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递上去的时候，丁平在标题栏写了四个字——“长征调研”。不是正式的文种，不是规定的格式，就是一张白纸，钢笔手写，字迹工整，一笔一画，像刻出来的。他把纸放在桌上，退后一步，看了一遍，又拿起来，在“长征”两个字
走廊里很安静。声控灯在他经过的时候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在他身后又一盏一盏地灭掉。他的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有节奏的声响，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像节拍器。他走到楼梯口，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打开了一间很久没有人用过的办公室的门。
这间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朝北，窗户外面是一堵灰色的墙，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叶子很密，绿得发黑。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没有书，只有一层灰。丁平走进去，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那堵爬满爬山虎的墙。阳光从楼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那些叶子上，一片一片的，亮得像刷了油。
他在这里站了很久。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没有睡好。和二叔聊完汉东的事，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海里全是那些名字——高育良，李达康，赵立春，赵达功，祁同伟。还有赵宁。他没见过她，但她的名字在他脑子里转了一整夜，像一颗被扔进井里的石子，一直在往下沉，沉不到底。
他想起老首长送他的那本《宣言》。扉页上的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想起爷爷说过的话——“你奶奶说，小平找的人，一定是最好的。你等着看。”他想起自已这十九年，从九岁开始，就一直在做别人让他做的事。读书，跳级，上大学，读博士，进团中央。每一步都有人安排，每一步都走得很稳，但每一步都不是他自已选的。不是不愿意，是没有想过。现在他想想了。
他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拿起那张写好的申请，又看了一遍。“长征调研”——这四个字，是他自已写的。不是组织安排的，是老首长那本《宣言》里那些发黄的书页上，那些被前人画过线、折过角、写过批注的字里行间，慢慢渗出来的。
申请递上去之后，批得很快。团中央的领导找他谈了一次话，问了他的想法，看了他的调研提纲，点了点头。没有问为什么选革命老区和贫困山区，没有问为什么要去跟辍学青年谈话，没有问为什么调研周期要三个月。只是说了一句——“注意安全。”
他不知道的是，他前脚把申请交上去，他爷爷后脚就知道了。不是有人通风报信，是他在“紧急联系人”那一栏写了丁伟的名字和电话。团中央的人打过去核实的时候，丁伟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他放下电话，坐了很久，然后拿起桌上的内线，拨了丁建军的号码。
“你侄子要去革命老区调研，三个月。你跟你媳妇说一声。”
丁建军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爸，您是让我跟她说一声，还是让她跟着去？”
丁伟没有回答。电话挂了。
刘梦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家里浇花。她放下水壶，擦了擦手，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宁宁，你暑假有什么安排？”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甜，像刚摘下来的樱桃，带着一种让人听了就想笑的清脆。“姐，我正准备跟你说呢。我报了一个支教团，去贵州——”
“退了。”
“啊？”
“退了。跟姐去个地方。”
“去哪儿？”
刘梦看了一眼窗外。天很蓝，云很白，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
“去走长征路。”
丁平出发的那天，是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他背着一个深蓝色的登山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笔记本、录音笔、相机、一个水壶和一包压缩饼干。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登山鞋，是专门去商场买的，试了四双才选中这一双，鞋底很厚，踩在地上很稳。他站在院门口，跟爷爷道别。
丁伟站在台阶上，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头发全白了，但腰杆还是直的。他看着孙子，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然后点了点头。
“记得常打电话报平安。”
“知道了。”丁平看着他，笑了一下。“爷爷，山区可能没信号。”
丁伟沉默了一下。“那就有了信号再打。”
丁平点了点头，转过身，走出了胡同。他的影子在晨光里拉得很长，投在青砖地面上，像一个瘦长的、移动的问号。丁伟站在台阶上，看着那个影子越来越远，越来越淡，最后消失在胡同口。
他没有回屋。他在台阶上站了很久，直到那棵老槐树的影子从西边移到了东边，把他的影子吞掉了。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身后一百米的地方，一辆灰色的面包车正缓缓地跟着他。车里坐着两个人。开车的叫刘梦，副驾驶坐着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扎着马尾，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一条牛仔裤，脚上踩着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她的皮肤很白，眼睛很大，睫毛很长，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甜得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水蜜桃。
赵宁。
她手里拿着一袋零食，咔嚓咔嚓地吃着，眼睛盯着前面那个背着登山包的背影。
“姐，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丁平？”
刘梦点了点头。
赵宁又往嘴里塞了块零食。“看起来挺普通的。”
刘梦看了她一眼。“普通？他十九岁，经济、法律双博士，燕京大学第一名，全国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你管这叫普通？”
赵宁嚼着零食，想了想。“学历高不代表什么。关键看人品。”
刘梦笑了。“你跟他处一处，就知道人品了。”
赵宁把最后一块零食塞进嘴里，拍了拍手。“姐，我可没说要跟他处。是你非要拉我来的。”