院的康复科试点，进行到第三周，问题开始出现了。

    最大的问题，是病人太少。红星厂医院康复科挂牌三周，总共只收了七个病人，而且都是厂里的退休职工，病情不重，做做针灸、推拿，每次收费十块二十块，一天下来，收入还不够支付两个治疗师的工资。

    “沈主任，这样下去不行啊。”康复科的治疗师小张愁眉苦脸，“咱们科就两个人，我算一个，小王算一个，工资加起来一个月八百。可这三周，总收入才一千出头，平均一周三百多，一个月也就一千二，刚够发工资，水电、耗材、设备折旧，全都得倒贴。”

    沈雪梅坐在简陋的办公室里，看着手里的账本，眉头紧锁。办公室是原来的一间储藏室改的，不到十平米，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墙上挂着人体穴位图。窗外能看到医院的院子，几棵老槐树，叶子快掉光了。

    “病人为什么不来？”沈雪梅问。

    “原因多了。”小张掰着手指头数，“第一，咱们这儿条件太差。你看看，就这么几间屋子，设备就一台理疗仪，一台牵引床，几张按摩床。人家市一院的康复科，有整整一层楼，设备几十台，看着就正规。第二，咱们这儿没专家。您虽然请了市一院的专家每周来一次，但就一次，平时就我和小王，人家病人不放心。第三，收费不便宜。针灸一次十五，推拿一次二十，理疗一次二十五，对厂里退休职工来说，不算小钱。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公费医疗不报销。厂里职工看病，能报销百分之八十，但康复治疗很多项目不在报销目录里，得自费。自费，谁愿意来？”

    沈雪梅点点头。小张说的，她都清楚。这些问题，在合作方案里都提到过，也都讨论过。市一院那边，答应派专家，答应技术支持，但设备和场地，得红星厂医院自己解决。厂里答应给场地，给一些启动资金，但后续的运行费用，得康复科自己挣。可病人不来，怎么挣？

    “沈主任，要不，咱们跟厂里说说，把康复治疗纳入公费医疗报销范围？”小王提议。

    “我提过，厂里说不行。”沈雪梅摇头，“厂里现在效益不好，医疗费支出压力很大，不能再增加负担。而且，公费医疗报销目录是市里定的，厂里说了不算。”

    “那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倒贴吧？咱们医院的经费本来就紧张，再这么贴下去，其他科室该有意见了。”

    沈雪梅没说话，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院子里，几个老人在晒太阳，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大多是厂里的退休职工，干了一辈子，落下一身病。腰腿疼，关节炎，中风后遗症，需要康复治疗，但去不起大医院，也等不起。

    她想起老李。老李的手保住了，但功能恢复得不好，手指僵硬，活动不灵，需要长期的康复训练。可老李家条件一般，儿子下岗了，孙子要上学，负担重。去市一院做康复，一次五十，一周三次，一个月六百，他负担不起。来厂医院，一次二十，他能接受，但效果呢？厂医院的康复科，能跟市一院比吗？

    “小张，小王，”沈雪梅转过身，“你们说说，咱们这儿，跟市一院比，优势在哪？”

    “优势？”小张苦笑，“有啥优势？设备不如人家，专家不如人家，环境不如人家……”

    “不，”沈雪梅打断他，“咱们有优势。第一，咱们便宜。同样的治疗，咱们比市一院便宜一半，甚至更多。第二，咱们近。厂里职工，走路就能来，不用坐车，不用排队。第三，咱们熟。都是厂里人，认识，信任，好沟通。第四，咱们有耐心。咱们病人少，每个病人能多花点时间，多关心，多交流。”

    她走到墙边，指着那张人体穴位图：“康复治疗，不只是技术，更是心。病人需要的不只是治疗，更是关心，是鼓励，是陪伴。市一院专家水平高，但病人多，每个病人就十分钟二十分钟，做完就走。咱们可以给病人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陪着他们，鼓励他们，教他们自己在家怎么练。这个，是咱们的优势。”

    小张和小王互相看看，若有所思。

    “可是沈主任，光有心不够啊。”小王说，“病人要的是效果。您说咱们有耐心，有关心，可如果效果不好，病人还是不会来。”

    “效果，咱们可以想办法提高。”沈雪梅说，“第一，咱们可以请市一院的专家多来几次，不光是看病，还要培训咱们。咱们跟着学，提高自己的水平。第二，咱们可以跟市一院建立转诊机制。重的、复杂的病人，转去市一院。轻的、稳定的病人，转来咱们这儿。这样，病人得到合适的治疗，咱们也有病人来源。第三，咱们可以拓展服务项目。针灸、推拿、理疗是基础，还可以搞运动疗法，搞作业疗法，搞心理疏导。厂里退休职工，很多不仅有身体问题，还有心理问题，退休了，失落，孤独，抑郁。咱们可以组织他们活动，聊天，唱歌，下棋，让他们有个地方去，有人说话。”

    她越说越快，眼睛越来越亮：“第四，咱们可以走出去。不光是等病人上门，咱们可以主动上门。厂里有多少卧床不起的老人？有多少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咱们可以上门服务，做家庭康复，虽然收费低，但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也能扩大咱们的影响。第五，咱们可以搞健康教育。定期办讲座，讲怎么预防腰腿痛，怎么科学锻炼，怎么合理饮食。不收费，就为普及知识，让职工知道康复的重要性。”

    小张和小王听得愣住了。他们没想到，沈主任想了这么多，这么细。

    “可是沈主任，这些都需要人，需要时间，需要精力。”小张说，“咱们就两个人，忙得过来吗？”

    “忙不过来，就招人。”沈雪梅说，“招退休的老医生，老护士，他们经验丰富，有时间，有热情。招卫校的学生，来实习，来帮忙，给他们实践的机会。招厂里的家属，培训他们做康复辅助，解决就业，也解决人手。总之，办法总比困难多。”

    她走回桌前，拿起那个铝饭盒：“这个饭盒，我用了十几年。它装过饭，装过药，现在，我要用它装希望，装未来。康复科，不只是个科室，是个事业，是个能让成百上千的职工、家属受益的事业。这件事，难，但值得做。再难，也得做。”

    小张和小王看着沈雪梅，看着那个普通的铝饭盒，心里有些东西被触动了。他们来康复科，一开始只是觉得这是个工作，有工资拿就行。但现在，他们觉得，这不仅仅是个工作。

    “沈主任，我听您的。”小张站起来，“您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我也听您的。”小王也站起来，“不就是累点嘛，年轻人，不怕累。”

    “好！”沈雪梅笑了，把饭盒放在桌上，“那咱们就从头开始。小张，你负责技术培训，跟着市一院的专家好好学，自己也多看书，多琢磨。小王，你负责对外联系，跟厂里工会、退管会联系，摸清厂里需要康复治疗的职工情况，建立档案。我负责争取资源，找厂里要政策，要支持，要人。”

    她看看表：“今天下午，市一院的刘主任来坐诊，咱们都去听，去学。晚上，咱们开个会，把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定下来。下周，咱们就下车间，下家属区，搞宣传，搞义诊。三个月试点期，咱们不能等，不能靠，得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深圳，福田区，一栋新建的写字楼里，陆文婷坐在会议室外的椅子上，等了一个小时了。

    会议室里在开会，玻璃墙，能看到里面，但听不到声音。几个穿着西装的人在讨论什么，白板上写满了英文和数字。陆文婷穿着灰色的夹克，深色的裤子，头发简单扎在脑后，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包里装着五轴机床的资料和她的莱卡相机。

    她已经来深圳一个星期了，见了七八家企业，有国企，有民企，有外资。结果都一样：感兴趣，但不敢投钱。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技术含量太高，投入太大，风险太高，回报周期太长。有那个钱，不如买进口设备，不如搞房地产，不如炒股。

    陆文婷不怪他们。企业要生存，要赚钱，要规避风险，天经地义。但她不甘心。父亲留下的那个笔记本，那些图纸，那些公式，那些梦想，不能就这么断了。

    “陆工，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从会议室出来，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是这家公司的副总，姓陈。“我们王总刚开完会，现在可以见您了，请进。”

    陆文婷站起来，整理一下衣服，跟着陈副总走进会议室。

    会议桌很大，能坐二十个人，但只坐着一个人，五十岁左右，微胖，头发稀疏，穿着休闲夹克，正在看一份文件。这就是王总，这家公司的老板，做模具起家，现在业务拓展到电子、塑胶、五金等多个领域，在深圳小有名气。

    “王总，这位是陆工，从北京来的，搞五轴机床的专家。”陈副总介绍。

    “坐。”王总头也没抬，继续看文件。

    陆文婷在对面坐下，把帆布包放在腿上，双手放在桌上，等。

    过了大概五分钟，王总才放下文件，抬起头，打量陆文婷：“陆工是吧？听陈副总说，你是从机械部来的，搞五轴机床的？”

    “是的，王总。我在机械部机床研究所工作，搞了十几年的数控机床，最近在搞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研发。”陆文婷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清晰。

    “五轴机床，”王总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我听说过，好东西，能加工复杂曲面，能做模具，能做叶片，能做叶轮，能做很多三轴机床做不了的东西。但是，贵，而且难伺候。我们公司，前年从日本买了一台，花了三百多万美金，还得专门建个恒温车间，专门配了两个人维护，用起来还老是出问题。你们国产的，能行吗？”

    “我们的第一代样机，精度、稳定性确实不如进口的，但价格只有进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我们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服务也更及时。”陆文婷从包里拿出资料，递过去，“这是我们的技术方案，性能参数，还有成本估算，请您过目。”

    王总没接资料，摆摆手：“资料我就不看了，看不懂。我就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你们的机床，精度能达到多少？”

    “定位精度±0.005毫米，重复定位精度±0.003毫米，这是实验室数据。实际使用，可能会差一些，但能满足大部分模具加工的需求。”

    “日本的那台，定位精度是±0.002，重复定位精度是±0.001。你们差了一倍还多。”

    “是，我们承认有差距。但价格也差了很多。日本那台三百多万美金，我们的预算是一百五十万人民币，只有二十分之一。”

    “便宜是便宜，但精度不够，做出来的东西不合格，有什么用？”王总弹了弹烟灰，“我们做模具，精度要求很高，差0.001毫米，模具就废了，损失的不是机床钱，是材料钱，人工钱，时间钱，客户的钱。”

    陆文婷咬了咬嘴唇：“精度可以逐步提高。我们第二代样机，目标是把定位精度提高到±0.003，重复定位精度±0.002。这需要更好的光栅尺，更好的伺服电机，更好的数控系统。但这些，都需要投入，需要时间。”

    “时间，你们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资金到位，一年左右，可以出第二代样机。再有一年调试、改进，可以小批量试产。”

    “两年，”王总笑了，“两年时间，市场变化有多大，你知道吗？两年后，日本、德国的新一代机床又出来了，精度更高，速度更快，价格更低。你们的机床，还没出来，就落后了。”

    “技术是在进步，但我们的进步速度，不一定比他们慢。”陆文婷说，“我们有后发优势，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避免他们的弯路。而且，我们的目标是满足国内中高端需求，不是跟他们在最高端竞争。国内市场很大，中高端的需求，进口机床太贵，国产三轴机床又满足不了，正好是我们的机会。”

    王总沉默了一会儿，抽了几口烟，然后问：“第二个问题，可靠性。机床不是玩具，要天天用，三班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停机。你们的机床，能保证吗？”

    “第一代样机，确实有些问题，主要是材料和装配的问题。第二代样机会改进，用更好的材料，更精密的加工，更严格的装配。我们会做严格的测试，做疲劳试验，做可靠性试验，确保达到设计要求。”

    “设计要求是多少？”

    “平均无故障时间一千小时，首次大修时间八千小时。”

    “日本那台，设计是两千小时和一万五千小时。”

    “是，有差距。但我们便宜，维护成本也低。进口机床，换个备件，等三个月，价格贵得吓人。我们的机床，备件国产化，价格便宜，供应及时。”

    王总不说话了，靠在椅子上，看着陆文婷，看了很久。陆文婷坐得笔直，不躲不闪，迎着他的目光。

    “陆工，”王总终于开口了，“你很执着，我很佩服。但做生意，不是光有执着就行的。我得为我的公司负责，为我的员工负责，为我的客户负责。投一个前途未卜的项目，风险太大。这样吧，我给你指条路。”

    “您说。”

    “去找政府。深圳市政府，对高新技术有扶持政策，有科技三项经费，有贷款贴息，有税收优惠。你搞五轴机床，属于国家鼓励的高端装备，应该能申请到支持。拿到政府的支持，再来找我，我可以考虑，以合作的方式，投一部分钱，但不会太多，而且要有对赌条款。如果你们在规定时间内，达到规定的技术指标，我按约定价格收购几台。如果达不到，你们的研发成果，我要有优先使用权。你觉得怎么样？”

    陆文婷心里一沉。找政府，她当然想过。但政府部门，程序复杂，审批慢，而且扶持资金有限，竞争激烈。但王总说的，也许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路。

    “谢谢王总指点，我会去试试。”

    “好，那我等你的好消息。”王总站起来，表示谈话结束。

    陆文婷也站起来，收起资料，背起帆布包，跟王总握手，然后转身离开。

    走出写字楼，深圳的阳光有些刺眼。十一月的深圳，不像北京那么冷，风吹在脸上，还是暖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高楼大厦林立，广告牌五颜六色，一片繁华景象。

    但陆文婷觉得有些冷。她抱着帆布包，走在人行道上，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政府，她该找哪个部门？科技局？经贸局？发改委？她谁也不认识，去了，人家会见她吗？见了，会听她说吗？听了，会支持她吗？

    她走到一个公交站，在长椅上坐下，从包里拿出父亲的莱卡相机，轻轻抚摸。相机很旧了，皮革有些磨损，金属有些氧化，但镜头依然明亮。父亲用这台相机，拍过很多照片，有苏联的工厂，有中国的工厂，有机器，有工人，有图纸，有零件。父亲说，相机是眼睛，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陆文婷举起相机，对着街对面的一栋大楼，按下快门。大楼是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和云彩，很现代，很漂亮。但陆文婷知道，这栋大楼里，也许没有一台机床，没有一台设备是中国自己设计的，自己制造的。

    她收起相机，拿出笔记本，翻开。笔记本上，是她画的五轴机床的草图，是她写的计算公式，是她列的材料清单，成本估算，时间计划。每一页，都凝聚着她的心血，她的梦想。

    可是，梦想需要钱，需要资源，需要支持。

    她合上笔记本，放进包里，站起来，走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去哪儿？”司机问。

    “市政府。”陆文婷说。

    出租车汇入车流。陆文婷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心里想：不管多难，总得试试。父亲当年，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都能搞出涡喷发动机。现在条件好多了，她没理由放弃。

    四、红英的远见

    蛇口，南海酒店，咖啡厅。

    赵红英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海。海是灰色的，天也是灰色的，远处有几艘货轮，慢慢地移动。咖啡厅里人不多，轻柔的音乐，浓郁的咖啡香。

    坐在她对面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职业套装，短发，干练，是深圳一家外资化工企业的中国区总裁，姓林，是赵红英通过关系认识的。

    “赵总，您的想法，很有意思。”林总搅动着咖啡，慢慢地说，“生物降解塑料，确实是个方向。欧美已经开始推广，日本也在做。国内的话，还是一片空白，市场潜力很大。”

    “是啊，林总。”赵红英说，“现在国内用的塑料，大部分是不可降解的，扔到地里，几百年都不烂，污染环境。我们想做的，是用淀粉、纤维素这些天然材料，做成塑料，能在自然条件下分解，变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环境。”

    “技术上有把握吗？”

    “有一定的把握。我们跟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合作，他已经研究好几年了，实验室阶段的技术是成熟的。现在需要的是中试，放大，工业化生产。这需要设备，需要厂房，需要资金。”赵红英看着林总，“林总，您们公司是世界知名的化工企业，技术先进，资金雄厚，如果能跟我们合作，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林总笑了笑，没直接回答，而是问：“赵总，您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我以前是乡镇企业的厂长，做农机配件，后来做家电配件，现在想做点新的，有技术含量的。”

    “从农机配件，到生物降解塑料，这个跨度可不小。”

    “是不小，但我觉得，是时候了。”赵红英说，“改革开放十几年，咱们国家经济发展很快，但也付出了环境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塑料污染，是其中一个问题。现在不解决，将来会更难解决。我们做企业的，不能光顾着赚钱，还得有点社会责任感。”

    林总点点头，但话锋一转：“赵总，您有社会责任感，我很敬佩。但做生意，光有责任感是不够的。生物降解塑料，技术是新的，市场是新的，成本是高的，价格是贵的。您觉得，国内有多少消费者，愿意为环保，多花钱买您的东西？”

    赵红英沉默了。这是现实问题。生物降解塑料，原料成本高，工艺复杂，价格比普通塑料贵很多。普通塑料袋，几分钱一个。生物降解塑料袋，可能要几毛钱一个。消费者会怎么选？

    “我们测算过，初期成本确实高，但随着规模扩大，技术进步，成本会降下来。”赵红英说，“而且，我们可以先从高端市场做起，比如出口，比如高端包装，比如政府项目。另外，环保是大趋势，国家迟早会出台政策，限制不可降解塑料的使用，鼓励可降解塑料。到那时候，市场就打开了。”

    “您说的有道理，但那是将来。”林总说，“现在的问题是，您需要多少投资？”

    “第一期，五百万。用于建设中试生产线，完善工艺，做产品认证，开拓市场。”

    “五百万，不算多，但也不少。”林总想了想，“我们公司，对新技术，新项目，是有兴趣的。但投资，不是慈善，是要回报的。您这个项目，风险很大，回报周期很长。您能给我多少股份？”

    “我们愿意出让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百分之三十，不够。”林总摇头，“五百万，百分之三十，估值一千六百多万。您这个项目，现在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没有产品，没有市场，没有收入，这个估值太高了。我觉得，五百万，百分之五十，比较合理。”

    赵红英心里一沉。百分之五十，等于控制权就交出去了。虽然对方是外资，有技术，有市场，有管理经验，但控制权一旦失去，这个项目还是她的吗？

    “林总，百分之五十太多了。这个项目，是我们一手创立的，技术是我们找的，团队是我们建的，未来也是我们来做。百分之五十，等于把我们辛苦打下的江山，分出去一半。”

    “赵总，话不能这么说。”林总笑了，“没有我们的投资，您的项目可能永远停留在实验室。有了我们的投资，您才能建设中试线，才能工业化，才能打开市场。我们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百分之五十，不多。”

    赵红英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咖啡已经凉了，有点苦。她看着窗外，海面上，一艘货轮正在进港，拉响了汽笛，声音悠长。

    “林总，这样吧，您容我考虑考虑，也跟我的团队商量商量。”

    “可以，没问题。”林总很爽快，“不过赵总，我得提醒您，时间不等人。生物降解塑料，不是只有您一家在做。我听说，上海、北京，都有企业在搞，有的已经小批量生产了。您如果犹豫，机会可能就错过了。”

    “我明白，谢谢林总提醒。”

    林总站起来，跟赵红英握手：“那我等您的好消息。希望我们有机会合作。”

    “一定，一定。”

    送走林总，赵红英没有马上离开。她坐在那里，看着海，看着船，看着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蛇口，改革开放的第一炮在这里打响。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几个小渔村。现在，高楼林立，工厂遍布，港口繁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是无数人梦想开始的地方。

    她的梦想，也开始在这里。从乡镇企业，到家电配件，到现在想搞生物降解塑料，每一步，都走得不轻松。但每一步，她都走过来了。

    这一次，能走过去吗？

    五百万，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要，还是不要？

    要，意味着失去控制权，但项目能活下去，能发展，也许能成功。不要，意味着保持独立，但可能因为资金问题，项目夭折，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她想起很多年前，在村办厂，她跟齐铁军说的那句话：“俺们村办厂的车床，不比他们国营大厂的孬！”

    那时候，她年轻，有冲劲，不服输。现在，她还是不服输，但多了几分谨慎，几分算计。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事。她背后，是一个团队，是几十号人，是跟着她干了十几年的老伙计。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希望，都系在这个项目上。

    她不能轻易决定。

    赵红英拿出手机，想给齐铁军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意见。但想了想，又放下了。齐铁军现在在长春，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她？

    她得自己决定。

    窗外，天渐渐暗了，海和天融为一体，分不清界限。远处，港口的灯光亮了起来，像星星，一颗，两颗，越来越多。

    赵红英深吸一口气，站起来，结账，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